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明对他妹妹一直很头疼。从小就争强好胜，好逞能，事事不落人，样样都要争第一。有点过了。并且，最是得理不饶人，嘴巴凶，牙齿利，人说一句，她说三句，三两句话就能把人逼到死路。从小，兄妹俩没少干架，他也因此常被母亲骂。

这也罢了。她主要是幼稚，有盲从、跟风心理。你想啊，她一个初中生晓得什么？哪里会独立思考？不过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起哄似的，一窝蜂冲进人家里，翻箱倒柜，踢这个，踹那个，她身上有没有血债都不好讲。后来又跟着出去大串联，野过一阵。再后来，串联叫停了，开始上山下乡，她第一个报名。

本来按政策，江城的学生内部消化，原则上不出省。她倒好，联合了几个积极分子，大闹校长室，又闯进教育局，非要到边疆去。边疆多着呢：新疆、云南、黑龙江、海南岛……几个人一合计，没见过草原，想象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心里很向往。是当出去旅游么？当然不是！

家凤几个是抱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去的。既然逃不过要吃苦，那就索性挑一个心仪的地方去。因此他们大闹教育局，并不全是为出风头、当头游，实则是对远方有一种浪漫想象。也因此，田家明对他这个妹妹越发瞧不上，太不成熟了！

三兄妹中，田家明是最后一个走的。上山下乡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说，即便没有上级号召，他也会上山下乡去！他从小就有志向，小学一年级就是班主席，而后中队长、大队长一路做到小学毕业。

初中考的江城一中，全城最拔尖的学生全挤来这里了，可是他照样还是尖子生，第一批次加入共青团。成绩好倒在其次，关键是兴趣广泛，加入了合唱团、航海队、生物小组、管弦乐队……是个人物就是了。他当时的偶像是邢燕子，下乡时才小学五年级，他都初二了，怎么着也可以下去了，于是跟老师提出申请。

他是这么说的：“我感觉是时候了，农村一穷二白，普遍来说都吃不上饭，急需我们这样的知识青年下去帮扶一把。上面不是说了么，全党要大办农业，光靠农民不行啊，没知识没文化怎么科学种田？”

老师笑道：“还早了点，你的知识积累还不够，国家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你们！”

“什么任务？”

“两弹上天，粮棉过关。”

这才把他说服了，留下来读高中。读到高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他松了口气，觉得留给他们这一代的使命就只剩“粮棉过关”了。高二那年，他得了个机会去参加“四清”，本来高中生是没资格去的，但江城一中还是派出了几个学生会干部，跟“四清”干部下去社会实践，住进了城郊的一个村子里。触目惊心。

他从五岁离开李庄，乡村记忆几近于无。只知道穷，不知道穷成那样，有饿死人的现象。田家明都蒙了。

几十年后，他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中国的贫富之差不在东西、不在南北，而在城乡。他说，中国农民太惨了，那是天堑呀，不烧高香根本出不来。那才是真正的底层，物质的，精神的，身份的，自尊心的，什么都见底了。

回城后已进入1966年，他念高三。春夏间已觉气氛别样，空气里有股火药味。再看报纸，连篇累牍都是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校园里，敏感的学生已坐不住了，一副跃跃状。还有一些书呆子正在准备高考，一边心有疑惑，今年还会有高考吗？

田家明没有这些烦恼，他压根儿就不备考，优哉游哉像个自由魂，每天在学校里干活儿，拿个铲子垫操场。老师找到他，建议他报考哈工大，他笑道：“不考了，我准备混到毕业，卷铺盖走人！”走哪儿去？上山下乡去！

因之田家明的上山下乡，跟“文革”没多大关系。即便没有“文革”，他也会下乡去。有了“文革”，他的上山下乡反而被稀释了，同小屁孩一道，成为两千万大军中的一员，他觉得自己被庸俗化了，窝心得很。

他当然没有立即走成。六月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令一出，一代学生冲出课堂，杀向社会。田家明是一个月后才卷进去的，看不下去了。校园里贴的大字报，越来越不像样，胡嚼放狗屁，攻击校领导。他遂写了篇辩驳文章《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贴了出去。从此就多出事来，被视为“保皇派”，要打倒。

这还得了？还让不让人说话？几个“保皇派”一商议，决定成立“东风战斗组”，以笔为剑，以墨为旗，你来我往斗了一阵。文章写得激情澎湃、有理有据，但对于双方而言都是鸡同鸭讲。

不久工作组进驻，越发乱了。一上来就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有一统校园的意思。

天天开批判会，田家明几人出门都有人盯梢。这些都无所谓，真正让他丧气的是，很多人他不认识了，从前要好的同学、他尊敬的师长，一夜之间全变了脸。上台揭发他、骂他、唾他。连校长也不例外。他可是为了校长才卷进来的呀。

校长上台揭发他，说他讲了工作组的坏话。他说了吗？说了！但几千人大会上，他能赖则赖，说：“我没说，是校长在造谣！”

白发苍苍的老校长、他最尊敬的老校长，气得直哆嗦，急赤白脸地说：“他说啦！是他在造谣！”

田家明难过之至。有什么东西被撕开了，太难看，也包括他自己。消沉是一点点积累的，隐身还需要契机。不久“红卫兵”兴起，他们以“反革命分子”未予准入，只好自己另起炉灶，先是十几人，后是几十人，再后来急速覆盖全市大中院校，定名为“红卫兵江城兵团”，田家明任宣传部部长，负责起草兵团宣言。

问题出在哪儿呢？争权夺利上。兵团成立不久，领导层便有分化。以江城一中为骨干的几个创始人遭到排挤，只能拱手相让。

当然，1966年也不全是伤心事。田家明几个自从被赶出兵团，学校也回不去了，其时工作组已被干掉，晚生代蓬勃而起，真正是“墙头变幻大王旗”的景象。家明几个成了老人，做了一段时间的逍遥派。

长征串联的事便是在这时提上日程的。想想也好，在家闷得慌，心里也闹腾，权当出去见见世面。当下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北上，赴天安门广场；一路南下，往井冈山进发。

田家明是南下的那一路，组织一支约莫十几人的队伍，年纪最小的是个叫李贞的女孩，才十五岁。出发那天是十月下旬。天刚蒙蒙亮，一行人就在人民商场门口集合了，都打了背包，肩的肩，挑的挑，还有各式乐器、宣传画册等。李贞是由哥哥送过来的，小圆脸，个子还未长足。路灯底下见得她眼睛红红的。

哥哥说：“田家明，我把妹妹交给你了，你要带好！”这一句有千斤重，田家明把心一沉，他也是第一次出远门。很多年后他都在想，当时怎么天不怕地不怕，路上万一出了差错怎么办。其实，这一层也有想到，但仅是“长征”二字，已足够他们“万水千山只等闲”了。

田家明后来告诉田庄，那时真带劲儿。反思、消沉那是后来的事。你说幻觉也好，虚妄也罢，在我们却是实实在在的，凡事愿意相信，有劲儿。你们呢？活出劲儿没有？衣食富足，我就问你，带不带劲儿？瞧你们都活出什么样儿了？疲沓沓的！

李贞的哥哥叫李勇，北上的领队，李贞原要随哥哥去天安门的，哥哥嫌她累赘，硬塞给了南下井冈山的田家明。此刻，哥哥回头看了一眼李贞，说：“喂，好了呀！不叫你来，你哭；叫你来，你还哭！什么意思嘛！”

李贞不好意思地踅上前来，跟田家明说：“领队，我不会掉队的！”一边眼圈又红了。为不能去天安门，不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她把哥哥恨得要死。

一行人是八点半出发的。走了一天的路，傍晚落脚一个村镇时，脚都起泡了，肩膀也磨破了皮——田家明挑着扁担，一肩是扬琴，一肩是宣传画。他们一路没闲着，看到田边有人，就停下担子，横幅一拉，上写“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先拉两段手风琴，再唱几首革命歌曲。傍晚的演出最隆重。在大队部门前围了个场子，村民们看见了，立马跑回家搬小板凳。人是越来越多，挤了里三层外三层。

一行人表演了舞蹈、独唱、重唱、小合唱，还有器乐合奏。完了村民还不让散，叫加节目。于是集体合唱《国际歌》，众人列队，器乐响起，田家明站在队伍前。暮色慢慢来临，田野里有秋收的味道，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只觉得苍凉忧伤，或许是《国际歌》唱得太响亮，一直循环往复，也有村民跟着唱。

田家明打拍子的手慢慢疲软，黑暗中只听见歌声悠扬，或许，风会把歌声送出去老远老远。当众声循环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时，女声部有人在啜泣。田家明放下了手臂，很庆幸这是在夜里，没有人会看见他眼里含着泪水。

他们是一路唱过去的。他们在火车上唱，在卡车上唱，就这么唱到了杭州。有一天他们混进了浙江省人民剧院，里头正在演出，舞姿扭来扭去。一行人觉得不健康，这么说吧，带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是当场写了个宣言，由一个姓黄的同学站起来宣布：“请你们停止演出！”

台上没理会，正演得起劲呢，压根就没听见。

黄同学连说了三遍，一次比一次严肃，第三遍近乎呐喊，台上戛然而止，面面相觑。还未等他们做出反应，田家明一行已跳上台去，带上他们的全部家当：长笛、短箫、手风琴、口琴、二胡、大鼓、小鼓……一边布置舞台，一边对着观众席作了自我介绍，宣读了对这场不健康演出的意见。然后，他们开始表演。

那天，他们唱了《在北京的金山上》《我为祖国献石油》，他们也唱《国际歌》。渐渐地，全场开始大合唱，大家手拉手，身子摇来晃去。也有观众跑到台上，跟他们要地址，说为了革命事业，以后大家多联系、多交流。

那年田家明十九岁，迎来了他们这一代人的高光时刻。后来他说，整个剧场燃了、爆了。文艺工作难道不应该这样搞吗？

很多年后田庄想，她的十九岁干什么去了？啊，她的十九岁，大学一年级，不可说，不可说，太寂静。

需要说明的是，田家明一行没有抵达井冈山。还未进入江西境内，已有半数以上的队员顶不住了，打道回府，末了只剩四男两女。他们一直在步行，离井冈山越来越近了。圣地一样的存在，逢山过山、逢河过河，以日均九十华里的速度在行进。途中有人病倒，而队伍并不停留，只留下一个队友做陪护，送医院就诊，好了以后再追赶队伍，约在上饶碰头。

上饶哪里碰头呢？田家明想了想，说：“在距离上饶零公里最近的电线杆上，你们贴个告示，写上地址，我们找你们去。”

一行人就这样往上饶进发了。不想未到上饶，又有同学病倒了。于是临时做出决定，返回上一站长山，与另一个病友汇合。这时年纪最小的李贞又生出事来，她愿意自己一个人前行，说：“没有你们，难道我就不革命了？”

田家明左右为难。强她不过，只好派一个女生与她同行，说：“别走散了，到时我找你们去！”其实能不能找到，他真没数。

他领着病人回到长山，安顿好两个病友后，又匆匆上路，找两个女孩去，此时离分手已是两天以后了。一路打听，走了六十多里路，都说没见过。也有农民提醒他：“别往前走，山里有豹子。”

此时天色已黑，下着小雨，他的背包也湿透了，背在身上就觉得重。走上一条碎石小路，夜色中看起来白惨惨的，只听得脚下一片“沙沙”响，汗毛直竖。

看见人就问，越问越慌，脚下的步子越发快了。九点左右，路过一个小村子，都说没见过。田家明想，怎么办呢？难道一直这么走下去？估算一下她们的路程，应当不会太远，于是咬牙再走。

这就来到了一个大村子。他从村中穿过，约莫走了两里，突然听到有歌声，驻足细听，是两个女生的声音，唱的是《在北京的金山上》。那一刻，田家明突然眼眶发热，又暖，又气，又委屈。

他循声来到一户人家，推开虚掩的门，屋里蹲了一地的人，中间一张小破桌，上头一盏马灯。一屋的人都在看他，唯有李贞两人唱得动情，全然不知。他挤到桌前，把背包往地上一放，李贞两人回过头来，看见是他，突然止了歌声，放声大哭。

他也没说什么，上来拍拍两女孩的肩头，示意她们继续。哪里还唱得下去？当下与老乡们聊了聊，就宿于村里。

次日他领着两女孩来到上饶，在距离上饶零公里最近的电线杆上，贴了告示，写了住址。参观上饶集中营，汇齐队伍，过铅山、永平。到了永平突然接到通知，井冈山正在闹瘟疫，不能前行了。既如此，那就留在当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吧。

怎么革命呢？当地有个地质队，他们就住进去了。地质队的革命正闹得欢，诸如造反派、保守派、军宣队、工人赤卫队……一般都是白天上工，晚上批判，越批越来气、越上头。

吵嚷中突然听得笛声响起，就有人跑出来，月光底下，山影连绵，笛子的回声悠悠荡荡，显得很清冷。笛声止了，歌声响起，还是那首《国际歌》，女声起唱，男生伴唱，调子雄浑悲壮，照例还是有回声，荡气回肠。田家明他们就是这么革命的。

工人笑道：“这倒好，革命还有音乐伴奏！”

革命何止音乐伴奏，革命还能暗生情愫。工人们略微看出些端倪，十五岁的李贞常常躲着领队，矛盾的是，时不时又会在他面前晃一晃，总归是不自在，动辄发脾气。年轻的领队对她很头疼，实在忍不住，有一次含着脸把她训了一顿。

工人跟领队开玩笑，说：“田家明，革命浪漫主义啊！”

“什么？”领队一头蒙。

工人们都快笑死。

1973年10月，田家凤带着侄女小丫回到李庄。她在江城闲得慌，回来大半年了，城里没几个同学，就是有也不想见，劲儿过去了，似乎历经沧桑。其实她在内蒙古也没怎么样，确是吃了点苦，但也未见得就比别人更苦。

她也确实生了病，大抵头一年干得太狠了，不惜力气，当时有一句话叫“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第二年就不行了，常常体力不支，有一天上工的时候，突然眼冒金星，摔了个四仰八叉，被送到医院，住了一星期。这些，她都没跟家里说，硬扛着。

后来，渐至于不能下地，一出工就眩晕，眼前有小金星。不出工就没工分，吃什么呀？两年前她回了趟江城，去她父亲单位的食堂吃早点：两碗面条、五个油炸馒头、五个烧饼……直把食堂师傅给吓死，这姑娘，太邪乎了吧？

吃完了，她一个人躲到背静处哭。越哭越委屈，以至于开始号啕。这一哭，倒是不憋屈了，可是把豪情、雄心也哭完了。这一哭，就不怎么想回去了。赖了些日子，还是回了内蒙古，时而上工，时而生病。她的病也没个名目，就是觉得累，没力气。后来，她哥哥总结为，她得的是“神经官能症”：神经搭错了，总以为以自己是在生病。

有一次，她骑马去公社拿药，回来的时候，见路上没人，她便下了马，拴住，一个人倚着树，把眼看着茫茫草原，正是草肥马壮的初夏时节，各式野花，次第开去，红黄蓝紫，连缀一片。远处是天尽头，蓝天白云，牛羊徜徉，她很难过。什么时候是尽头啊？她蹲了下来，哭着问自己：“什么时候是尽头？”

不久她就回江城了，誓死不再回去。三天两头去医院，又托关系开了病假说明，附上病历，一并寄到内蒙古去。她是能赖一日算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