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二十五岁

江城小青年王浪，1987年考来广州，就读于华南工学院，1991年分到广州珠江城市规划院。他是姑姑同事的孩子，1992年和田庄已有交集，但其时并不认识。

1992年对于王浪而言，是他平凡一生中最精彩的年份，他参与并见证了历史。他亲历的那件事，后来成为“改开”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几乎是标签性的一个存在，繁杂，多义，丰富……具有大时代的一切标配：泥沙俱下、大汗淋漓、活力四射，以至于无可描述。

大抵“活力”本身就很难描述，天生不洁净，基因里带着力比多、荷尔蒙，夹杂着尿臊、汗臭、狐臭味，是那种令人不安的、混乱无序的、野蛮成长的气息。

王浪亲历的那件事，跟股票有关系，后来俗称“股疯”。这里须稍作停留，让我们回到三年前的1992年5月，一个叫康柏华的上海男人死了，他在股市上亏了6000多元后，开始神思恍惚，两周后悬梁自尽了。此时，距离“股疯”还有九天，他只要再坚持九天，就可以一飞冲天，开始他的逍遥人生了。

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这一年上海还发生了一件事：浦东开发。凭此两样，上海开始大鹏展翅了。——憋屈死了，在刚刚过去的十几年间，上海人过得可叫灰头土脸，改革开放似乎把他们抛弃了，这个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能进入它眼中的就没几个，但有那么些年，它却沦落到要眺望深圳那个小渔村，既仰羡又酸楚，口气还挺微妙。

俗话说，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没错，市领导整天忙着接待外宾，老外说：“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吊车都架在上海了。”上海人都懒得谦虚，笑笑。他们认为这说的是事实。

上交所成立之时，深交所也在搞，只是还没拿到批文。一听说上海要开市，深圳急了，赶在上海之前进行“试开市”，这一天是1990年12月1日，比上海早了19天。等于是没结婚就把孩子给生出来了，深圳人说，孩子都生了，难道还把它塞回去不成？

然而此后两年，沪深股市都挺艰难，政府还在控制着股价，有“最高涨幅”这顶帽子。也有说，这不是帽子，而是“潘多拉的盒子”。此后两年，沪深两地花样百出，上海贴海报、打广告，宣布“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让老百姓买股票。上海人就是不买。

上海人说：“报纸这样卖力推销，一定不是好东西。”

上海有个老太太，眼睛一花，把股票认购证当作存款单买回家，花了3000多元，把儿子、儿媳气得跳脚。

深圳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深圳第一只股票“深发展”上市的时候，也是无人问津。不得已，只好由政府官员带头认购，那情形，有如在危难之时，他们要冲在前面一样。

让老百姓掏腰包这样的事，伟大人物的号召和专家的怂恿是很难奏效的，但若从时间上来说，邓小平南方视察与这年夏天的股市热潮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南方视察一个月后，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蓝色显示屏上第一次出现海外投资者的叫价，深交所激动得无与伦比，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直到此时，深圳市民还是不知其中奥妙，他们说：“这群人是不是有病？”

上海人懂。这个城市有记忆，新中国成立前人家是熟手。1992年5月，上交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沪地疯了。股市已经收盘，但依然不能阻止人潮涌荡，直到午夜时分，他们还没有散去的迹象，只等着明天太阳升起，股票大涨。一个记者跑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道：“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

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讲：“这回该好好地博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

上交所门口，此时已是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准备街头过夜。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交流的，一片沸腾。

当时，长三角一带只有杭州可以“异地委托买卖”，于是上海人连夜驱车赶往杭州，把180公里的沪杭公路挤得水泄不通。抵达杭州已是黎明，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口早已人山人海。杭州也疯了。

次日，果然形势大好，股价扶摇直上。5天后，上海股市的奇迹出现了，发行价100元的“豫园股票”以10009元收盘。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微软十年间涨了33倍。唉，微软怎么比得上豫园：5天里涨了100倍！

1992年春天，上海人开心得就像过年，但是政府害怕了。他们掀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却被里头跑出来的“疯狂”“嫉妒”“罪恶”吓坏了。想法子塞回去。于是将交易点迁至文化广场，地方更大，可以容纳更多的股民。所有的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只许卖不许买，股民们慌了，政府只许“做空”，股价还有不跌的？瞬间就把隔离栏杆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们一看大势不好，赶紧宣布暂停营业，逃之夭夭。

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领导”股市的，也没人说他们瞎指挥。因为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久，聪明的上海人也看明白了，政府虽然雷厉风行，其实也是有一搭无一搭，既不让股票暴涨也不让股票暴跌。于是人心稍定。这是1992年6月间的事。

两个月后，气定神闲的上海人再次慌乱，匆匆告别文化广场，一场比上海的春天更狂热的股市的狂风暴雨南下深圳，夏天来了。

《投资者》杂志这样描述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处在股市的旺火热潮中。”那时，南下深圳的可不止上海人，全国各地的投资者都来了：上海人住上海宾馆，北京人住帝豪酒店，东北人住天池宾馆，这儿离证券公司只有几步。他们刚到深圳，就把街头所有带“股”字的书全给买了，就像蝗虫席卷麦田。

全城21个证券营业点，全都人山人海，大家排着队，昼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人，而是人群中正在传递的一张纸，纸上写着名字，名字前写着序号，比如“563王浪”。每隔两小时就要报到，就像监狱一样。比如喊“563”，倘若没人应，队长就把“563王浪”给抹掉，这意味着，王浪丧失了排队资格，没权买“新股抽签表”。

这个“新股抽签表”挺繁复，新股发行只有几种，想买的人却有150万，狼多肉少，怎么办？政府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挣钱，证券发行商想从中渔利，银行职员想“近水楼台先得月”。所谓新股抽签表，简单说，你想买到新股，就要参加抽签；要想参加抽签，就要买到“新股认购表”；要想买到“新股认购表”，就必须手持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去排队。一个身份证买10张表，10张表可以中一个签。

此令才颁，股票还没涨，进入深圳的车船票先涨了：原来25元的涨到100元；原来30元的涨到200元。进出深圳的绿色通道有进无出。那时进入深圳还须有“边防证”，那些有边防证的横冲竖撞，没边防证的就要浑水摸鱼。

深圳街头到处都是人。宣传车、高音喇叭震天吼。队伍越排越长，好比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天是1992年8月7日，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是队伍还算有序，一股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空中，令大家既浮躁又规矩。

一个记者跑了一天，终于看清了形势：全城21个窗口，每个窗口至少排20000人，“40多万人保持着安分守己的场面，一切显得那么虔诚、公平而严肃，令人感动。”

他忘了40万人背后还有人呢。根据一个身份证能买10张表的规则，一张车船票带来一个人，这个人到了深圳，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邮局。“瞧吧，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证，”一个邮差说，“我们这邮局快成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几百个包裹朝我们这里狂轰滥炸。”

一个北京来的记者看到一个装有身份证的包裹，足有17公斤重，惊得目瞪口呆。

邮政小姐说：“800个身份证一公斤，你算算吧，这一包多少个。”

夜幕降临，队伍开始疲倦、饥饿，有人要去小便，有人想席地而坐。亲友团来了，带来了饭团和水，还有的送来了座椅、凉席。有人试图换班，队伍开始骚动，点名声越来越频繁，报到声越来越无力，争吵声越来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来绳子，让男女老少全都抓着绳子，也有人将绳子绕在手腕上，就像汪洋大海中抓住一根木头……此时，距离“抽签表”的发售还有40个小时呢。

8月8日中午，街头聚众已经超过80万人。焦躁、紧张、危险的情绪一触即发。有人在维持秩序，就有人会冲击秩序；明摆着的，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抽签表”，于是后面的人全都加入冲击者的行列，而前面的人则严守自己的位置。蓝天下，骄阳中，卷过来，卷过去，像沸水翻滚。绳子早挤丢了，就是没丢也没人去抓了，此时，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身体。

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没有年龄和性别，也没有羞耻和陌生，也没有爱和恨，几十万人就这样连成一体，被欲望、激情、烦躁、恐惧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围着。很多人20多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男人在叫骂，女人在抽泣，孩子在呼号，老人在喘息……这一切都预示着大难临头，可是无人退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还在互相鼓励：“坚持就是胜利！”

政府预感要出事，派出了军队、警察，手里拿着警棍，一路小跑开进来，组成一道人墙，把冲击者赶到外面去。秩序是维持了，但是却带来了新的麻烦：亲友团也被赶走了，白天不能送饭，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撑伞，只有一大堆身份证留下来让他们背着。

还有更难堪的事呢，谁要是去趟厕所，就别想再回来。一个男人说：“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放屁！”就径自去了厕所。警察确实管不着他“拉屎放屁”，却拒绝他再回到队伍中来。因此那些想去方便的也不敢走了，坚持到夜幕降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就在饭盒、报纸里大便，在矿泉水瓶里小便。有的人没有器具，索性解开裤子，往地上一蹲……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气温无情地升高，人人都苦着脸、屏住呼吸。一个现场的记者深受折磨，说：“整个深圳的味道都变了。”

然而臭味也不能阻止真的勇士。8月8日傍晚，太阳落山之时，深圳街头，已站着1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