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婷译
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
亚伯拉罕说：“我儿哟，我在这里。”
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创世记》二十二之七
为了道义，不惜牺牲自己孩子的事情，自人类诞生后不久，就已经发生了。被誉为“信仰之父”的亚伯拉罕，为了道义，就准备牺牲自己的儿子，这个故事记录在《旧约圣经》的《创世记》中，十分有名。
真神耶和华要试探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在这里。”
真神说：“你带上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真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到了山麓，亚伯拉罕将以撒扶下马，然后让以撒背上燔祭的柴火，自己拿上火种和刀，两人一起往山顶走去。
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哟，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真神必定自己准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继续同行，终于到了山顶。
亚伯拉罕筑好祭坛，摆好柴火，捆绑起他的儿子以撒，放在祭坛的柴火上。亚伯拉罕伸手拿起刀，准备杀自己的儿子。
这时候，真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使者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不可害他。你不惜牺牲你的独生子，我已经知道你对真神的敬畏之心了。”
如此这般，以撒最终没有被他的父亲杀死。但是，亚伯拉罕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贞信仰，确实是毫不犹豫地准备牺牲自己的独生子。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信仰的到底是什么，道义的世界，是很可悲的。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看过一部《佐仓宗吾郎一代记》的电影。电影里，贪官污吏被宗吾郎的阴魂所折磨的画面，还有大雪天父子离散的画面，我至今都无法忘记。
宗吾郎最终决定告御状，在大雪天出发了。孩子们从家里的格子窗里探出头来，对远行的父亲依依不舍。“爹爹啊，爹爹啊……”孩子们声泪俱下，呼喊着父亲。宗吾郎用斗笠遮住脸，登上了渡船，任由大雪狂飞。
七八岁的我，看着那些场景流下了泪，但是，那并不是出于对哭喊着的孩子的同情，而是因为想象出了为了道义而抛下孩子的宗吾郎的心如刀绞。
就这样，在那之后，在我心里，又无法忘怀宗吾郎。同时我也预感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两三次像宗吾郎父子离别的场景那样心如刀绞的经历。
至今我这将近四十年的生涯中，幸福的预感大多会落空，但是不祥的预感却悉数应验。那父子相别的场景，不仅仅是两三次，而是接二连三、隔三岔五地重演着。
如果没有我，至少我周围的人会过得更平安些、更平静些的吧。我今年就要满三十九岁了，至今靠我舞文弄墨得来的收入，不过分地说，全都用在我的放荡不羁上了。而且，那所谓的放荡不羁，对于我来说，只意味着如被地狱般痛苦的闷酒和妖艳的女鬼紧紧抓住似的风花雪月，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而且，那些陪我一起放荡不羁、接受我响应的朋友们，也只会在一旁担忧我，同样也没什么觉得高兴的。结果就是，我将我所有的收入浪费在我的放荡不羁上，不能让任何人觉得高兴，而且老婆连买一个炭炉都要被我责怪“这个多少钱？你太奢侈了吧！”，然后我再成为一个任性妄为的丈夫。我很清楚这样并不好。但是我没能改掉这些坏毛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还是这样。我从出生到现在，大概是患上了什么麻烦的重病。刚生下来我就住进了一个类似疗养院的地方，至今我还是生活在那种精心疗养的环境中。即使是这样，疗养的费用，可能也抵不上至今我用于烟酒的十分之一。我真是个胡乱花钱的重病人。一个家族里，只要出了我这样的重病人，我身边的亲戚，个个都日渐消瘦，照样日日折寿。其实我死也无妨。写一些无聊的东西，就被人顺溜拍马阿谀奉承，但却让我的家人折寿，我真是个令人发指的罪大恶极的人。去死吧！
人说，没爹没娘的孩子也要活下去。我的情况呢，是因为有爹娘，我的孩子才活不好的，因为当爹的，把孩子攒下的零花钱都拿去花了。
所谓炉边的幸福，为什么我就办不到呢？我真是感到无地自容。那个炉边，让我感到无比恐惧。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我的工作告一段落。于是我起身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钱袋，看了一眼里面的钱，然后塞进了怀里。我一言不发地披上和服外套出了门。一群孩子在外面嬉戏着。那群孩子里，也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停止嬉戏，正对着我走过来，仰视着我的脸，我也俯视着他的脸。我们对视着，什么也没说。偶尔我会从袖兜里掏出手帕，用力帮他擤擤鼻涕。然后，我毫不犹豫地走开了。本该用来买孩子的零食、孩子的玩具、孩子的衣服、孩子的鞋的钱，一夜之间，像是一堆废纸一样，即将被我挥霍到我该挥霍的地方去，我朝着那个地方，毫不犹豫地迈着步子。这就是我所谓的，我的“父子离别”的场景。
一出门，我就常常两三天不回家。父亲正在某个地方，为了道义而玩着放荡不羁的游戏，带着下地狱般的心情游戏着，拼了命地游戏着。母亲则彻底死心，背着小儿子，牵着大儿子，出门去旧书摊里卖书。因为父亲不给母亲留下一分钱。
然后，今年的四月，又有一个孩子出生了。自从那场战火一烧，家里就缺衣少衫。这次产下的婴儿，襁褓呀被褥呀尿布呀，完全没有办法筹措到。做母亲的只有在一旁叹息，做父亲的却装作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匆匆出了门。
刚刚我才写下，是“为了道义”而玩着放荡不羁的游戏。道义？不该说些蠢话。你以为你是谁？你只不过是一个放荡病的重症患者，连活着的资格都没有。还说些什么漂亮话，为了道义什么的。所谓做了坏事还厚颜无耻，就是这种事。
那确实是“小偷也有三分理”，若想找，任何理由都找得到，但是，我心中的那块白绸子上，不知为何写满了琐碎的文字。而那些文字到底是什么，我也读不明白。打个比方，我心里就像是有十只蚂蚁刚刚从墨水的海洋里爬出来，然后它们在我的白绸子上爬来爬去，沙沙作响，总觉得爬满了很多又琐碎、又纤细的墨汁的足迹和很多模糊、令人心头发痒的文字。如果我能够完全明白那些文字的意思，我所谓的“道义”，大概也能向大家解释清楚了吧，但它就是那么复杂和困难。
我并不是打算用这样的比喻蒙混过去，要具体地说明那些文字，不仅是难事，而且是件危险的事。要是说错了话，就会变成令人作呕的矫揉造作和虚荣咏叹，还会变成惊天动地厚颜无耻的诡辩，还会成为淫祠邪教的神谕，甚至还会堕落为金玉其外的吹牛政治家大谈特谈的救国论，这些都不是没有可能。
那些肮脏的跳蚤和我心中那块白绸子上写下的蚂蚁文字，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我虽然很确信，但是无法用语言说明。而且现在，也不打算说明。用一种很矫揉造作的说法，那就是，如果还没到花开的季节，那就永远无法说清道明。
今年正月初十，寒冷的风呼呼地吹。
“至少今天要住在家里的吧？”妻子对我说。
“为什么？”
“因为可能会分配白米。”
“我去取吗？”
“不用。”
我知道妻子两三天前感上风寒，咳嗽得很厉害。她病怏怏的，如果还让她去抬米，实在是于心不忍，但是要让我亲自去排队领米，想想也实在是疲乏。
“没关系吗？”我问。
“我去领米，只不过要是把孩子也带去，实在是不好照看，那就请你留在家里，帮我照看一下孩子们吧，因为光是抬米就已经很重了。”
妻子眼里闪烁着泪光。
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上还牵着一个孩子，再加上自己感冒了，要抬一斗左右的米，那种辛苦，我不用看她的眼泪也很清楚。
“在的，我会在的。我会在家的。”
在那之后，大概过了三十分钟。
“有人在家吗？”玄关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出去一看，那是三鹰市的一家关东煮店的女佣。她说：“前田女士已经来了。”
“啊，是吗？”
说着，我已经把手搭在了挂在房间门口的那件外套上了。
那一瞬间，我也想不到什么漂亮的谎话，也没对隔壁房间的妻子打任何招呼，披上外套后，拉出抽屉乱搅一通，也没什么钱，就拿出今天早晨刚从杂志社送来的三张汇票，就着信封塞进了外衣的内兜里，出了门。
家门外，大女儿正站在那里。她见到我十分难为情。
“是前田女士吗？她一个人？”我故意不理睬孩子，询问着那个关东煮的女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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