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是父亲上山下乡的第七个年头。不当农民已经一年了，他现在是工人，等于是，略微往上跳了一层。可是这一跳，是“鲤鱼跳龙门”的跳，是跳出十八层地狱的跳。是跳出了庞大的大多数，是这大多数攒了一辈子力气都无法蹦跶、无法动弹的跳。

这一跳，也算跳出了金字塔的最底层。只有跳出底层，才能慢慢往上走，越往上越自由，塔尖就在前头。当然父亲也没能往上走太远，他都没有爷爷走得远。一辈子置身于清浦县，正科级。

别小看这正科级，倘若清浦县是个王国，他便是这王国里的大臣，比县委书记只低两级——他后来当上了清浦县劳动局局长，真正的实权派，不知多少人巴着他。因之，他虽然没爷爷走得远，职级也没爷爷高，但风光是一样的。再者，他与爷爷也没得比。爷爷是干革命干出来的，血肉模糊里杀出的一条路；他呢，是搞建设搞出来的，当然也可说是干出来的，勤勤恳恳地干、兢兢业业地干。

总之，只要不当农民，哪怕他一辈子当工人呢，烧炭的、挖煤的、钻井的，哪怕他站柜台呢，卖五金的、跑供销的……在1970年代的中国，他都算是有身份、有地位，可为家庭镀上一层金，为儿女提供一份相对体面的生活。简言之，只要不当农民，他便是1970年代的中产阶级。

田庄姐弟便受益于父亲的这一跳，用今天的话说，赢在起跑线上。只是这层意思，父亲要到很多年后才能体会。1975年他太累了，渐有疲态，还不单是体力上的，主要是精神。很麻木，陷于生活里、事务中不能自拔，这并不是说他受家庭之累。诚然，家庭是拖累了他，可是又不止于此。

周末回李庄，哪次他不是开开心心的？知道那里有个家，妻儿在等着他；有时带回去几颗水果糖，都能把小毛高兴坏了，两瓣屁股飞快地扭动，跑到隔壁去炫耀。叉在人家门槛上，也不进去，慢慢剥开糖纸，先舔一口，滋咂有声，把眼看着邻居小孩，说：“天上的味道，地上不会有。”想起来可怜又可笑。

当然，他也并不是逢周末就回家，几十里地呢，又是山路，骑脚踏车不方便。并且，孙月华那一堆车轱辘话，他也听烦了。动辄给他加油鼓劲儿：好好干。家里有我呢。什么时候转正啊？给领导送送礼，常去人家里坐坐。你眼头也活络点，别整天鼓着一双死鱼眼。

她说这些的时候，他一般都不作声。一开始嫌烦，后来也听惯了。她说她的，他听他的，两不交叉。他很奇怪，她整天跟打了鸡血似的，哪来的那么多劲儿？不累吗？这层意思，又不好跟她明说，有可能会引发吵嘴，闹得一家子鸡犬不宁。

结婚五年，他就像被一条鞭子抽着走。起头，他以为这鞭子是孙月华，他做什么都是为了她——这么说吧，为了她和孩子。他按她的意旨行事。他转正，她比他还高兴。及至转正后，工资高了，手头宽绰了，狠狠心带他娘儿俩来到镇上、县里，也能下顿馆子，点个小炒，把个小毛吃得嘴上泛油光，小肚子鼓出一大截。把个孙月华吃哭了，准确地说，是看哭了。她舍不得吃，一旁看着小毛吃，自己又哭又笑。

他嗔道：“犯什么神经？”

孙月华抹了抹眼泪，说：“你才神经呢！好好的点什么菜？费那个钱！我高兴！”

又或者，他偶尔去江城看小丫，也能去百货公司给她买件花衬衫，那是一件橘红色的、带有阿拉伯数字的花衬衫，小丫都快爱死了。穿上这花衬衫，她也爱串门了。踅到邻居家里，会坐上好一会儿。倘若人家不问，她就会看看自己的身上，说：“爸爸买的。”

后来，奶奶告诉他：“哎哟，你那闺女真是作妖哟！又不是没穿过花衣裳，单单是爸爸买的就金贵！”他听了，心里暖了一下，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转正转对了。直到这时，他才想起那条看不见的鞭子，或许不是孙月华，而是生活。

倘若周末不回家，他大凡住在工地上，和单身汉们打打牌，有时能打到天亮。带一点彩头的：赌两包烟，做俯卧撑，往脸上贴纸条。有一阵子他打牌上瘾，下了工就约局，连晚饭都顾不上。八十分打得尤其好。象棋、围棋也不错，坐下来就是好几个钟头。

他从前的老熟人、老同学见了他，恐怕会认不出。这还是田家明吗？当然不是。大家都不是了，每个人都变了，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才七年。即便算上1966年，连头带尾也就十年，一代人过去了，准确说，一代人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过去了。

父亲的同学们，江城一中当年最卓越的尖子生、笔杆子、班主席、学生会主席；“东风战斗组”他的同志、战友；“红卫兵江城兵团”的好几届领导人……现在也多跌落凡间，像落叶飘零，飘到泥土里，烂掉，成为肥料，再从泥土里长起，慢慢往上长、往上爬。

父亲二十八岁了。他的老同学也都结婚生子。就连小一茬的李贞也当妈妈了。那次回江城，他竟然在公交站遇上了她。等车的时候，她抱着孩子远远地走过来，瞧着面熟，又不敢相认。及至走近，两人互相打量一眼，各自叫对方的名字，惊喜交加。

多年不见，上辈子的事了。自从井冈山回来，他略微觉察到什么，一直在躲她。小黄毛丫头，跟家凤是一茬的，甚事不懂；又是李勇的妹妹，想来想去不妥当，怕把关系处复杂了，怕对不住李勇。似乎是，他这样就占了李勇便宜似的。就是现在，他也拿她当小孩儿看，把她打量半天，说：“你怎么也当妈妈了？”

李贞笑道：“你这话说的！我告诉你井冈山，你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井冈山是他的绰号，还是那年南下时叫开的。

又问起她哥哥的情况，李贞说：“他正好在家，回来一周了。我让他找你去！地址没变吧？”

他点点头，问了一句：“可结婚了？”

李贞摇摇头。

他笑了笑。真能扛啊，他们六六届的，大概就李勇没结婚了。也是当年的风云人物，校学生会主席，他最亲密的战友，风头比他还足。数理化方面尤其擅长，老师们都说，江城一中的校史上定会留下李勇的名字，几十年不遇的天才，华罗庚一般的人物。

后来当然没进校史，整个价值体系变了。但是单凭1966年他率队奔赴天安门，远远仰望过毛主席，全国又有几个？

他后来拐弯抹角去了江西赣州，单枪匹马干到公社革委会主任，不久又被批斗，打回生产队当农民。七八年过去了，他现在还是农民，比较荤的农民——他现在是大队书记。抵死不结婚，被当地伤害了，想着有一天要回江城。

李勇的荤，第一在于胖，第二是嘻嘻哈哈。其实胖和嘻嘻哈哈，都未必指向荤，但两个合在一起，就会起化学反应。那天几个同学约在饭店会合，田家明一进门，就听得屋里笑声不断。席间一个胖子站起来，他估摸着是李勇，又有点拿不准，胖了一圈，略微见得双下巴，不是一个农民该有的样子。

他还未及相认，胖子走上前来，当胸给了他一拳，又一把搂过他，说：“家明同志，多年不见！”这话也不是说不得，可是从他嘴里一出，大家都笑。

田家明也是几句话就被他带偏了，由不得要开玩笑，问：“赣州那是什么地方，把你荤成这样！”

众人都笑，说：“正在说这个呢。”

原来李勇正在讲荤笑话。那天他是主场，当然也由他主讲，一个未婚的人把几个已婚的说得开怀大笑，又新鲜，又害羞。田家明想，他这也不知什么心理，显得自己经验老到？

那天，革命、理想这一类，他们绝口不谈，好像大家都很避讳似的。又似乎是，多少年过去了，谈这些显得不合时宜。

田家明在清浦，偶尔也会和江城籍知青聚聚会，不大感兴趣。知青里他算是年纪大的，辈分也老，结婚也早，不在一个频次上。招工返城、推荐工农兵大学，哪怕只有一个名额呢，大家也都争得头破血流：托关系、走门路、送礼、陪睡……这些他都有听说，并不止于1975年，从前有，现在有，将来恐怕还会有。但1975年确实出现了一种普泛的消沉、怠惰情绪，他妹妹、他妻子一直都有的情绪，一直都在问的那一句：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田家明未必是消沉、怠惰，他主要是累，准确说是麻木，更准确说，他是以积极的态度在过一种消沉的生活。此话怎讲？他在单位是个勤快人，不能说积极表现，但至少在尽自己的本分。他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钉。能文会武，文的会画图纸，武的能抬河沙。虽然妻子给他定的目标是转正、转干，但他却常常忘了，过一天了一日。上工的时候，看见墙上刷的标语口号、工地上拉的横幅：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他跟没看见似的，熟视无睹，不入眼，不入心。或者说，他入眼入心了，但跟自己没关系。看一眼，就又继续干活了。下工后他也不闲着：打牌、下棋、喝酒、吹牛……时间的每个缝隙都被填满了，很忙碌。换句话说，只要身体忙起来，脑子就没有负罪感，可以偷偷懒：不思考，不回忆，整个人处于失重状态。

他下乡时带了好几箱书，头一年是读的，煤油灯下认真地做笔记，后来恋爱结婚，又有了小孩，家里没有读书的环境。单位也没有，别人都在耍，自己读书就显得怪。主要还是疲沓，心里空，读不下去。有几箱书后来都没打开过。

那个周末他没回李庄，几个牌友也都不在，工地上就他一个人。显得很落寞、很孤寂。晚饭后他略微走了走，看青山绿水，自己参与修建的水库、大坝、桥梁……他非但没有成就感，反而觉得沉甸甸的，身体在变重，他就知道今晚不妙，有可能会思绪飞绕。

那晚他的身体之重，说到底是思想之重。思想是有重量的，是三座大山之重，是沉痛，相比之下，单纯的肉身之重都不算什么。父亲后来很怕思考亦在于此，学生时代思考得太多了，脑力透支，坏掉了。后来他宁愿忙，把身体动起来，如此，脑子就可以休闲。他晚年铸下大错，给儿孙带来大不幸，亦在于闲不住，想搞点事。倘若不搞事，脑子就搞事，很可怕。

那晚他略微溜达一圈，就回到宿舍，和衣躺下，很沉静地回顾自己这七年，一片一片，串不起一个整体。实在说，他虽然逃避思考，其实也是没这能力，思考力在这七年间丧失殆尽——倘若以前有的话。大体上，他家就是在李庄、清浦、江城间不停打转，老子走两步，儿子跌到底，而后再迈一步。是螺旋式升降。以后小毛这一代会怎么样，不知道。

刚来李庄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一层？只想当个农民，自己身先士卒，切切实实做点事儿。那时他回到江城已一年多了，倘不是上面叫停大串联，真不知会在江西待到几时。说起来，虽然七八年过去了，一切都很模糊，倒是串联那几月，他常常想起。是走在路上的感觉，在行动，在看，在交流。是人人都很单纯，被点燃、被照亮，而后借一点光，再去照亮别人。

他的回乡轰动了整个李庄，大家都跑来大队部看热闹。不是李庄人没见过世面，知识青年多了去了，别说江城来的，就是北京上海的又怎样？但田家明不一样，李庄人的儿子，生于斯，长于斯，小时候一块玩过的，他穿开裆裤的样子，大家又不是没见过……那天，大队部一阵阵欢声笑语，大嫂子、小媳妇、二奶奶、三大爷把他团团围住，只因他是田英俊的儿子，根在这里，没忘本，好比游子出去晃荡几年，又回到了家里。

后来，大家要说就说：“哎呀，当年那个鲜亮，文绉绉的，戴四方镜，穿黄军裤、黑布鞋，腰间别根黑皮带，不知有多带劲儿！”

接着就有人叹道：“这才几年，就掉成这样了！你看这灰头土脸的，现在就是把你扔人堆里，估计都不会冒泡儿！”

他后来确实是不修边幅，常常裤腿卷起，一身泥点子。不修面，少洗澡，除了戴眼镜，身上没一点知识青年的样子。他未能改变李庄一丁半点，倒是李庄把他换了个人。

或许这才是问题所在，当人不能改变世界，而为世界所改变时，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消沉是难免的，接下来便是奋起自救。父亲只花了一两年时间，便认清了形势。自然，这中间有个重要契机，便是他的婚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