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札幌，春天的脚步缓缓的。

白雪终于融化了，露出黑黝黝的泥土。春天似乎来到了，可是一阵寒风又会刮来片片的雪花，大地复又银装素裹，春天又悄然地隐去了。

如此春天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在晚冬的札幌，我的心情也似这气候一般反反复复。

“这次去东京，真的能有所作为吗？”

我这样问着自己，那年是昭和四十四年（1959年）的三月中旬。

在这之前，我已经打算辞去札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工作，决定去东京闯一闯了。

虽然还没正式提出辞职，但过了三月底辞职的意思已向主任教授说过，他也表示理解，周围的同事也大都已经知道了。

可我心里确实还是犹豫不决，时时地在问着自己：

“真的，你今后不会后悔吗？”

决定了的事又犹豫不决，也是有不少理由的。

首先，辞去了医生的工作，靠写小说能否维持生活，心里十分没有把握。

在大学的医院里，当了这么久的医生，我渐渐地对医术也有了些信心。然而现在却要抛弃这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去东京闯荡，这值不值得？

当然，至今为止，我写小说，得了新潮社的同人杂志奖，有两次候补直木奖和一次候补芥川奖，虽说都是候补，但作为一名新崛起的作家，已经在东京渐渐地为人注目，这一点我还是有点自信的。

可是，就凭这自信，便贸然去人生地不熟的东京，在那里当一名专业的作家，这又有几分的胜算呢？

就这一点来说，我对自己有没有自信就很难说了，说有吧，有些底气不足之感，说没有吧，又有些不甘心之叹。

就恰似这春天来而复去的北方气候，使人感到模棱两可，无所适从。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待在札幌是不会有什么大前途的。

“要去，现在正是时候……”一个声音在我犹豫不决的心里激荡起来。

至今为止，就我的生活打个比喻，可以说是穿着两双草鞋。这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不过对我来说，医生是一双草鞋，文学又是一双草鞋，我是白天在医院穿着医生的草鞋，而回到家里，业余或周末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是穿着文学这双草鞋的。所以说，当时我的精神始终是兼顾着这两个方面，说实在话，真是有些心余力绌、精疲力竭的感觉了。

看来是该决定最终穿哪一双草鞋的时候了！

心里是明白的，可行动就如猎人看见两只野兔似的，一下子无法果断地决定到底抓哪一只兔子。

正在这时，我所在的大学医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便是日本全国首例心脏移植手术的成功。

那是在昭和四十三年（1958年）八月，手术是由当时札幌医科大学胸外科和田寿郎教授主刀。由于是全日本的首例心脏手术，所以引起了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极大反响。

当时，我是在整形外科研究室工作，隔一条走廊就是胸外科研究室。由于感兴趣，于是便不断地向胸外科、麻醉科、内科、病理等科的医生乃至护士打听那例手术的情况。随着对情况的不断了解，我却渐渐地对那手术产生了疑问。疑问主要有两点：一是提供心脏者的死亡判断标准；二是接受心脏手术患者的适应性的判断标准，这具体的在此我就不想多说了。

总之，我当时写了对那例心脏移植手术持反对意见的文章。于是我在大学内便感到难以待下去了。

当时我才三十岁多一点，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但结果是自己把自己逼上了尴尬之地。

主刀的和田教授当时还兼着手术部的部长，所以我在手术部也就不能再待了。更有甚者，连我的主任教授也向我提出了警告，使我一下子厌烦起来，再也不想在这医院里待下去了。

为了避风头，有一段时间我去了地方上的医院工作，可那里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只要我一在什么科室出现，便会有人觉得我又要来窃取情报，写什么不利他们文章了。

说这些，是因为我当时辞去医生的工作而专业写小说，促使我下决心的便是那例心脏手术和由此而引起的种种不快。要是当时没有那场心脏手术，没有那些不快，也许我现在还在大学的医院或札幌周边地方上的什么医院里当医生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例心脏手术事件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医疗、新闻事件了，对我来说，应是人生道路上一个重大转折的契机。

本来我是不相信命运的，但一起突发事件能够改变人的一生，对这种在现实中存在的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我确实有着切肤之感！

从以上我辞去医生工作的理由可知，与其说我是想辞职，倒不如说我是不得不辞职的。正因为我是被逼着作出决定，所以便显得唐突和暧昧，这也给我留下了动摇不定的后遗症。

其他动摇不定的理由便是周围同事朋友对我的忠告。

例如，我决定离开医院时，同事们为我聚餐饯别，我的主任教授k先生曾对我说：

“如果改变主意，现在回来还不迟！”

这也许是先生考验我决定的一句玩笑话，可这确确实实地使我的决心动摇了。

另外还有札幌的女作家原田康子也劝我：

“写小说，还没有医生赚钱多呢。不去东京，改变主意现在还是来得及哟！”

也许这也是玩笑话，大家都是笑着说的，可对我来说，绝不是笑得出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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