这是秋天里的事。我背着枪在田野里已经转悠了好几个钟头，要不是那冷飕飕的霏霏细雨从一早起就像个老处女似的无休无止、毫不留情地缠住我，使我最终不得不在附近找个临时避雨的地方，在傍晚以前，我大概是不会回到库尔斯克大道上的客栈去的——那里有我的三驾马车在等着我。我正在考虑往哪边走好的时候，突然豌豆地旁边一座低矮的草棚映入我的眼帘。我走到草棚跟前，往草棚底下看了一眼，见到一个衰弱不堪的老头，我不由得立即想起鲁滨孙在孤岛上一个洞穴里发现的那头垂死的山羊。老头儿蹲在地上，眯着那双暗淡无光的小眼睛，像兔子一样急促而又小心地（这可怜人连一颗牙齿也没有）咀嚼着一颗又干又硬的豌豆，不停地把嘴里的豌豆从这一边挪到那一边。他专心致志地咀嚼着，竟没有发现我的到来。
“老人家！喂，老人家！”我对他说。
他停住咀嚼，高高扬起眉毛，竭力睁开眼睛。
“什么事？”他用嘶哑的声音含糊不清地问。
“这儿附近什么地方有村子？”我问。
老人又嚼了起来。他没有听清我的问话。我更大声地问了一遍。
“村子吗？……你有什么事？”
“我要躲雨。”
“什么？”
“要躲雨。”
“哦！（他挠挠那晒黑的后脑勺。）你啊，喏，这么走，”他突然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双手乱挥，“这样……这样，你从小树林旁边走过去，你一走过去，那边就有一条大路；你不要管它，别管那条大路，一直往右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阿纳尼耶沃村就在那边。从那儿还可以走到西托夫卡村。”
我好不容易听懂了老头的话。他的胡髭妨碍他说话，而且舌头也不大听使唤。
“你住在哪儿？”我问他。
“什么？”
“你住在哪儿？”
“我住在阿纳尼耶沃村。”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什么？”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看守。”
“你看守什么呀？”
“豌豆。”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得了吧，你多大年纪了？”
“上帝才知道。”
“你大概看不清楚吧？”
“什么？”
“你看不清楚吧？”
“不清楚。有时候什么也听不见。”
“那你怎么能当看守呢？算了吧。”
“这件事上头知道的。”
“上头！”我思忖着，不免怀着同情心看看这个可怜的老头儿。他摸索着从怀里掏出一块又干又硬的面包，像婴儿一样吮吸起来，使本来就凹陷的双颊吸得更瘪了。
我往小树林那边走去，向右拐弯，再往前走，按照老头的指点，一直往前走，终于来到一座大村落，那里有一座新式的石砌教堂，就是说，有许多柱子，还有一座宽敞的地主庄园，同样有许多柱子。透过细密的雨帘，我发现稍远些有一座竖着两个烟囱的木板屋顶的房子，它比别的房子高些，从各方面判断，可能是村长的住宅，于是我迈开大步向那里走去，希望在那里找到茶炊、茶水、糖和不太酸的鲜奶油。我带着我那条瑟瑟发抖的猎犬登上小小的台阶，走进穿堂，推开门，我发现里面并没有一般住户的家什，只有几张堆满文件的桌子、两个红色立柜、几只溅满墨水的墨水瓶，一只约一普特重的锡制沙箱和几支极长的鹅毛笔等物。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小伙子坐在其中一张桌子上，他面孔浮肿，带着病容，眼睛极小，前额发亮，鬓发很长。他衣着普通，穿着一件灰色土布长袍，领口和腹部沾满油污。
“您有什么事？”他仿佛一匹被人突然拉起头来的马，抬起头问我。
“这儿住的是管家……还是……”
“这儿是地主的总管理处，”他打断我的话。“我在这儿值班……难道您没有看到牌子？外面钉着牌子呢。”
“这儿什么地方可以烤干衣服？村子里谁家有茶炊？”
“怎么会没有茶炊，”穿灰色长袍的小伙子一本正经地回答，“您可以去找季莫菲神父，要不然就到仆人的家里去，也可以去找纳扎尔·塔拉西奇，或者去找家禽饲养员阿格拉菲娜。”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你这蠢货？不让人睡觉，蠢货！”隔壁房间里响起一个声音。
“来了一位老爷，他问哪儿可以烤干衣服。”
“哪一位老爷？”
“我不认识。他带着狗和枪。”
隔壁房间的床咯咯地响了起来。门开了，走进一个五十来岁的人，他个子矮矮胖胖的，脖子粗得像公牛，眼睛突出，腮帮圆鼓鼓的胖得出奇，满面红光。
“您有何贵干？”他问我。
“我想把衣服烤烤干。”
“这儿不是烤衣服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儿是管理处，不过我可以付钱……”
“那么，或许这儿也可以吧，”胖子说，“这样吧，您能到这儿来吗？（他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不过不是他出来的那一间。）您看这儿行吗？”
“行……能不能给我一杯加奶油的茶？”
“请等一等，马上就来。您先宽宽衣，休息一下，茶马上就送来。”
“这儿是谁家的庄园？”
“是叶列娜·尼古拉耶夫娜·洛斯尼科娃太太的。”
他出去了。我往四下里看了看：紧靠把我所在的房间同办公室隔开的板壁摆着一只巨大的皮沙发，在唯一临街的一扇窗子两旁兀立着两只靠背极高的椅子，也是皮制的。贴着绿底红花墙纸的墙面上挂着三幅巨大的油画。其中一幅画着一条戴浅蓝色颈圈的猎狗，画上写着：“这是我的快乐。”狗的脚下画着一条河，河对岸的松树下蹲着一只竖着一只耳朵、大得不合比例的兔子。另一幅画上画着两个在吃西瓜的老人，西瓜后面远远的地方是一座希腊式柱廊，上书“如意殿”。第三幅画着一个（按透视法）缩小的卧姿半裸女人，膝盖画得很红，脚后跟画得很肥。我的狗迫不及待地竭尽全力钻进长沙发底下去，那里显然积满了灰尘，因为它拼命打起喷嚏来。我走到窗口。从地主庄园斜穿街道到管理处的这段路上铺着一排木板：这是一种很好的预防措施，因为这一带都是黑土地，由于阴雨连绵，地上泥泞不堪。这座背靠街道建造的地主庄园周围的情景也和其他地主庄园周围的一般情景一样：穿着褪色花布衣裙的农家姑娘们在附近窜来窜去，男仆们在泥泞地里艰难地迈步，不时停下来，无可奈何地搔搔脊背。甲长的一匹拴着的马懒洋洋地摇着尾巴，高高地抬着头啃着栅栏。母鸡咕达咕达叫着，害肺病似的火鸡不断地互相呼叫。在一间昏暗破旧房子（大概是澡房）的小小台阶上坐着一个强壮的小伙子，他手里弹着吉他，正兴致勃勃地唱着一首有名的浪漫曲：
哎，我要离开这迷人的田园，
去那荒凉的地方……
胖子走进我的房间。
“给您送茶来了，”他笑容可掬地对我说。
那个穿灰色长袍的小伙子，管理处的值班员在一张旧的铺绿呢面的牌桌上放下茶炊、茶壶、垫着破茶碟的茶杯、一罐鲜奶油和一串硬得像石头的博尔霍夫面包圈。胖子出去了。
“这是什么人，”我问值班员，“是管家吗？”
“不是，先生。他以前是总出纳员，先生，现在升做管理处主任了。”
“难道你们这儿没有管家吗？”
“没有，先生。有一位庄园管理人，叫米哈伊拉·维库洛夫，可是没有管家。”
“那么有经理吗？”
“当然有：是个德国人，卡尔洛·卡尔雷奇·林德曼多尔；不过他不当家。”
“那么你们这儿谁当家？”
“女主人自己。”
“原来如此！……那么，你们管理处有很多人员吗？”
小伙子想了想。
“六个。”
“是些什么人呢？”我问。
“是这么些人：首先是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他是总出纳员；还有管理员彼得，彼得的兄弟管理员伊凡，还有一个管理员伊凡；科斯根金·纳尔基佐夫，也是管理员，还有我——这么多人，数都数不过来。”
“你家女主人大概有很多仆人吧？”
“不，不很多……”
“那么有多少呢？”
“大概有一百五十个。”
我们两个都不再作声。
“喂，怎么样，你的字写得很好吧？”我又说起话来。
小伙子咧开嘴巴笑了笑，点点头，走到办公室去，拿来一张写满字的纸。
“喏，这是我写的字，”他不停地笑着，说。
我看了看，在一张四开的浅灰色纸上用漂亮而粗大的笔迹写着：
命令
阿纳尼耶沃村地主家总管理处命令庄园管理人米哈伊拉·维库洛夫，第209号。
兹命令你接到此令迅即查明：昨夜何人醉后张狂，唱着淫秽小调经过英国式花园，致惊扰法国女家庭教师昂热尼夫人安眠？守夜人究竟在干何勾当，何人在花园守夜，竟容许此等狂乱之事发生？上述诸节着你仔细查明，并迅即呈报本管理处。
管理处主任尼古拉·赫沃斯托夫
命令上盖着一个很大的纹章印鉴，上面写着：“阿纳尼耶沃地主总管理处印。”下面的批文是：“切实执行。叶列娜·洛斯尼亚科娃。”
“这是女主人亲自批的吗？”我问。
“当然啰，先生，是她亲自批的：她总是亲自批文件，不然命令就不能生效。”
“哦，那么，你们准备把这道命令送到庄园管理人那里去啰？”
“不，先生。他自己会来看的。就是说，要读给他听，因为他不识字。（值班员又停下话头。）先生，怎么样？”他得意地微笑着，又说，“写得好吗？”
“写得好。”
“说实话，稿子不是我拟的。干这种事科斯根金是把好手。”
“怎么？……难道你们的命令还要先拟草稿吗？”
“可不是？一笔是写不出来的。”
“你拿多少工钱？”我问他。
“三十五卢布，还有五卢布鞋钱。”
“你满意吗？”
“当然满意。我们这儿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管理处的。说实话，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叔叔在地主家当差。”
“你的日子过得好吗？”
“好的，先生。我说的是实话，”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我们这种人，譬如说，要是给商人干活，日子会过得好些。我们这种人给商人干活，日子能过得很好。有这么件事情，昨天晚上有个商人从温纽夫到我们这儿来，他的一个雇工对我说……日子过得很好，没什么可说的，很好。”
“怎么，难道商人给的工钱多些？”
“上帝保佑！你要是向他要工钱，他会抓住你的脖子把你赶出去。不，你在商人那儿干活要忠实，还得小心。他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穿，全有了。你要是让他觉得称心如意，他还会多给些……你要工钱干什么！根本不需要……商人的生活也过得很简单，俄罗斯式的，跟我们一样：你跟他一起出门，他喝茶，你也喝茶，他吃什么，你也吃什么。商人……怎么能比：商人和地主不同。商人不胡来；这么说吧，他一生气，把你打一顿，事情就完了。他不唠唠叨叨，不嘲笑……可是跟地主在一起，你可就倒霉了！他什么都不称心：这也不好，那也不满意。你送上一杯水或食物什么的——‘哎哟，水有臭味！哎哟，食物是臭的！’你把它端出去，在门外站一会儿，又端进去——‘嗯，这回好了，嗯，这回不臭了。’至于那些太太，我跟您说，那真叫太太了！……再说，还有那些小姐！……”
“费久什卡！”办公室响起胖子的声音。
值班员连忙跑出去。我喝了一杯茶，躺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我睡了约两个小时。
醒来以后，我本想起身，但困倦使我懒得起来；我闭上眼睛，不过没有再睡。隔壁办公室有人在轻轻地谈话。我不由自主地细听起来。
“您说得是，您说得是，尼古拉·叶烈梅伊奇，”一个声音说，“您说得是。不能不考虑这一点，不能不考虑，不错……咳！（说话的人咳嗽了一声。）”
“请您相信我，加夫里拉·安东内奇，”胖子的声音说，“难道我不得这儿的规矩吗，您自个儿想想吧。”
“要是您不懂，那还有谁懂呢？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您在这儿可以说是头号人物了。那么，您说该怎么办？”我不熟悉的那个声音继续说，“我们该怎么决定，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怎么决定，加夫里拉·安东内奇？这件事怎么做，可以说，全听您的了：您好像不太乐意吧？”
“没有的事，尼古拉·叶烈梅伊奇，瞧您说的。我们是做生意，做买卖；我们的事情是做买卖。我们是靠做这种事过日子的，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可以这么说。”
“八卢布，”胖子一字一顿地说。
只听到一声叹息。
“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您要价实在太高了。”
“加夫里拉·安东内奇，不能再让了，我对天发誓，不能再让了。”
接下去是一阵沉默。
我稍稍抬起身子，从板壁的隙缝里看过去。胖子背对我坐着。一个商人坐在他对面，他四十岁光景，干瘦而苍白，像涂了一层植物油。他不停地摸摸自己的大胡子，频繁地眨着眼睛，抽动着嘴唇。
“今年的秧苗可以说长得格外好，”他又说了起来，“我跑了好多地方，一路欣赏。从沃罗涅什开始，一路都长得很好，可以说是一等品。”
“秧苗确实长得不错，”管理处主任说，“可您也知道，加夫里拉·安东内奇，秋天长的苗，春天难保好啊。”
“确实是这样，尼古拉·叶烈梅伊奇：一切都得听天由命，您说的全是实话……您的客人也许醒了吧。”
胖子转过身来……仔细听了一下……
“没有，睡着呢。不过，也许……”
他走到门口。
“没有醒，睡着，”他又说了一遍，回到原来的坐位。
“那么，怎么样，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商人又说起话来，“这点小事总得办掉吧……就这样吧，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就这样吧，”他继续说，眼睛不断眨巴着，“两张灰票和一张白票孝敬您老人家，那边（他朝地主庄园那边扬扬头）出六个半卢布。击掌吧，怎么样？”
“四张灰票，”管理处主任回答。
“这样，三张！”
“四张灰票，不要白票。”
“三张，尼古拉·叶烈梅伊奇。”
“三张半，一个戈比也不能少了。”
“三张吧，尼古拉·叶烈梅伊奇。”
“别再说了，加夫里拉·安东内奇。”
“真是个不好商量的人，”商人嘟囔着，“我还不如自己去找女主人解决。”
“悉听尊便，”胖子回答，“早就该这样了。其实，您何必多费心？……这样要好得多！”
“唉，好了，好了，尼古拉·叶烈梅伊奇。你真的生起气来了！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
“不，究竟怎么样……”
“行啦，我跟你说了……跟你说了，我是开开玩笑。那么你就拿三张半吧，拿你有什么办法。”
“我应该拿四张，可我这个傻瓜太性急了，”胖子喃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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