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纽伦堡之旅(1926年)

游记(旅游回忆录)的作者,很不幸地,通常不能被列为——能为自身的行动作清楚解释的人;更不幸的是,他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解释对他自己或其他人而言,皆是合情合理的。

所谓的解释,也可以说是理由,在我看来,通常是十分暧昧的,因果关系是永远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获胜的,它只能在思想上获胜。一个彻底知性化的人,或确切地说,一个完全“超脱”其本性的人,是应该能够认识他生命中的一种永续不断的因果关系的,因其如此,他是有理由将他接触得到的因果关系与冲动,作为他唯一所能把握的东西,因其如此,他自身便能包藏他所有的意识。然而,我却从未碰见过这样的一个人,或这样的一个神。事实上,世上是没有一个人根据“理由”而行事的;一般人只是拼命地装着他们是根据“明理”而“行事”的,且装着很卖力的样子,但是,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虚荣与美德,而向别人夸示,他们是依理而行的。

以我自己的情况来说,我至少能够举出自己的一两个例子来证明,我自己的行动冲动——不是我个人的“理由”(理智)或“意志”所能解释清楚的。如果今天,我自问我由迪希诺到纽伦堡的秋季之旅,理由何在——前后长达两个月之久——我必然会严肃应之,但却无言以对。一年以前,当我在斯华比亚作短暂停留之时,我一个住在布劳贝伦(blaubeuren)的斯华比亚朋友曾向我抱怨说我一直没有到他家走走,于是我答应在我下次的斯华比亚之行时,一定设法弥补这个不敬。表面上看来,这是我此次之行的第一个动机。但是即使是这项承诺也有其背景与间接的理由,这是我后来才明了的。我虽然很喜欢去看看一个十分欢迎我前去拜访的老朋友,然而我天生是个喜欢安逸的人,且一向极力逃避旅行与群众,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前去一个遥远的小村落旅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我作这个承诺并不只是出于友谊或礼貌,其实还有其他原因——在布劳贝伦的名字之后,还潜隐着一种梦想及一种神秘、一种回忆,记忆与诱惑之流。首先,布劳贝伦是一个可亲的古斯华比亚式的小乡镇,一所古老的斯华比亚修道院的所在地。其次,布劳贝伦及那所修道院有一些著名而珍贵的东西可看,特别是一个歌德式的祭坛。但是,光是艺术史的诱惑还是不足以推动我前行。在布劳贝伦的情结里,还有其他东西的回响,一种斯华比亚式,带着诗意的东西,这种东西特别令我迷恋:在接近布劳贝伦的布劳托普(blautopf)曾住着一个可爱的劳小姐,这个劳小姐曾由布劳托普的地下游行到侬涅霍夫(nonnenhof)的地窖,然后在一个空旷的泉水中出现,然后从水面上浮上来——这个神话故事的作者如是写道。

而我对布劳贝伦的渴望也就是源起于这个迷人的神话。但是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理智才认识到,看一看布劳托普的真面目以及可爱的劳与她侬涅霍夫的地窖里的浴室,才是我欲望的目标,也是我答应前往布劳贝伦一游的主要原因。

我经常发现,不仅是我,即使是其他能为自己的行动提出理由的可羡的人儿,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这些理由而是出于某种爱意而行事的,我个人绝不否认我个人的这种特殊的爱意,因为它乃是我年轻时候最美丽、最强大的动力之一。在我年轻时,有两个诗里的女性乃是指引我诗性及感性的幻想力的高贵典范,一个是《地精》里的可爱的劳(lau),另外一个是《格林·汉尼希》这部小说里的美丽动人的朱迪斯(judith)。

许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想起她们,也没谈起她们的名字,更没重读过她们的故事。现在,突然想起了布劳贝伦这个字眼,我又再度看到了可爱的劳,看到她浮在水面的胸脯,看到她撞在地窖温泉的石块边缘的双臂,我会心地想了一下,我现在已知道我此行的动机何在了。除了可爱的劳之外——我几乎不敢巴望在她先前的住处里看到她——在我此行的憧憬里,还交织着我年轻时候以及它所热切追求的梦幻世界的回忆,我对诗人莫里克、古老的斯华比亚的俗语、游戏、神仙故事,以及我童年时代的语言与景物的怀念。

实在说来,不管是我的故居或我孩提时候的城市,皆无法在我身上产生类似的魔力,我重访过它们太多次了,因此它们对我已完全失去了魔力。但是“布劳贝伦”这个声音所唤起的意象,却将连结我的心灵与我的青春、故土及同乡的一切仍然活着的联系集中起来。所有这一切关系,回忆与情感皆在爱的象征——可爱的劳——之下浮现出来。当然,我还没有觉察到一种更强大的魔法。

我对一切懵然不知,它们还没进到我的意识里,刚开始,此行完全是为了一种承诺——而这种承诺也许在两年或十年之后,才会兑现。

之后,在初春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个邀请,前去乌姆(ulm)作一次公开的朗诵。如果在其他任何时候,我一定会循例写一封礼貌的明信片,表示歉难接受等等,然后事情便了结了。但是来自乌姆的这次邀请却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来到,是时我的生活很不如意,我被忧虑、责任、沉闷压得喘不过气,而且来日也嗅不出一些欢畅的气息,在这种静极思动的情况下,出外一动自然是一件乐事。因为这样,我乃没有写出这封礼貌的明信片,而是再把这封邀请信读了一次,这时我已开始想到乌姆就在布劳贝伦附近,我将邀请信搁在书桌上一两天,然后我决定接受了,但有一个条件,朗诵会不能在严冬,而必须在春天或初冬举行。乌姆的有关人士将时间安排在11月初,我接受了,但是心里头却有一点保留,我对所有远期的约会一向有这种顾忌,但是我还是接受了,因为我暗自想着:“反正到时候无法分身的话,再打个电报表示我的歉意并不迟。”

由于当时是春天,距离11月份尚远,我对这个约会并没有想得太多。我心里头还盘据着其他思绪与顾虑,即使偶尔想起乌姆的事情,我也只是略为后悔地想到,我自己又再度被我自己都不相信其价值的一种场合所诱惑了,到时候,它又将变成一个烦人的责任了。演唱者、演奏者与演员的职业必须在公开场合上亮相,因此他们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出现之前6个月或一年里,不断地重复烦人的练习,而他们的职业也要求他们不受表演时的情绪与念头所左右,如此他们才能自由自在地去表演。但是对于一个作家,一个深居简出的乡下人,一个学究式的沉默寡言的人来说,想到下下个月的12号,要在某个城市举行一次公开的朗诵会,无论如何是会感到恐慌的。如果他非得将就不可的话,那么他便必须将一切事情搁下好几天,打点行李,核对时间表,在陌生的城市里旅行,住在旅馆,然后又要对着一群陌生人大声朗诵自己的诗作。因此,一个诗人如果是为了虚荣心、名利欲,或是为了好旅游,而被诱来从事公开朗诵的话,那么他往往必须为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

在我动身前几个月的情形是这样的:夏天来到了,是时我生命的旋律并没有好转,我对外界的挂虑一直笼罩着我,同时,我的老嗜好绘画与阅读已失去了它们大部分的魅力,因为我的眼疾已愈来愈严重。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希望的实现又将落空了,我的生命必须在一种新的标示之下才能再度求得意义。

经过了多年来的努力与牺牲,我已成功地为自己建立了一个隐居之所,我可以隐藏在这个安乐窝里自得其乐,也可以在我这个小世界里追求我的游戏与罪恶、思想与幻想、阅读、作画、饮酒、写作——现在,这个希望总算得到实现了,但是我却将这个实验完全享受光了,虽然我的眼睛又灵活起来,但是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与作画——却已不再是一种乐事,当这种状况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令人有如坐针毡之感时,某种新的状况,一种对生命的新尝试,一种新的“肉身成道”——一如以往我时常经历过的——便告出现了。

现在的问题是去体会我痛苦的极限,闭起眼睛,尽量把自己看淡一点,默默地承受命运。从这个观点来看,11月初的乌姆之旅毋宁是一件乐事。即使此行一无所获,它至少可以给我带来转变、新的景物、新的人儿。再说,它还可解除我的寂寞,使我尝一下人间烟火,多关心人间世事,总而言之,它毕竟是我一个入世的机会。很好,这是值得一试的。

于是,我便开始展开了旅行计划。在前往乌姆朗诵之前,我要先行往访布劳贝伦——无条件地先访布劳贝伦。我要到那儿去看看我可爱的劳,看看我的老友,我绝不愿意把我在公开朗诵之后经常发生的失望与厌恶,带到那里去。因此,我准备在10月底就动身出发。但是从我住的迪希诺村(ticino)到布劳贝伦,有相当长的一段路,因此我必须设法把这段遥远的旅程切成好几个写意的小片段,尽量使它愉快一点,易于消化一点。无论如何,我决意在苏黎世稍事停留,在那里我有不少朋友,如此住处有了着落之后,我便毋须担心住在旅馆的恐怖,我可以略微享受一下城市生活,音乐、美酒、电影或许还有剧院。但在另方面,我仔细一算,这次的旅行可能要花不少钱,在乌姆朗诵的酬谢金只够几天的旅游费用,光靠这些钱是无法从事几个星期的旅游的。因此,当我突然接到奥格斯堡(augsburg)的另外一个朗诵邀请时,我毫不犹豫便接受了。据我所知,从奥格斯堡搭火车前去乌姆只有两个小时的行程,因此我根本没有必要作中间的停留。我特别指定,奥格斯堡的朗诵会必须在乌姆朗诵会之后两天举行,于是我们便达成了协议。

现在,我旅行的计划已变得更重要,而且成行的可能性也更大了,因为现在我欲往访的已不只是乌姆及奥格斯堡,以及那些古老可敬的斯华比亚城市而已,从奥格斯堡,我可以顺道前往慕尼黑,我在那儿有许多朋友,而在许多年以前,我亦曾在那儿度过一些美好而快乐的日子。

我临时将我的计划通知我在苏黎世、乌姆及慕尼黑的朋友;热情的回音与邀请更使我的游兴倍增,而且经过了一番考虑之后,我认为在一天的时间里,由苏黎世赶到布劳贝伦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在清晨七八点钟就出发,这在晚冬时分是有点太早,但是毕竟作一点小牺牲是值得的,会心地笑了一下,我把火车的时刻记了下来。

在夏季里,我的主要行业并不是文学,而是绘画,因此只要我的眼睛状况许可,我便坐在我们美丽的森林的边陆地带的栗树下,十分勤奋地画着水彩画——阳光普照的迪希诺山丘与村落的绘画,4年以前,我还自以为我对这个地方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熟悉,而4年以后,我对它的一草一木甚至更为熟悉,且更感亲密。我图画的纸夹已愈来愈厚了,就像岁月的逝去一样的轻巧,一样地不引人注意,在不知不觉之中,田野变得更黄了,清晨变得更冷了,而黄昏的山色也变得更浓了,我青色的色彩必须加上更多的金色与红色。突然间,麦田变得光秃一片,9月到来了,夏日之后的清澈来临了。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里,我绝无法像这个季节般地听到如此清脆的生命之声,在其他的季节里,我绝不会像现在这般饥渴而小心翼翼地啜饮着大地的色彩,就像品酒家喝下了他最后一杯的名贵葡萄酒一般。

此外,在这个季节里,我在绘画方面也有一些小成就——我对绘画始终怀有相当的野心——我卖出了几张画,而一家德国月刊也答应某人写的有关迪希诺的散文由我作插画,我曾看过插画的清样,也收到了我当艺术家的酬报,我曾半开玩笑地想到,有天我或许能够彻底逃避掉文学,而以更具吸引力的画家这一行为生。就这样,我过了几天的好日子。

但是当我欣喜过望,用眼过度,而致无法继续画画时,许多秋天的景象又告出现,不安的情绪又再度袭来。如果说,我现在的生活状况正在下降,如果我决意出外走动、旅行游览、改变一下环境的话,那么我还等着作什么。于是,在9月底,我便决定动身了。

现在,突然间我有许多事情做了。我现在必须为几个星期的旅行打点行李,此行我无意全部过着一个旅行者的生活,我只想舒舒服服地到处停留,最后能抽空画画或写点东西。无论如何,我必须随身携带我的绘画材料及我中意的几本书。西装与衬衫必须准备齐全,纽扣必须配齐,破损的地方必须补好,我所有的衣柜与抽屉全都打开了。

但在最后一刻,我准备在朗诵会上穿的黑色西装,样子不好看,必须大事修改一番。就在货车关上门的前一刻,我又接到了纽伦堡寄来的一封邀请信,希望我能直接由奥格斯堡前往纽伦堡一行。这个邀请有待考虑。纽伦堡十分适合于我这次的旅行,而且额外的花费也不大。于是我接受了,但是我答应在奥格斯堡5天之后才能前去。这中间相隔的时间,或许足够我以悠闲的姿态云游于奥格斯堡与纽伦堡之间吧。

现在,我已可以动身出发了。苏黎世是我的第一个目标。之后,我打算在巴登略事休息,那儿有硫磺温泉,我可在那儿作一次温和的疗养。但是我的行李车已经出发了,当我携着手提包准备出发时,9月的骄阳正开始明亮地照射着,葡萄园已长满成熟的蓝葡萄,在这时节前去阴寒的苏黎世旅行,真是活受罪。但是我根本没想到此行我将错过了葡萄的丰收季!解开行李,足不出户,再缩回我急欲逃避的“过热之茧”——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罗卡诺(locarno),我有几个许久不见的朋友。在那儿,我不必跟阳光与葡萄道别便可开始我的新生活。于是,我决定先往罗卡诺一游。

我选择得很对,罗卡诺的确是我旅行的一个好的开始。我在布里欧内(brione)与哥多拉(gordola)的艳阳高照的山边,吃了好几磅的甜葡萄,或者由于独处太久了,我十分乐于坐下来与此间的朋友谈天说地。

我在罗卡诺一共待了5天,而第三天一早,我就感觉到旅行的好处之一,我居然没有收到信件!邮件所带来的一切烦恼,一切请求,以及对我的眼睛、心灵及情绪的一切不合理的要求,都突然不见了!当然,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解脱而已,到了下一站我将停留久一点,如此,不如意的事件便要跟着来了,至少是信件将尾随着我而来。但是至少今天、明天及次日,我是没有信件的,我又像个人,像个上帝之子了,我的眼睛、思绪、时间与情绪又将再度属于我了,仅属于我及我的朋友而已。出版商不会再来警告我,印刷厂不再来向我要回校订稿,也不会再有人来请求我签名,不会再有年轻的诗人或学生登门向我求教,更不会受到某个德国疯人协会的威胁信与谩骂信的骚扰,这一切令人气闷的事绝不会再来侵袭我,我将可享受到安静与平和!

老天,只是因为一连两天没有接到信函,我才第一次看出我一天要吞下这么一大堆没有价值且难以消受的垃圾(信件)。几天不看报纸也同样令我意识到我一天要看多少没有用的东西(不过现在我已好几年不看报纸了);每天浪费这么宝贵的晨间时间去看这些腐蚀人心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是多么不值得啊!

现在有机会摆脱掉这一切,能随心所欲地去决定思索些什么、忘掉些什么,以及幻想些什么,是多么快意的事啊!更重要的是:不必经常被提醒着文学,提醒着自己所属的阶级与行业——一种身份不明而且并不十分光彩的职业——但是一般入世未深的年轻人却误将自己的才气投入这一行!我经常试图退出这种骗局,而每次在失望之余,我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是十分残酷的,它所要求于诗人的并不是他的诗文与思想,而是他的地址与人格,喜欢他时便对他尊崇备至,不喜欢他时便把他一脚踢开;看上他时把他捧上天,看不顺眼时便把他贬得体无完肤;中意他时不计代价地宠溺他,不中意时便翻脸唾弃他。所谓世态炎凉,莫此为甚。

曾经有一次我借由匿名之助,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成功地表现了我的思想与幻想,既不受盛名与敌意之累,也不受冷嘲热讽所干扰,但是后来我被识破了,新闻记者蜂拥而来,把我团团围住,在众人的严加逼问之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曾以匿名写稿。我短暂的喜悦便至此结束,其后我便成为黑塞,这个大名鼎鼎的文学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能向自己施加的报复乃是拼起老命写一些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欣赏的东西,这样一来,我的生活便变得平静多了。

然而,我还是无法完全免于别人的注意。一个我所认识的读者,有一次居然热烈地高呼我为《乡愁》(petercamenzind)一书的作者。这真叫我脸红,面对这样的人,我能说些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说,我已经记不得那本书了,我已15年没读过它了,它在我的记忆中已跟《沙金根的号角手》混得模糊不清了?而且,我嫌恶的并不是作品本身,而只是它对我生活的影响;确切地说,由于我的作品获得完全出乎意料的成功,我乃被迫永久投入于文学,后来我虽然花费了极大的努力,但是仍然无法从中脱身。他可能完全无法了解这一些,他会把我对文名的嫌恶,解释为虚伪做作或故作谦逊。无论我再怎么解释,他都会误解我的,因此我只是略显羞涩地不发一语,并尽早逃开。

当我继续我的旅程之时,我决定一路直驱苏黎世,如此便能经验到另外一次的旅游之便;因为只要一上路,要道别便变得容易多了。记得前几回,当我辞别我罗卡诺的朋友,打道回府时,我总觉得我们下次相聚可能要等待一段长时间了,在这种离情依依的情况下,分离对我来说,往往是一件困难而令人沮丧的事。

在这方面,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看得开的人,因为我不会看轻及憎恶感情与情怀,我往往会自问:我们真正是依赖什么而生活的?如果不在我们的情感之中,我们到底要往何处去寻求生命呢!荷包装得满满的,银行一大堆存款,锦衣玉食,乃至美女陪侍,如果没有什么情感的话,又有何用?不管我多么厌恶他人的感伤,但是对于我自己的感伤,我却始终珍爱有加,甚至有点溺爱它。感情、爱意,以及对情感激荡的敏感感应,这些都是我的天赋,为它们我必须付出自己的生命本能。如果我是一个以依赖体能为生的摔跤手或拳击手的话,没有人会认为我不应该把我的体力视为我生命的第一本能。但现今这个时代对诗人的要求,以及诗人对自身的期许却是他们正应该憎恶诗人之成其为诗人的这些品质——对灵魂的易感性、恋爱的能力、热爱生命及放射生命光芒的能力,将自己投身于感情世界,并自其中体验超乎古今世俗的东西——他们必须憎恶这些东西,必须引此为耻,必须警戒一切所谓带有感伤色彩的东西。好吧,既然他们如此执迷不悟,就让他们这么去做吧;我个人可不愿与他们为伍,我个人的情感比世界上所有聪明的东西,更亲近我心,亲近千倍以上,只有它们才能使我在战争期间,避免涉入这些聪明人的感伤,介入他们对枪林弹雨的欢欣鼓舞。

就这样,我怀着欢畅的心情离去了。

一路上,我经过了许多在我生命中扮演过某种角色的地方:g.schenen,flüelen,zug,特别是brunnen。我马不停蹄地经过了这些地方,我情愿沉醉在苏黎世里。当然,苏黎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我来说,它乃意味着带有亚洲文物的地方,在那儿,我有好几个在暹逻待过许多年的朋友,在他们家里,我可以寻回成百个有关印度的回忆,我可以嗅到大海与远方的气息,稻米与咖喱的气味迎面扑来,金光闪闪的暹逻神座照射着我,神情肃穆的佛陀神像直视着我。从这个古异的洞穴进来而进入音乐、展示会、剧院,甚至是电影的现代世界,无疑是一种“纯粹的喜悦”。

即使在今天,我对这个城市仍然怀着乡间孩童式的态度。我发觉自己很难将这个城市全部吸收进来,因此我情愿让自己被它的一景一物所迷惑;在街车里,我看过无数张面孔,见到无数个招牌,我赞叹骑着脚踏车、双手插在口袋里,专心地听着自己吹的口哨的机械匠或学徒,我仔细地观察着站在混乱路口的警察,用他戴着白手套的手,指挥着疯狂的车辆,我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被电影院的广告所吸引,我目不暇接地望着一家家商店的橱窗,惊异地发现居然有这么多的书本、玩具、皮衣、雪茄,以及其他迷人的东西,然后我又偷偷溜进小巷后街里,看看果菜摊贩、二手货商店,以及一些廉价品的零售店。

无论是在米兰或苏黎世、慕尼黑或日内瓦,我逛街的最后一站通常是这种紊乱肮脏的侧街小巷,而我最后的歇脚处不是在郊区的运动俱乐部,便是在布置简陋而低俗的小酒店。

想着,想着,终于到了苏黎世,事先我曾拜托我朋友的太太爱丽丝到车站来接我,我坐在车站的餐厅等着她,并叫了一杯马康酒。天气很冷,我打着寒战,声音嘶哑,我真后悔不在巴登停留,后悔好久没有回去迪西诺。还好,没多久爱丽丝就来了,我们搭车子到她家,一进门就看见她家的那尊大佛像,对着我作嘲笑状。我朋友的太太曾赞成我一路旅行下去;如果我不耐地放弃的话,那我一定会后悔的。所谓不耐,我想,你们比较正常的人一定不知道我们这种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晚上没有睡好觉,如果我们次日一大早就必须起床,在火车上坐上好几个钟头,安排计划,履行义务。我在气恼之下,次日便拒绝早起,一直睡到我满足为止,反正起床之后,还有充分的时间打电报。

谢谢老天,昨夜跟今晨总算还过得不错,我朋友回来了,我们一起进餐,喝了一杯酒,我吃了一点安眠药,当晚的确睡得不错,次日约在10时至11时之间,才起床。

吃过中饭之后,我又开始任由命运的摆布,往德国的边境行进。现在,我才清楚地认识到,一开始我马不停蹄地一路开往布劳贝伦的旅行计划,以及一大早在火车上苦苦磨蹭,根本是错误的。我不应该直赴布劳贝伦,而应该先在杜特林根(tuttlingen)下车,然后在那儿过一夜,即使爽约晚一天到朋友家及柯罗兹尔·布雷(zleblei)亦无所谓。

我只好听天由命地坐在车厢里,对面坐着一位胖胖的生意人,膝上盖着一张毡子,正沉睡着,窗外的景色飞逝而过,昔日我所熟悉的康斯坦士湖、莱因河,以及莱因瀑布一一呈现在窗前,后来海关人员进来检查我们的护照,海古山脉(hegau)已呈现在我们眼前,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昔时我生活在这里的种种情景。没多久,我们就到达了西根站(singen),我突然想起,我有几个朋友仍住在这里,我不应该过此而不去拜访他们。但是我很快就了解,在我拟定我的旅行计划时,我何以没有想起西根及这些朋友,因为我不太愿意回想起我住在康士坦斯湖的岁月是有其原因的。当我打开窗户,向外张望时,有一位穿着制服的人走过来礼貌地跟我说,火车将在这里停留40分钟。这样也好,我下了火车,打电话到城里,我的朋友带着他的太太跟儿子飞奔而来,我上次看到他儿子时,他还是个小孩子,如今已变成大学生了。一见面,我们相谈甚欢,当40分钟到了时,我匆匆上了车,像是了却了一件心事,心里轻松了不少。

在还没到达杜特林根之前,天色已经黑了,灯光亮了起来,我对面那个生意人,一个撒克逊人,醒来立即开口说话。他似乎满腹怒气,他是从意大利来这里做生意的,不管在意大利或在瑞士,他似乎都干得不如意——“你听,”他说,“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你是骗不了我的。生命根本是骗人,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你能骗多少就有多少。”

我完全同意他谈话的内容,但是却不同意他的语气,我一直保持沉默,而到了杜特林根时,我心里觉得很舒服。现在我已到了斯华比亚,我的家乡了,我打算在一个斯华比亚的城镇度过一夜。车站里有个饭店来的脚夫,我跟着他前去一家古雅的旅店。这家旅馆是一座建筑坚固的古老大厦,房间很舒服,我用冷水清洗一下我那仍然发热的眼睛之后,便叫来一份鸡汤当晚餐。鸡汤很对胃口,由于我对这个城市仍很陌生,因此我决定到城里四处逛逛才回旅馆睡觉。

我将外衣的衣领翻起,燃起一根雪茄,然后出外溜达。

我也已经认识了主要街道,因此我便转进第一条侧街,踏过了一些木材,登上了一个草木丛生的斜坡。突然间,月亮出来了,皎洁的月光反射在一池清幽的水上,屋顶的尖顶直指着苍茫的长空,四周静寂无声,后院的篱笆后传来了狗吠声。我沿着起伏不平的路面踱步,过了一道小桥才折了回来,冷水的清香触起了我的思情,这里的屋顶尖顶正像我家乡的一样,当我想起了家乡,想起了我愚蠢的人生以及我孤寂的老年时,月亮又再度现出脸来,从屋檐下看过去,它显得又小又洁静,此时我又忆起了我的童年。我想起了我立志当一位诗人的那一刻(虽然在此之前,我已曾写过诗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12岁时在拉丁学校所用的读本里,常有一些有关腓特烈大帝、大胡子伊夫拉德(everard)的诗歌、故事与轶事,这些东西我读起来都感到兴趣盎然,但是其中我觉得最神妙、最迷人、最美丽的东西乃是霍德林所写的一首诗——芬芳醉人的《夜》。这首诗我经常反复歌咏,而在一种既感神妙狂热,又觉畏怯之中,我终于得到了一个信念:这就是诗!这就是诗!我平生第一次从我父母所操的语言中,感受到一种深度、一种圣洁、一种震撼力,当我还是个学童,完全不解其含意时,这些不可思议的诗歌居然在我心田激起了一种预言的魔力、一种诗的秘密!

……夜月出来了,

在众星的烘托下,出奇的冷艳,

它唯我独尊地放射着皎洁的光芒,

目中无人地升起于山巅,

悲凄的冷漠里,

不失其雍容华贵的气质。

虽然我年轻时也读了不少诗,而且读得十分热心,但是没有任何一首诗像我童年读的这一首那么令我着迷。后来,在我21岁首次读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诗时,我才感受到同样的震慑力,霍德林的那首诗随即撞击到我的脑海里,我童年时首次与艺术对遇的那一股惊异之感又重新涌现出来。

在霍德林的月光下,我沿着溪旁的沉睡街道,慢慢地踱步回到我的旅馆,与我年轻时代的一个庇护所不期而遇,既叫我震惊,亦令我感到快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继续在我年轻时代的深井里,听到那种声音。

次晨在用过了早餐之后,我发现到杜特林根城已失去了魔力,这错不在我,也不在于我无法在白天发现这个城市的有趣之处,而是我自己的观察使我确认,整个来说,杜特林根是一个相当沉闷的城市。但是这个发现并没有使我感到难过,我照样沿着湖边的路走回到那个有尖屋顶的地方,除了月亮跟夜晚的优雅气氛之外,所有的一切皆跟昨夜一模一样。我暗自庆幸,我昨夜来到这里正是时候,因为在那个宝贵的时刻里,杜特林根正是一个神仙故事里的神秘城镇。

现在,我可以了无牵挂地离开这个地方了。我买了一份三明治,在车站里领回我的逻逻制手提箱,然后心满意足地登上了火车,这班拥挤的星期日列车是开往美丽的多瑙河河谷的。

我看到了明艳阳光下的布隆(beuron)与温伦瓦格(werenwag),我很想下车前去探访这些引人的胜景,但是一想到我布劳贝伦的朋友,必然因为我昨日没有出现而大感失望,他们可能正焦急地在等着我,我便强令自己安静地坐定下来。不久,火车便投入浓雾里,在河谷的一个弯曲处,阳光消失了,我几乎已分辨不出车站月台上的地方名称。当我在午后不久到达布劳塔尔时,我发现这儿的天气亦同样的灰暗、薄雾茫茫。我亲爱的朋友来了,我们站着对看了一下,这些年来,我们都没有什么改变,我相信我们彼此都感到深挚的喜悦。至少对我这个离开童年家乡达二十年之久的人来说,我自然无法掩藏内心的快活与温暖,每次见面发现自己从小认识的朋友居然没有什么改变,激动之情,真非言语所能表达而出。

我们之间的友谊可以回溯到我们14岁之时,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保持着他那时候的娃娃脸,即使他现在走起路来已带着一种教授型的稳健步履,蓄着一个大胡子,一脸沉重的表情,且头发已经斑白,它还是无法瞒得过我的,直到他死亡之日为止。我敢说,我这位童年时的朋友,在我心田里仍将保持着他15岁时的模样;我相信,我在他的印象里也是这个样子。

久别话旧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兴致勃勃地沿着沉闷的街道一直走下山谷,一面走路一面聊天,由于谈兴正浓,我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个洋溢着喜气的小城市里充满着人形屋顶的古色古香的住宅,过了住宅区,我们便进入了幽静的修道院区。

突然间,我想起了可爱的劳,我向我朋友提起她的故事,提起她在侬涅霍夫地窖里的石板浴室,并告诉他说,对我来说,这个地窖及这个浴室是布劳贝伦最重要的东西,我要求他带我去看看这个浴室。但是我朋友对地窖及浴室的事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也开始怀疑,这个故事是否只是莫里克杜撰出来的一个美丽故事而已。后来,我们碰上一个人,他是修道院的管理者,他是一个负责的看管者且是布劳贝伦名贵古物的鉴赏家。当我向他解释我的请求,详细地描述莫里克故事里所叙述的情节时,他的脸突然亮了起来。是的,的确有这么一个地窖,而且确实还有一个连接它与布劳托普的地下水道。我们约定次日见面,见面之后我们便相偕前往我朋友现在住的一个过去为修道院的大宅,他的太太很热心地接待我们,并马上招待我们吃中饭。我吃了斯华比亚的马铃薯沙拉,喝了一些上好的淡贝西该梅酒(besigheimer),这是我回到故乡后首次用斯华比亚语讲话,我现在已不是外地的绅士了,而是本地的同胞兄弟,我现在已不是一个土里土气的隐士了,现在当地人已找我问东问西,打听昔日的同窗好友、过去的师长,以及他们的子女的消息了。在此地的修道院,我遇到了一位教授,他的父亲是我过去就读的拉丁文学校的董事。我约定明天要见面的另外一个同学,现在已是一名乡间牧师,他的孩子现在也在这所拉丁文学校就读。当我的主人很小心地进食,摸着他的大胡子,以及跟他的太大用极其体面的话交谈时,我仔细地端详着他,我看到了他眼角的小皱纹,但是这一切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分别,他在我心目中仍然是个小男孩时代的威廉。

我在布劳贝伦一家修道院的附属建筑住了两天,建筑的形状极其吓人,但是我倒觉得它十分可亲。然而我并非一天24小时皆觉得很快活,夜晚我难以入眠,而且周身觉得不适。我忧虑地想着乌姆的约会,我渴念地忆起我在南方的“老窝”,有时我则以十分羡慕的眼光望着我的朋友——他已有了地位,积极地在做事,每天都有责任要执行——但是这些在我心里只不过是芝麻小事,我并不把它们看得十分认真,而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皆十分重要而写意。

碰到几个昔日的修道院的老师,真是一种意外的喜悦,他们过去常把我看成怪物;因为在我15岁那年,我曾经因为忍受不了学校生活,而逃离了修道院,后来这件事几乎变成一个传奇故事在这所学府流传着。但是现在的情形如何呢?这些拥有着一副光滑柔嫩的可爱娃娃脸的漂亮年轻学生,是否跟我们在修道院学校就读时同样年岁呢?在这些前额及男孩发型之后,是否为着跟我们过去一样的问题而困扰着?他们是否跟我们过去一样渴望着沉浸在辩证与哲学的世界里?他们是否跟我们一样有着炽热的理想呢?我的朋友也认为,时下的年轻人在修道院里的学校生活比我们那时候轻松得多了,他们虽跟我们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他们所受的困扰却少了许多。但是谈到这些话时,我亲爱的威廉已不再是个15岁的少年了,而我当然也已年华不在,我们的眼角边已有许多皱纹,而我们斑白的头发已清晰可辨。

我们的侬涅霍大地窖之行多令人兴奋呀!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走下一个古老的梯道,经过了一个阴暗的地下室入口而进入一座高耸、建筑坚牢而古朴的石壁地窖,向导为我们指示绕行处,而地下水道便是自此伸展出去的,这时我已忍不住地问起有关浴室的事,向导用手电筒照射着屋内的一角,在粗糙的石壁之间终于显现出一块铺设较为平滑的水泥地,它看起来显然比其他石壁新一点,这就是劳的浴室!在这一块倒霉的水泥地涌出了秘密的冷水,可爱的劳便在这里游泳,而她的胸脯也就是在这里浮起的。

我们并没有问起,今日的斯华比亚人是否已完全不相信神明了,他们是否真的不知道神明附身在劳及莫里克身上以及这些神奇的事迹,在这方面,斯华比亚比德国其他地方都要来得丰富。我们宁可让那些恼人的问题存而不论。

斯华比亚的神学家与语言学家似乎都有赶火车的习惯,然而在最后一刻钟,他们却都能赶上火车。而我们似乎也有同样的情形,中世纪以惊人的速度结束了,而我也必须赶往乌姆作公开的朗诵。我们在间发之间才赶上火车的,但这也使我们逃避掉了话别的依依之情。次日黄昏时分,我们抵达了乌姆。

现在,我突然想起我忘了提起我在巴登作客期间的一个小事件。有一天在医生的诊察室里,我遇见了一个来自乌姆的人,他这次也邀请我到他家作客,现在他正跟我一个乌姆的老相识在火车站里等我,这位老相识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曾引我到这个城市游览。我被引到一个一团和气的家里,这一家的大大小小都令人觉得和蔼可亲,我在这里并不觉得陌生,我人还是在斯华比亚。但在另方面,我在这里却必须履行我的责任。但是既然来到这里,我就必须开始思考我的朗读,虽然我一肚子不情愿——即使到现在,我还是无法弄明白我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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