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里面就写，黄油装在玻璃瓶里面，油汪汪的，黄澄澄的，很好看。奶奶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用，就每天看看它，拿出来擦一擦再放回去。可是后来奶奶死了，奶奶是饿死的。为什么饿死，因为那个时候饥馑，没有口粮，她把所有的东西都给萧胜吃了，是自己把自己给活活饿死的。

后来萧胜就被父母带到口外去生活了。可是渐渐父母那里也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了，也开始吃一些粗食。有一天父母的单位开干部会议，干部吃得还不错，他们就吃黄油烙饼。萧胜坐在家里面，闻到食堂飘来的黄油烙饼的香味，他就问爸爸，爸爸，为什么他们吃黄油烙饼？为什么他们吃黄油烙饼？

爸爸被问得没有办法，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母亲就一直很沉默。后来母亲腾一下站起来，把那两罐从奶奶家原封不动带回来的黄油拿出来，兑上一点糖，加了一些白面粉，烙了两块饼给萧胜吃。小说里就写，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然后他就痛哭起来，接着大喊一声，奶奶。

在这样一个大历史中，有无数的家庭身上覆盖着同一出时代的悲剧。可是小说里，是这瓶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从何而去的黄油，让萧胜跟他的家人在咀嚼这场饥饿的命运的时候，嘴巴里面有了很复杂的滋味。

汪曾祺在小说最后两句，用一种极为含蓄、内敛跟婉约的笔触，点出了这个层次，他写：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我讲到这里，各位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在讲一种生命的残酷呢？我觉得也不是。年轻的时候我的确是会比较注意命运机关中残酷的那一面。我觉得所有的年轻人都这样，特别容易痛，全身的神经末梢都打到最开，你跟世界任何一点碰撞都觉得遍体鳞伤。

可是我现在是中年人了，我奔四了。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就是扶着腰站在路中间，因为这时候腰椎真的也不大行了。这时候你会往前看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可是你更会往背后看，看看你是怎么走来的。

年轻的时候大概不会这么想。年轻的时候是后面所有的东西都哗哗哗地追赶你，你就一直要这样往前跑。上学，考试，谈恋爱，失恋，再谈恋爱再失恋，或是找工作，辞职，再找工作……但是经过这些之后，活到现在，我开始渐渐感觉到它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2017年年初有一天，我在家里闲到发慌，好像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刚好这是一个空档，我想那就整理一下旧箱子好了。其实我家也不大，就是一个三房两厅的公寓。因为我们搬了很多次家，人家说三搬当一烧，我家这样已经不知道几烧了，所以其实东西也不多，也没有什么真的了不起的东西要整理。

在整理那些旧箱子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一叠文件，薄薄的，也不多。但是很奇怪，这么多年来它就在我家，我一直没看过。我很无聊，就把它打开来，里面是我爷爷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些证件。很薄很少，就几张。

我是看到这些东西之后，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不认识我爷爷。当然不是那个“不认识”，因为我爷爷也是很早就过世了。我只知道他是1949年到台湾的一个军人，除此之外我完全不知道他前半生的任何事情。

这时候我意识到一件有点奇怪的事，好像眼前一直都有东西遮着你都没有注意到，这时候突然掀开了。我所谓的不知道，是连我家里人对他的事情几乎都绝口不提的。各位不要以为我的家族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家族，他们是一个很爱讲人家闲话的家族，所以这很不合理。

这个时候我找到了一个文件。它上面写的是战车第一营中尉排长某某某在缅北战役有功，所以他得到了一个奖章。这是奖章的执照。奖章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弄丢了，但是这张纸因缘际会还留了下来。

说起来也是很惭愧，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缅北战役。当然很感谢网络，我就上网开始查，知道了一些背景知识。缅北战役中，日军有一个指标性的挫败，也就是盟军的一个很重要的胜利，叫作瓦鲁班战役。瓦鲁班战役的重要性不只是当时它完成了很重要的战略推进目标，还包括它当时缴获了日军的关防，缴获关防是大事。

缔造瓦鲁班大捷的主力部队，就是我爷爷所在的战车第一营。接下来我又读到了当时战车第一营赵振宇营长的回忆录。他的回忆录里面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战一营在瓦鲁班大捷后稍事整顿，由战二连第二排担任尖兵排，在翻过丁高沙坎的一处隘口后，即遭到隐匿在山背后原始森林中的敌人战防炮猛烈轰击……排长黄德信中尉也因战车着火跳出车外，被敌人战防炮射中腰背，炮弹在他背上划出一道血淋淋的沟，鲜血染红了全身，幸亏美军的装备齐全，即时将他用轻型飞机空运至印度东部的野战医院才保全了性命。

为什么是美军？战车第一营的编制有点奇怪，它的人员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补给由英军负责，但装备与训练是美军的，指挥权也属于美军。它直属的是美军的布朗上校以及当时太平洋战区的总指挥官史迪威。

我马上就想起来我母亲说的一件事，她说以前到了夏天，我祖父穿着白色的棉纱背心做山东大饼，就会看到他背上有一个极大的伤痕，那个伤痕大到像是半个背都被削掉了。她说我祖父母都是很简单地说打仗受的伤，其他的也不怎么谈。

我爷爷其实就是一个小人物，他如果是一个高级将领的话，可能我不想知道他的事情全世界都会一直来跟我讲。可是他是一个小人物，所以我只能在这中间抽丝剥茧找到点蛛丝马迹。

其实也无非是这样了，一些回忆录、一些历史上的文件，不会有什么全面的记载，我觉得大概也就到这里了。不过我再继续稍微查一下的时候，突然注意到了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是1944年美国life杂志拍的，大约是在瓦鲁班战役之前，他们的战地记者因为采访战一营与史迪威，做了一个类似“史迪威的中国坦克军”之类的报导时留下的照片。右边这张照片中最右边的脸，以及左边这张照片的脸，我一看吓了一跳：那个微笑，是四五岁时我记忆中的祖父的微笑；那个五官，是我记忆中年轻的父亲的相貌。

这个战地摄影中的无名者会是我祖父吗？各位不要笑我，我真的没有满大街认爷爷，爷爷不能乱认，只是这张脸实在太蹊跷了。其实这张照片里的坦克上面有一个圆形和一个八号，这都是有意义的。我跑图书馆查了各种编制或装备的记录，加上口述历史跟回忆录，做过很多比对跟查证……凡此种种，但考证的细节太冗长无聊了，所以在这里就不细讲了。

1944年美国life杂志拍摄的照片

不过最后我的结论是，这辆坦克，正是我祖父当时担任排长时所属的排长车。再加上我把这两张照片给我家族里面还在的亲属看过，我大概有97%可以确定，这照片里面的无名氏其实就是当时的我的爷爷。说97%是因为我习惯不要把话说到太满。

你问我当时有什么感觉，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澎湃的感动。我祖父是个小人物，是在汹涌的历史之河中一个过河卒子，是那个一将功成背后的万古枯。不管1944年的他有没有在一个无名无姓的状态下被留下这张照片，都并不会改变大叙事的进程，也不会改变他个人的生命。但是，这张照片就是那个“随机性”，是那个大命运中的小机关。

我曾经在偶然中失去了和父亲说再见的机会，但是数十年之后，又在另一个莫名其妙的心血来潮之中，被许多琐碎的偶然领到了半世纪前我父亲的父亲面前，跟他重新相逢。这张照片藏在时间的墙角许久许久，像灰尘一样，最后飘落在我手上。它为我家族中原本带有一点点悲伤气息的命运，下了一个决定性的定义，就是世间也有着偶然的慈悲。

讲到这里，其实我抵死反抗把所有东西导向一个励志的心灵鸡汤的方向。我绝对不会跟大家说，各位，你们要把每一天当作第一天来活，你们要把跟每个人的见面都当作最后一面。因为这其实是不健康的，人不能在这么刻意的高强度的情绪底下生活，那不是过日子的方式。我也不会跟各位说生命还是很美好的，因为我们都非常知道生命很多时候一点都不美好。

但是现在的我，究竟会去怎么理解这件事呢？我觉得就像是今天，我跟各位，我们在这儿度过一个虽然上进然而十分平静的下午。但即使是这样一个毫不出奇的下午，都是我们与无数的不幸、无数的灾难擦肩而过才能够得到的片刻。

我们的生活可能都是看似平淡的，看似困顿无聊的，可是里面饱含着不为人知的神秘的随机性，那种大命运之上有着各种各样让人目眩神迷的小机关。

作为一个写作者，或者说不只是文学吧，世上许多许多的创作者、艺术家，其实终其一生的工作，无非就是对这件事提出永恒的追问。

谢谢大家，晚安。

（本文为黄丽群一席演讲文字稿，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