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铁浆》
刘大任
去年六月，接到安民兄的信，告诉我他计划重新出版朱西甯先生六十年代初的杰作《铁浆》，并要求我写一篇序或导读。写序我觉得我的分量不够，写导读也自觉训练不足，但《铁浆》确实是影响过我的写作道路的，所以自告奋勇，写一篇读后感。
恰好七月初有事到巴黎去，就随身带了皇冠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的那个版本。
在越洋飞行的波音七四七上，读“齐鲁青未了”的那个遥远世界里一百年前农村集镇的传奇人物与古老事件，感觉上当然不很协调。然而，也许就因为无意中选择了这种环境和时空，一种万古常新的寂寞感，突然把我抓住了。
这种怪异的感受，跟记忆中初读《铁浆》的心情，大不一样。
第一次读《铁浆》，记得是一九六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天在衡阳路闲逛，在文星书店找到这本当时听一道混的朋友介绍说“应该看看”的书。
那次的读后感，不是寂寞，是温暖，没有失落，有震撼。
仔细揣摩，年轻时的震撼，有不少原因。
最重要最强烈的原因是：居然在台湾“发现”了鲁迅与吴组缃的传人。
这跟那时候的我的生活有不可分的关系。
鲁迅是别人介绍的。台大第一宿舍一位读法律的本省籍同学，有天神秘兮兮地把一本故意用洋杂志封面做了封套的《鲁迅选集》塞在我枕头底下。“明天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去读！”他说。
在此之前，我对鲁迅的了解等于零，只听过国文老师熊公哲先生提过：白话文，只有周氏兄弟勉强可以，其他的不必读。
那本《选集》给我开启了一个世界，陌生但不遥远。吴组缃则是我在夏威夷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刻意搜索“发现”的。阅读这两位前辈，加上在我心目中形成一条路线的其他一些作家，如沙汀、艾芜、叶紫和罗淑等，形成了一种“知识累积”，成为我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六年期间跟《剧场》杂志内部一些同人讨论文学观点的基本力量来源。就因为这种讨论和争辩，《剧场》后来分裂成两派，陈映真与我退出，同尉天骢合作，天骢又拉来了王祯和、七等生、黄春明、雷骧……我们坚持要以现实为基础的创作方式，终于借《文学季刊》的创办，有了实践的机会。
可是，理论主张虽然说得口沫横飞，一张白纸摊在面前，怎么下笔？
这时候“发现”了朱西甯的《铁浆》，不能不说有点命运与共的感觉了。
因此，第一次读《铁浆》，没有寂寞，只有温暖，没有失落，只有震撼。
一九六六年初，我试以写实手法（当时可怜地以为，只要关闭向内探索的眼睛，努力向外张望，便是写实了），结结巴巴写出了一篇“新思想”作品，题目叫《刀之祭》，那里面清清楚楚，完全是模仿朱西甯，而且，模仿得相当拙劣，因为当时对朱西甯在《铁浆》中寄寓的乡土深情，根本毫无了解，只不过利用一个躯壳，暗藏一点“反”意。
义务担任《文学季刊》顾问的姚一苇先生看完后，说了两个字：“不行！”
羞愧之余，再出发，找到自己比较熟习的题材，写了《落日照大旗》，总算勉强过关。
当时，可能由于自命为左派的意识形态作祟，读《铁浆》时竟完全看不到朱西甯作品中那种谦冲温和的基督教淑世的精神，反而把《铁浆》中塑造的那种北方男儿顶天立地超愚昧的拒绝投降的精神，看成了中国人应该有的翻身本钱。同时，许多细致的差别，也毫无所感，举例说：吴组缃的《铁闷子》，那个做贼的好汉为什么连上了抗日救亡？朱西甯的《贼》，鲁大个儿为什么一点社会功能都不给？我就从不曾深究。同样，写农村大户人家，为什么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充满嘲讽，朱西甯的《锁壳门》只有悲悯？我也不曾深思。
隔了几十年，自己至少也在精神世界里走过了漫长的坎坷路，这些细微的差别，便清晰显露出来，如同风吹雨打的古老建筑，砖瓦上的苔痕，梁柱上的木纹，令人怵目惊心。
我们都听说过，朱西甯从军后，走南闯北的简单行囊中，有一本张爱玲。朱西甯跟胡兰成的交往，也是台湾文艺圈熟习的掌故。甚至还有人大胆到把朱西甯归类为张派或胡派。
这一层，在重读《铁浆》后，更加让我觉得寂寞。
我始终认为，台湾当代小说，在鲁迅和张爱玲这两个性质颇不相契的传统中，选择了后者，是相当不幸的。
这么些年来，由于新批评这个文学理论在台湾一度成为显学，张爱玲被尊奉在庙堂之上，鲁迅则变成了某种政治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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