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踢了他一脚，笑道：“去死！”

小丫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体质柔弱，头疼脑热是常有的事。她那时还不会说话，哭是她唯一的表达方式。起头，母亲没理她，以为又是在胡搅，晾了她半天。后来，听得孩子没声了，进屋一看，小脸睡得红扑扑的，拿手一试，吓死，发高烧呢。

母亲二话不说，抱起她就往大队部跑，一边跑，一边哭：“小丫，妈妈该死！妈妈不当不理你！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妈妈也没得活了。小丫，你再坚持一会儿，啊？妈妈求你了！妈妈求你了！”

路上见到个骑脚踏车的，母亲伸手一拦，也不管人同意不同意，先跳上后座，说：“去大队部！”这时，她身上果断、泼辣的一面就出来了，不复是李庄人心目中的那个动辄害羞红脸、低眉顺目的小媳妇。也不装了。女人一旦不装，她就真是个妈妈了。

到了大队部，抱着孩子一头冲进医务室，见海燕正在坐诊，她哇的一声就哭了。先把孩子搁床上，然后弯着腰，手扶膝盖，在她这是喘一口气，在海燕却是以为她要下跪，因而吓了一跳。

初时，海燕还在李庄，不久因为业务能力强被抽调到公社，一时又没有接替她的人。而小丫是三天两头就生病，于是娘儿俩便奔波于李庄、公社间，二三十里地呢，都是母亲抱着她一步步用脚量出来的。受了老罪了。

后来，每当小丫与她拌嘴、怄气，忤逆她的意愿，做母亲的总会想起这一节，先是生育之疼，再是养育之苦……一点一滴全浮上心头。为了小丫，她还落了一身的病！每到这时，做母亲的就会感到心酸，悲凉至于落泪。她就会想，作孽啊，生下这东西干什么呢？讨债来的吗？上辈子欠她的吗？

然而1971年春节，小丫才满月，这一切还没发生。也就是说，爱还没有破碎，也没有伤心，实在说，爱还未及开始，未有交流、感应、互动。小丫一直在痴睡。她无知无觉地、静悄悄地被爱着。因此，爱就显得格外圆满，格外动人。

十点半了，父亲伸手就火时看了一下手表。夫妇俩有个约定，午夜十二点准时放鞭炮。后来，这个约定成了家规。很多年后，当这个家庭已经老去，这条家规便由孩子们继承，带往一个个新的家庭。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大年夜十二点，是他们最期盼、最紧张的时刻。期盼在于放鞭炮，紧张在于必须卡着点，不能早一分钟，也不能晚一分钟，否则新年就不向好，“辞旧迎新”成了泡影。

母亲看着铁锅里的锯屑，慢慢燃成了灰白。突然想起两年前，她和丈夫还不认识，今日已是一家三口。大年夜深沉漫长，微火在烛照，人的脸上有光。她觉得很好。因而笑道：“你还记得那次相亲？”

“什么？”丈夫也笑了。

“看上我什么了呀？”

丈夫笑：“看上了吗？”

“讨厌！”妻子伸手一挥，给了他一个棉花拳。

真的，看上她什么了？父亲也搞不大清爽。是在媒人家见的面。媒人是爷爷的老同事，下放到向阳公社，与她家走得近。媒人说：“姑娘长得好，又机灵，又爱笑。能干得不得了，是过日子的人。初中毕业，方圆几十里地，就数她出挑。成分也好，划的贫下农，但家底不错，她爹活络。再有，她家是军属，她叔在武汉的部队里，已做得不小的官了。你既已落户农村，一时半会也难回去，不如先见个面，再作打算。”

他盛情难却，迷瞪瞪就去了。他那时对男女事不大上心，也不能说不懂，有点犯迷糊，属于开窍晚的那种。谁知见了面，一眼就相中了，简直惊艳。不大像村姑，清清素素。春天里，她穿月白小褂、蓝裤子、黑布鞋。扎两根麻花辫，一搭在前、一搭在后。身体轻盈，走起路来，就见两根辫子在肩上一跃跃。

五官未必有多俊，但合在一起，就觉得清甜甜的。她主要是白，屋子里坐着，很容易就把人比下去了，独有她一个人在发亮。父亲不大好意思看她，只和媒人说些闲话。余光中，见她窘得很，把手指卷着衣角，慢慢卷，慢慢松。翻来覆去。

很多年后，父亲但凡想起这一幕就觉好笑，跟田庄说：“那天被你妈给骗了，装得呐！真正是人不可貌相。”他这话半真不假，骗是骗了，他有时悔，有时喜。在田庄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她早已习惯了父母的言谈方式，毫无尊者相，在小孩子面前也不避讳的。

实在说，母亲那天是装了些，但也未尝不是真情流露。她那年二十一岁，相亲相到了如意郎君，怎能不害羞？没有恋爱经验，与男同学玩暧昧总不能算的，都不曾单独约会过。

初中毕业头两年，玩得最疯，成天往镇上跑，有时好几天不归家，住镇上同学家。后来搞大串联，她夹杂其中，耍过一阵。也曾出演过《红灯记》里的李奶奶，在公社大礼堂，下面全是人。她心里慌，把油彩打多了，天又热，一登场脸全花了，底下哄堂大笑。公社书记正在喝茶，笑得把茶水喷了一地，说：“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脸颊跟个猴屁股似的！”

这么耍到二十岁，慢慢也就收了心，只等嫁人。以她的年纪，在村里可说是老姑娘，但她与普通村姑又不大一样。她是初中生，七乡八里难得一个识字的女青年。因之，衡量村姑的那一套行为准则，就套不牢她。她大约要开放一些、现代一些，村里人对她也网开一面，拿她当个知书达礼的人。

自然，这样的人找对象最蘑菇，只能在男同学里踅摸。心里圈了个范围，一时拿不定主意，总觉得平庸了些。也相过亲，她不如意。就在这时，未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个人出现了。

相亲当天，她起了个大早，去镇上澡堂洗了澡。知道男方是城里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两年前落户顺河公社，当了回乡知青。本来按政策，他是可以留城的，但自己却执意回乡当农民，有扎根的意思。条件是不用说了，打着灯笼也难找，她一听就动心了。

最动心的还是他现在的身份，县水利局的一名临时工，平时四乡八野走遍，测水文，做勘察，画图纸，建大坝，修路桥……不是挣工分的，而是拿工资的。及至见了面，不承望他还长得好！小方脸，戴眼镜，斯斯文文，一看就是有知识、有内涵的。她心上欢喜，很注意不露声色。卷衣角的那会儿，她心里想的是，这样的条件，样貌再推扳些我都答应。

见面不久，媒人向双方传达了彼此中意之情。那天，父亲正在清浦闸上工，心里想，作为男方，他是不是得有所表示。怎么表示呢？写信？去她家里？或者托媒人捎话，约她出来见个面？一时主意不定。正在这时，听得工友向他喊话：“田家明，有人找。”

他抬眼望去，见她袅袅婷婷地走过来。一开始也不能确定，定睛再看时，果然是她，他就笑了。他静静笑了好久，这才想起要迎上前去，接她手里的网兜，里头塞了新瓷盆、牙膏、毛巾等什物，他说：“买这些干什么？都有。”把她往工棚领去。

她从头上摘下草帽，说：“这个也给你。”他接过草帽，见她头上还戴一个，正在疑惑。

她笑道：“你的是新买的，拿手里碍事儿。”他把嘴唇咬了咬，心里想，倒是个机灵俏皮人。

工棚里简直坐不住。大门敞着，不时有人张头探脑，或者踅进来打声招呼。所有人都在笑，把他俩看来看去。他只好领着她出来，到河边走走。其时已近傍晚，夕照下的河面，光影荡漾，一浪一浪向前涌去。两人坐在河边，父亲很不合时宜地想到一句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身旁的她正屈膝抱腿，此刻她多么年轻。

两人是真正恋爱过的，从认识到结婚也就半年，半年里总有十几次约会。他带她到他以前的工地，用公家的破脚踏车，把清浦县的城乡逛了个遍。当然她最喜欢去的还是县城，逛个公园、看场电影，出来以后就很满足，接连叹气道：“这才是人的生活！”

县城的大百货、二百货，每个柜台她都流连，站着看，蹲着看，侧身看，眼里的光，看了让人心疼。到了布匹柜台更是挪不动脚步，把布捏来捏去，窝手心搓搓，迎光看看，挂身上比试一下。待要给她扯几尺，她又不同意了，掉头就走，说：“不花那个瞎钱！”

有一天走在街上，她突然来了一句：“将来我们把家搬来这里。”

“什么？”他没听清。

“没什么。”她笑了笑，“还早着呢，将来的事。”

进城的念想，她一直有，模模糊糊的，不知从何入手，直到遇上父亲，突然像被闪电击中。也许，她是先有了这念想，才会遇上父亲。无论如何，从那以后，成为城里人一直是她的梦想，她愿意为此而奋斗，她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直到十年后，一家人搬来县城，她才算了却这桩心事，跟田庄姊弟说：“好了，我把你们带到这里，下面就靠你们自己了。”

她又说：“倘不是我坚持，你们现在还在乡下喝西北风呢！是不是文盲都说不定。”

很多年后，当田庄离开县城，到大城市读书生活，发现县城根本不是城，顶多就是一城乡接合部。可是对于母亲而言，那是真正的城：定量粮，户口簿，有单位，拿工资，旱涝保收，还每周一休。对于母亲而言，县城是她够得上的城。

譬如江城，自然是比县城更高一级的城，公园更大，楼层更高，街道敞亮，也少有灰尘。订婚之前，她随家明去玩过，但没进家门。她隐约知道他们父子关系淡得很。她识趣地想，这地方就别指望了，怕是难回来！这方面，她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家明带她去了他的母校，江城一中。这学校她知道，如雷贯耳的省重点，不知出了多少人杰。两人在操场上走了走，她很好奇他的经历，怎么忍心回乡当知青！他本来不是必须走的。但是她没问，因为两人不甚熟，她得顾及体面。

熟了以后，她就不拘礼了。有一次，两人回到李庄，照样不敢进家门，怕邻居撞见，介绍起来不方便。两人鬼鬼祟祟爬上后山，简直像偷情。家明指着一个小院，说：“那个是家，看到没？黄泥土坯墙，三间茅草屋。”

她辨不出，因为家家都是黄泥土坯墙，几间茅草屋。

“喏，”家明说，“左数第七家，稻草人旁边那一家。”

她点点头，就是它了。比左邻右舍还要寒碜，也是没人住的缘故，荒了近二十年，松松垮垮，像只老黄狗趴在那儿。一年前家明回来，在这里住过大半年，睡觉都不脱衣服的，差不多把它当狗窝了。比较起来，还是现在住工棚更舒服些。

家明把他的家眺望很久，才说：“这就是我家祖屋了，好几代人都生在这里，我是到了五岁才离开。”

他看了她一眼，笑道：“这也是你的家，你要好好建设它！”

她想了想，笑道：“建设好以后呢？”

“嗯？”这个家明倒没想到。

“离开它，到更好的地方去！”

家明疑惑地看着她，似懂非懂的样子。

她低下眼睑，认真地说：“我会好好顾家的，你放心，我做你的坚强后盾，将来我们搬到城里去！”她似乎有点难为情，一边拿脚踢着树桩。

家明还是没听明白，抑或是听明白了，但脑子有点蒙：他才回乡一年，怎么又要进城？！

“我要进城！”她把身子扭了扭。见家明没反应，她把脚一跺，身子一蹶，两根小辫子甩在身后，待笑不笑、温柔而固执地说，“我要进城！偏要！”

家明由不得笑了，把嘴唇咬了咬。她这个样子，简直了。他把身子酥了半截。

村里的鞭炮声渐趋密集。家明看了下手表，新年快到了。他起身拿鞭炮，找一根竹竿绕上。在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他点燃了引子。母女俩站在他身后，母亲把小丫的头脸紧紧裹住，怕震着女儿。

小丫甚事不明，可是她要让女儿做一个在场证明，这是田家明一家的第一个春节，仿佛远古洪荒，空虚混沌，从前的一切都不算了，从这一刻起，他们一家开天辟地，像一股绳拧在一起，像光明从黑暗中分离，一切渐趋澄明，一切都将向善、向好、向上。

母亲感到自己浑身绷紧，既泰然又镇定，她知道那是一种力量，一种混杂着孤独、责任感、带有信心和豪情、满怀骄傲的力量。全村都在放鞭炮，就数她家最响亮！

母亲终其一生都不明白，1971年春节，她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生出的那种孤独豪情，那种地老天荒，一切由他们创造的开天辟地般的光明景象，抑或是幻象，原来有个现成词汇的：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