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样的观点对我毫无用处，可是我却很喜欢和父亲的新关系。这使我又开始眷恋故乡，好几年来，我对故乡一直抱着冷漠的态度。当我动身离家时，对于这次的重返故乡一点也不后悔，决定以后要与父母维持更好的关系。
因为弦乐演奏旅行和工作的关系，我有好一阵子没有去伊姆德家拜访了。当我再去时，发现莫德已经是伊姆德家的常客了，以前是只有我陪他才去的。老伊姆德虽然对他依然冷淡，甚至有些怠慢，但葛特露德好像和他成了好朋友。这使我十分高兴，我没有嫉妒的理由。我相信像莫德与葛特露德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大概只是因为趣味相投才在一起，不可能会互相满足和相爱。看到他与她一起歌唱，两人美妙的声音合在一起，我也不会瞎猜疑。他们两人体态优雅，身材修长。他沉郁而严肃，她明朗而活泼。不过最近我发现她那天生的明朗渐渐消失了，显得疲倦而阴郁。她常常认真地观察我，带着好奇与关心，像个郁闷的人般地和我交换眼神。这时候我就向她点点头，用愉快的眼神回报她，于是她才勉强地挤出微笑。看在眼里，我觉得很痛苦。
不过这种观察并不常有，平常的葛特露德还是像往昔一样明朗活泼，神采飞扬。因此我认为那样的观察只是自己在钻牛角尖，或是她一时的不舒服而已。只是有一次我真的大吃一惊。当时有一位客人正在拉贝多芬的作品，她在黑暗中倚着椅子坐下，以为谁也看不到她。一两分钟以前，在明亮的大厅里，她才以开朗活泼的神情接待过客人。但现在，她却陷入沉思中，很明显的，她根本对音乐无动于衷，任脸上的表情自然显现，像个孤苦无助的小孩一般，显得疲倦、不安与恐惧。这表情持续了好几分钟。看到她这样，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她正在烦恼什么，忧心什么。光是这样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最令我不安的，还是她对我依然装出明朗的笑容，把一切都隐瞒了下来。演奏完毕，我立刻走到她旁边，和她并排坐下，谈起一些不相干的话题。我有意无意地，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个冬天对她来说是个不安稳的冬天，我也觉得不舒服。最后，我们谈起春天时，我们一起演奏、歌唱、商量歌剧的开头的情景。
于是她说：“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然后她再也没有说什么，不过，这是她的一个告白，因为说这话时她显得认真而诚恳。从这句话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我由衷地感谢她。
我很想向她提起夏天的情形。她的态度的转变，以及在我面前所表现的小心与谨慎，怎么看都是可喜的征兆。看到她因为少女的自尊受到伤害而尽力防卫时，我十分感动。可是我什么也不敢说，她的不稳定使我痛苦。我认为我必须遵守我们私下的约定。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与女性打交道。我犯下了与海因利希·莫德相反的过失，也就是我像对待朋友一般去对待女性。
因为我无法一直认为自己所注意到的只是自己在钻牛角尖，也因为我对葛特露德的态度转变只了解了一半，所以我开始减少去拜访的次数，也尽量避免和她做亲密的谈话。我要保护她，不让她更加的畏惧与不安，因为她看来还是那样的烦恼和痛苦。她也感觉到我的谨慎，似乎很高兴的样子。我期望随着冬天的过去，热闹的社交活动结束后，我们两人那宁静美好的时光就会重现。我愿等待。可是这位美丽的小姐时常使我痛苦，不禁使我渐渐地不安起来，我觉得情形有些不妙。
二月来临了，在这我渴望已久的春天里，我依然紧张而又烦恼。莫德也很少来我这里，冬天时，他忙于歌剧，最近有两家大剧场重金礼聘他，他还没有做出决定。他好像已经没有情人。至少他与萝蒂决裂以来，我没有在他那里看见过女人。
在最近庆祝过他的生日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过他。
一股想要见到他的欲望催促着我。由于和葛特露德关系的改变、工作过度和冬天累积下来的疲劳，我很想找他谈一谈自己的烦恼。他端给我一杯樱桃酒，谈起舞台的事，他显得很疲倦，精神涣散，但却还神情稳重。我一面听他说，一面打量他的房间。我想要问他，还有没有去伊姆德家，这时我无意中看到桌子上放着写着葛特露德字迹的信封。我还来不及想清楚，内心就涌现出了惊恐与苦涩。也许那只是一封邀请函，或是一封出自礼貌的回信。但我不知道要如何使自己相信确实是这样的一封信。
我竭力保持镇定，不一会儿就走了。我已经彻底明白了，虽然我不想明白。也许那只是一份邀请，或是个微不足道的偶然。但我知道事情并不是那样。我一下子领悟了最近所发生的一切。我想仔细地调查，冷静地等待事态的发展。但这样的想法不过是借口和逃避而已。事实上，我已经被利箭刺伤，伤口也已在流血化脓了。我回到家里，迷乱逐渐消去，恐怖的真相有如冰一般贯穿我的全身，我觉得自己的生命被破坏了，自己的信仰和希望全都付诸流水。
有好几天我既不流泪，也不感到痛苦。我什么也不想，就决定不再活下去了。我的求生意志已经荡然无存。我早已不考虑死是否必要，或者死是否快乐，而是像从事一件工作那般地去考虑死。
在死之前，我非去拜访葛特露德不可——事实上我也真的去了。这么做是为了寻求答案，确定事实，虽然我心里认为一切已经无所谓了。当然，从莫德那里也可以得到答案的，不过我不想去他那里，即使他的罪愆比葛特露德的轻些。我到葛特露德那里，没有遇到她，第二天我再去，跟她和她的父亲谈了几分钟，随后，她的父亲以为我们要演奏音乐，就离席他去。
她一个人坐在我面前，我又好奇地凝视她。她虽然有些变了，可是依然美丽如昔。
“葛特露德小姐，”我直截了当地说，“原谅我又要再麻烦您了。去年夏天我给了您一封信——现在我能得到那封信的回复吗？我必须出门旅行，也许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我会等您的，直到您自己……”
她脸色苍白，惊讶地看着我，于是我替她说了。“您想说‘不’吧？我也是那么认为的。我不过是想确认一下而已。”
她悲哀地点点头。
“那么是海因利希了？”我问道。
她又点点头。她突然害怕地握住我的手。
“请您原谅我！不过，请您不要对他做出什么来！”
“我根本没有想到要对他做什么，您放心。”我说着不由得微笑了。因为我突然想起了被他殴打的玛丽昂与萝蒂，虽然她们是那样死心塌地地爱他。很可能他也会打葛特露德，那会彻底破坏她那高贵耀人与充满自信的气质的。
“葛特露德小姐，”我又再一次说道，“请您再想想！不是为了我。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莫德是不会使您幸福的，再见！葛特露德小姐。”
我的冷静依然没有动摇。葛特露德终于开口了。那口吻和我曾经从萝蒂那里听到的一模一样。她像病人般地看着我。“请您别这样就走，这太过分了！”这话说得我心都碎了，我好不容易才抑制住了自己。
我握住她的手说道：“我并不想让您痛苦，也不想伤害海因利希。但请您等着看吧。请您不要被他征服。他会把他所爱的一切都毁灭掉的。”
她摇摇头，放开了我的手。
“再见！”她低声说，“我没有错。请您不要误会我和海因利希！”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回到家里，像从事工作似的，把重要的事物一一安排妥当。在这期间，悲伤不时哽在心头，有时觉得仿佛要吐血，但我一点也不在乎，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在剩下来的时间里，身体是好是坏早已不是问题了。我整理了完成了一半的歌剧乐谱，留了一封信给泰札，要他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作品留下来。另外，我也在用心考虑该如何死。我不想让父母为我的死受到惊吓，但却又想不出可能的办法。事实上这也不是很重要的，我决定用手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怎样死的问题都只是像梦幻般地浮现在我眼前。只有一个念头是确定的，那就是我再也不能活下去了。因为在我所下定的决心的冰冷外表下，我已经感觉到对长久地生活的恐惧。那生活用空虚的眼神恐怖地注视着我，这远比黑暗、冷淡的死亡更令我感到丑陋和恐怖。
第二天午后，事情告了一个段落，我想再一次到城里转一下。有几本书得还图书馆。知道自己晚上就会死了，我觉得很平静。我像一个遭受到意外伤害的人，处在半昏迷状态中，我横躺着，虽然想象得出所有的战栗和痛苦，却不曾感到有什么痛苦。受伤的人都想要在真正的痛苦袭来之前死去，我也有这种渴望。一旦自己恢复知觉，就得一口喝干那一满杯能置自己于死地的毒酒的恐怖，远比那真实的痛苦更为恼人。于是我急忙赶路，办完事情，立刻就回家了。为了不经过葛特露德的家，我稍微绕了一下路。因为我知道，要是看到那幢房子，我就会被自己所急欲逃避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所击倒，所以还是躲避的好。
我就这样回到自己的家里，松了一口气，打开大门立刻爬上楼梯，这才定了心。要是现在还有悲伤跟在我后面，向我伸出利爪，或者有什么恐怖的痛苦在我心中的什么地方骚扰我，那么在我自己和解脱之间也只剩下几步和几秒而已。
有一个穿制服的人对着我从楼梯上走下来，我怕自己会被拉住，急急地闪过身让他走过去。他脱下帽子，叫我的名字。我踉跄地注视着他。被别人叫住、站住，使得我被恐怖攫住了。我突然感到疲倦万分，即将倒下去，虽然离自己的房间只不过数步之遥，却怎么样也走不到了。
在痛苦中，我还是瞪着这个陌生人。由于疲倦已极，所以我坐在楼梯上。他问我是不是病了，我摇摇头。他手里拿了什么东西，想要交给我，我不拿，于是他硬塞在我手里。我抗拒着，并且说：“我不要。”
他喊女房东，但女房东不在。于是他伸手到我的腋下，想把我撑上去，我知道自己无法挣脱了，他也不会让我一个人待在那里，于是我奋力地站起来，自己先进去房间。他也跟进来了。他怀疑地看着我，所以我给他看我那不良于行的腿，装出腿很疼的样子。他相信了。我翻翻钱包，给了他一马克，他道谢过后仍然把我没有拿的东西塞在我的手里。那是一封电报。
我疲倦已极地站在桌旁思索。我还是被拦住了。我的决心还是被破坏了。在那里的是什么？是电报。是谁打来的？谁打来的都无所谓，反正与我毫不相干。现在这个时候还来电报，未免太残酷了。在万事都已安排妥当的现在，在最后的瞬间还来电报！我转身一看，桌上还放了一封信。
我把信放进口袋，毫无疑问的，这是有人想要来扰乱我。有人不让我逃避痛苦，要让我饱尝痛苦而死，不留下一丝刺伤、啮咬和痉挛的痕迹。我不想看。但是电报却让我坐立不安，让我思绪混乱，让我不知所措。我坐在电报前面，望着电报，斟酌着到底要不要打开来看。当然，这是妨害我的自由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电报会把我弄得这样心烦意乱。我久久地坐在桌旁，觉得电报中隐藏着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要强迫我去忍耐我想要逃避的难忍的痛苦，我没有勇气打开。最后，我颤抖着双手，慢慢地打开来看了。我鲁钝地读着电报内容，仿佛翻译陌生的外国文字似的。电报里写着“父病危，速回，母”。我渐渐明白了电文的意义。昨天我还想到父母，担心自己一定会使他们伤心，不过这也只是表面上的思虑而已。现在父母提出了抗议，坚持他们的权利，硬要把我拉回去。我立刻就想起了圣诞节时与父亲的对话。父亲说，年轻人基于利己主义和独立的感情，一旦愿望不能获得满足就会放弃生命。相反的，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与别人的生命结合在一起的人，就不会为了自己的欲望而走上那条路。现在我就受到这样的牵连。父亲病危，只有母亲一个人陪着他，她要我回去。父亲的死和母亲的困窘并没有立刻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自己正在啃噬更大的痛苦。但我也知道现在不允许我再把自己的负担加在父母身上，不能不理睬他们的请求，自顾逃开。
黄昏时我已经准备妥当到了车站。心里不情愿，却又不得不去买了票，把找回的零钱放进钱包，走到月台上，上了火车。我坐在角落里，做好了夜间长途旅行的心理准备。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周围，向我点了点头，就坐在我的对面。他问了我什么，但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不想被打扰，于是什么也不想地凝视着他。他咳嗽了一下，拿起黄色的手提皮袋，去找别的座位了。
火车在黑暗中盲目地、毫无知觉但却踏实地向前飞奔，完全像我一样，好像丢失了什么，又想要挽救什么。过了好几个钟头，我把手伸进口袋里，碰到那封信。心里一边想着这东西居然还在，一边打开了信。
这是出版商写来告诉我音乐会与报酬的信，他说情况顺利，一位慕尼黑的大评论家评论了我的作品，他向我道贺。信中附了一张用我的名字做标题的剪报，上面长篇大论地评述现代音乐的状况，有华格纳和布拉姆斯，然后评论我的弦乐与歌曲，对我用了许多赞美与祝福之词：当我读着这些小而黑的字体时，我慢慢明白这是在写我，我将会在人世间享有盛名，将会受到世人的欢迎。在那瞬间，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封信和剪报解除了设在我面前的障碍。我出乎意料地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世界。发现我并没有消灭也没有沉沦，而是活在这个世界里，并且属于这个世界。过去那五天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只是模糊感觉到的事情，还有自己想逃离的事情，现在全都回到了我的脑海里。一切都是那样的可厌、痛苦和可耻，令人难以忍受。一切都在宣告死亡，但我并没有付诸实践。现在我也只得不实行死亡了。我必须活下去，必须愉快地承受下去。我该怎么做呢？
听着火车隆隆前进的响声，我打开车窗，看见黑暗的土地，伸着黑色枝桠的伤感的光秃秃的树木，大屋顶下的农家和远处的山丘都在向后移动。所有的一切看来都活得那么不情愿，都活在苦恼和反感中。我心里只是悲伤地想着，会有人觉得这一切很美吗？“这是神的旨意吗？”这首歌浮现在我的脑际。
无论我如何努力地想观看窗外的树木、田野和屋顶，无论我如何努力想倾听车轮的节奏，无论我如何热切地想思索脑海中遥远的事物，也都持续不了几分钟。父亲的事情几乎想也没有想。父亲和树以及黑暗的土地全被遗忘了。我的思绪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和努力，回到了不该去的地方。那里有古木参天的庭园，庭园里有幢房子，入口有棕榈树，所有的墙壁都挂满了古老而黝黑的绘画。我走进去上了楼梯，从古画前面走过。谁也没有看到我，我像影子般滑过去。那里有一个修长的女士背朝着我，一头浓浓的金发。我看见她与他拥抱着。我的朋友海因利希·莫德带着他所惯有的忧郁与残酷的微笑。我明明知道他会污辱、虐待这个金发少女，却又无可奈何。让这个最美丽的女人落在这个专门毁灭人的可怜男人手里，真是又愚蠢又无意义，一切爱情与幸福全都化为乌有。这真是又愚蠢又无意义，可是事实就是如此。
当我从睡眠中醒来——或者可以说是从昏迷中醒来，看到窗外已经发白，灰色的天空慢慢亮了起来。我伸了伸僵硬的四肢，觉得不安与忧虑。眼前所见，只觉伤感与破败。我第一次想起了父母。
天色还是灰蒙蒙的清晨，我看见故乡的桥和房子渐渐靠近。在车站的恶臭与喧闹声中，我觉得非常的厌烦和疲倦，几乎不想下车了。我提了简单的行李，登上了最靠近的一辆马车。马车在光滑的柏油路上跑着。不久转上略略冻结的土地和凹凸不平的铺石路，停在我家宽敞的大门前。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扇门关闭起来。
可是现在大门关闭着，我慌乱而又惊恐地拉了拉门铃，但是没有人来开门，也没有回音。我抬头看着自己的家，仿佛自己处在又愚蠢又令人难堪的梦中，一切都被封闭得死死的。马车夫一脸诧异地在一旁看着我，静静地等着。我心情郁闷地走到另一个入口去。我很少从那个入口出入，这几年更是从来没有走过。那里的门开着，里面就是我父亲的账房。我走了进去，那些照旧穿着灰色上衣的职员都安静地坐在那里，那里布满灰尘。我一走进去，他们都站起来跟我打招呼，因为我是继承人。干了二十年簿记员的克雷姆向我鞠躬致意，悲伤而诧异地看着我。
“为什么把大门关了？”我问。
“那里没有人。”
“我父亲到底在哪里？”
“在医院里，夫人也在那里。”
“他还活着吗？”
“今天早上还活着，不过不知什么时候——”
“是吗？究竟是什么病呢？”
“咦？啊！我明白了。毛病还是出在脚上。大家都说诊断错误。疼痛来得非常突然，老爷的惨叫声让人不忍卒听。于是立刻送进医院。现在确知是败血症。所以昨天两点半我们给您拍了电报。”
“是的，谢谢。快拿牛油、面包和一杯葡萄酒来。还有马车也准备一下。”
大家忙了起来，窃窃私语着。随后又归于平静。有人拿来了杯盘。我吃了面包、喝了葡萄酒，然后坐上了马车。驱马快奔，不久我们就到了医院大门口。戴着白帽的护士，以及穿着蓝色条纹上衣的男看护在走廊上走来走去。有人拉了我的手，把我带到病房去。我抬起眼睛，只见母亲对我含泪点头。躺在低矮铁床上的父亲变得很小。父亲那灰白的短髭一根根竖起，看起来异常刺眼。
父亲还活着，他睁开眼睛。虽然还在发烧，但他依然认出了我。
“你还在搞音乐吗？”父亲低声地问。那声音和眼神还是像以前一样善良与诙谐。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疲倦地用带着嘲讽的智慧的眼光看着我。我觉得他已经看到了我心里，已经看清楚了一切，已经明白了一切。
“父亲。”我说。但他只是微笑，再度用半带讥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那眼光已经显得涣散了。然后他又闭上眼睛。
“你的脸色可真难看。”母亲拥抱着我说，“这给你的打击真的那么深吗？”
我什么也没有说。随后立刻来了一个年轻的医生，后面跟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医生，他们给垂危的病人打了吗啡，但那双慧眼却再也不睁开了。它原来一直是无所不知地观察着一切的。我们坐在父亲身边，看着安睡的父亲。父亲平静了下来，我们看着父亲的脸色改变，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父亲又活了几个小时，到傍晚才咽下最后一口气息。我只感到无端的悲伤和深沉的疲劳，睁大干涸的眼睛坐在死者的床边。天黑时分，就那样坐着睡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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