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发展，重读《铁浆》，也使我觉得气闷，我认为，朱西甯的作品，应该属于鲁迅、吴组缃、沙汀、艾芜、叶紫和罗淑所代表的这个传统。不过，应该先厘清一点我们对这个传统多年来的一些误解。
先说鲁迅。
鲁迅死于一九三六年，逝世前十年内，除了几个故事新编（他自己也认为不过是“速写”），一篇小说创作都没有，全是匕首与投枪。虽然是白话小说的开山大师，鲁迅一生只有两个短篇小说集、两个散文集，而且全是一九二六年以前写的。一九八六年，有感于鲁迅逝世五十周年，我写过一篇短文《鲁迅的坟》，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冯雪峰，一位文艺战线上的中共地下党员回忆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柔石（按：左联五烈士之一，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捕后处死）带我去见了鲁迅先生，从此我就跟鲁迅先生接近，一直到他逝世之日为止。”
这段话透露了一条线索，鲁迅的最后十年，变成了“青年导师”，实际上成了社会活动家，这就是他自己也曾不耐地控诉过被“四条汉子”之类的人物包围的结果。同情革命的文学家与文学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之间，终究有一线之隔。
一九二六年以前的鲁迅，是在正宗左派文艺理论家恨不能消灭的所谓“灰色地带”活动的，这就是为什么阿q一点无产阶级气概也没有却有血有肉，祥林嫂毫无反抗意识却真正感动人的原因。
人变成了阶级符号便成了死人，吴组缃的《樊家铺》，线子嫂弒母，根本违反阶级道德律，却成就了真文学。
应该稍微介绍一下吴组缃，因为台湾的读者恐怕完全不知道他。
吴组缃一九〇八年生于安徽泾县的一个大地主世家。一九三〇年读清华大学中文系时发表第一篇小说，一九三五年之前出版了《西柳集》和《饭余集》。一九四〇年在重庆写了长篇《鸭嘴涝》（一九四六年上海重版时由老舍改名《山洪》）。他应该是三十年代最有才华的左翼作家。然而，在左派文艺批评家眼中，他不很“纯”，他太“客观”。他跟鲁迅一样，也是灰色地带写得最好，对话和白描功夫一流，文字简洁有力。虽然是所谓的左派同路人，但他一九四九年后很长时间在北京大学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没有什么创作。
我认为，吴组缃的安徽农村，是鲁迅鲁镇故事的真正传承，不仅传承，还有创新扩大，有些篇章，如《樊家铺》，几乎达到希腊悲剧的高度。
此外，沙汀的《航线》《土饼》《苦难》，多写四川西北部的农村。艾芜在缅甸和云南边境流浪时所写的《南国之夜》《南行记》和《夜景》，叶紫写洞庭湖西南农村的《丰收》和《山村一夜》，罗淑的《生人妻》在妇解尚未出现的几十年前所观察的妇女命运，虽然今天看来也许在说故事的技巧、文字的锻炼和文章结构方面，仿佛程度不够，然而，这个传统，的确是左派无法忍受的灰色地带传统。
台湾在五十年代，出现过杨蔚写的几个短篇，很有点这种味道，他坐牢过后再写的小说，味道就变了。除此以外，这个“灰色”传统，在台湾几乎失传，除了朱西甯。
我觉得朱西甯应是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虽然我知道他完全不是左派。
我所谓的“灰色传统”应该参照我们对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与福克纳的虚构国“约克纳帕塔法郡”（yoknapatawpha）来理解。
《都柏林人》经营创造的是一个社区。“约克纳帕塔法郡”经营创造的是一个社区，朱西甯的《铁浆》也可以视为创造人类某一特定文化社区的企图。
所谓“灰色地带”文学传统的作家，都有一项天命（mission），也许自觉，也许不自觉，他们仿佛被内心一种神赋的力量驱赶，非在地上，在他们最熟习的地上，创造一个他们情深不能自已的人类社区，一个结合了想象与现实的属于他自己的国。
乔伊斯也许在都柏林的各种人物中看到了他所谓的“瘫痪”（paralysis），福克纳也许终生着迷于大南方乡土世界里的世代情仇，他们创造力的最深根源，无法解释，只能称之为神赋的力量。
朱西甯的秘密也在这里，我深信，他一生最后十年埋首其中的未完成巨著《华太平家传》，便是从《铁浆》的不自觉走向自觉建“国”的过程。
在灰色地带文学这个传统中，相对于人生的荒谬与世界的冷酷，一种拒绝妥协、拒绝投降的顽固意识似乎潜藏于深底，眼光从那个深度看出来，人性的幽微处，人际关系的真假虚实复杂面，暴露出来，构成了小说风景的实质内涵，这是过去正宗左翼小说里面欠缺的东西，也是当前流行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东西。
重读《铁浆》不能不因此感到寂寞无比。
鲁迅在《故乡》的结尾中有一段仿佛寓言、仿佛议论而且不太符合小说规则的话：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安民兄重新出版《铁浆》，大概是要先把这久已无人走的地，放在这一代或下一代的面前。我也相信，有了这块地，便会有走路的人。
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七日
本文为作者为台湾印刻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重版《铁浆》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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