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落影——怀念先生

破晓时分 朱西甯 第2页,共2页

真的老虎守在那儿,

它金色的眼睛为你指路。

为了和朱先生一家见面,我和赵放弃会议安排的台湾中部观景之旅。二天后,即六月四日,朱先生特意让他的老朋友、作家舒畅,来六福客栈接我们。街道如棋盘格子的台北,不容易弄错。但电话里朱先生坚持这个安排。舒畅先生来了,一头白发,可以与朱先生比美,会说地道的四川话,爽直脾气,火爆言语。

我们在朱先生一家经常去的酒楼先喝茶。在舒畅先生离开的一会儿,朱先生对我和赵说,四十五年前舒畅来台湾时,只身一人,匆忙中只得把妻子和襁褓里的儿子留在武汉,此后音信全无。等了三十多年,允许访问大陆时,他赶回大陆,寻找亲人。妻子“文革”中跳楼自杀,已有十多年,儿子已过中年,有家有小,到台湾来住过,父子合不来,离台回去后几乎再无联系。等到的失望,比等待的希望更加残酷。舒畅这才发现,留在这世界上的本态,是单身一人。

我天生有个缺点:怕见生人,与人相处时间稍长就紧张。才间隔二日,从下午二点到晚上十点多饭余,我一直和朱先生在一起!先是天文来,后是天心、小盟盟和慕沙夫人来。从来没有说那么多话,许久没有那么打心眼里高兴。我很少真正能亲近一个人,对有的人是简单的喜欢,我心里清楚:对整个朱家不仅是深刻的喜欢,而是敬爱。

那一日别后,我们回伦敦,回大陆,彼此信件传真没断。我保留着朱先生的信:“一般所谓的‘一见如故’只是一种夸张渲染,你们伉俪与舍间的初晤,才是名实相符,真的是有缘。”

他这样的信,令我温暖,而心里最想的是,不久就会有一日再见。

果然,九七年年末,我在台湾的出版人、作家隐地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饥饿的女儿》获奖一事,在电话里与我商量去台湾的计划。说完,他却“顺便”告诉我:朱西甯先生患癌症,住了医院。

我特意去店里挑了张祈祷的卡片寄去,心情沉重,母亲重病已有些时辰,日日牵挂里多了一个人,那就是朱先生。我一心想早点有台湾再次行。

马上到了第二年,即九八年一月,收到天文在这月二十一日信和一册兰草小年历,说她父亲去年十二月中旬住院,元月上旬恢复顺利,出院。又说她父亲在医院得知我的书与天心的《古都》一起获联合报九七年最佳书奖,非常欣悦。

这封信,使我松了一口气:原来又是一个“误诊”!让朱先生知道他对我写作的一贯支持,并没有“看走眼”,也使我欣悦,还有些说不出来的安慰。

台湾再次行被搁浅,被其他事给隔开了。谢谢隐地先生,他说,有一张飞机票为我留着。

却不料三月下旬,隐地先生来传真,提及朱西甯先生已走。看着传真,我即刻呆了:整个台湾突然被削去一半,那个有位亲人长辈的一半;余下的一半,又重新陌生了。我真是非常非常明白,以后再去台湾,台湾已不再是有亲人长辈的台湾;我也不会有安全感,像以前曾想的,若有一日我没有家,朱先生会收留我。但朱先生现在不在了。

我就是这么来看待朱西甯先生。说实话,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他,我对台湾文坛完全不了解。想起那次临离开台北时,与初安民一起喝咖啡,说起与朱家的见面与长谈,他十分惊讶,说他们是隐士,受人尊敬,却太孤傲,不轻易与人来往。我想他们对我优容有加,只是对我的褒携。

现在回想,除了朱先生对我——一个热爱文学的大陆人,两次在《中央日报》隐匿姓名小说评奖中力争,并写评论,使我这个在大陆从不受赏识的作家无法不感慨,尤其是之后,他写了那连载《中央日报》整整三日的长文《写自己?还是写自传?——看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可能那时癌细胞已找上他。在他生命的尽头,寄来三页剪报,错排处一一朱笔修改。

如此长文,我读了之后,感动之余,可能反而觉得生分了。我给他写回信,写得很短,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但我总以为有机会再见到他,就像在图书馆第一次见到那样,而一切可能的“隔”,会重新消失。

而现在讲,已太迟。在伦敦的日子,与一个人相处,清静,淡泊,生活也逐渐简单。我坐在桌前,写作前想的就是朱先生文章里的话,事实上,那的确是朱先生在世留给我的最后的话。

他让我不要学“外在世界萎缩,不得不凝视内在,微观自我”的所谓“新生代”作家,而保持“广阔的宏观视野”。他对“新生代”的总结真是一语中的,我很庆幸我没有厕身任何一“代”。

他又说,“落叶自归落叶,落影自归落影,空里东飘,地上西移。”这几句禅语似的话,玄机极深。我想了一年,觉得是想通了。但禅语的理解,是不可言说的,只能放在心里。

重读作品,是对一个作家的最好纪念。我一直在读朱先生的作品,他在我的阅读里返回,不再走了,不再离开我。多好,有此妙方,就能常常见到他,与他说话,告诉他那些无法对人说的话,失去他的心,不再发出痛喊。

朱先生在评论我的书时,借用《神曲》中的例子说,如果心灵不能相通,“就那么老是错身,以至穿身而过,休怨缘悭一面。倒是这憾相逢相绝相浑而不相识,尤难相知。”

每想起朱先生时,我最大的欣慰就是我们见了面,相识了。而在作品中,我们真正相知了。

白芝当年研究朱先生的《破晓时分》时,开场用了一首当代诗人默温(w.s.merwin)的诗,题为《挽歌》,只有一行:

我拿给谁看呢?

朱先生不在了,我这点文字拿给谁看呢?这么点犹疑,使这篇小文耽搁了一年多。这点文字不是给慕沙夫人和天文天心天衣看的,她们的悲痛终究要平复,而我这点文字只能使她们回想起痛楚。

是的,是给我自己看的,我的心路历程上,朱先生曾经给我指点一段路,谁再会指点我?在前面,那个岔路口,会是他吗?

一九九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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