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出一声似曾相识的大笑。

“两百美元，”他说，“就要这些了。”

克莱和汤米站在围栏边。

“叫它阿喀琉斯？”一个问另一个。

“阿喀琉斯。”

终于等到了，他们心想，终于等到了。

***

要养阿喀琉斯，我们需要事先考虑很多，这件事既美又愚蠢，既理性又荒诞，很难判断应该先从哪里开始。

我查了查管理委员会的规定，的确有某些内部的规章制度对此做了说明，该制度是一九四六年制定的，里面解释说是可以在家里养牲畜的，只要悉心照顾它们就好。规定里说，此类动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影响住所居民或者附近居民的健康、安全和幸福生活——品一品言外之意，其实就是说你可以养任何你想养的动物，只要别人不抱怨就好。也就是说我们唯一需要解决的就是奇尔曼太太了，她是我们唯一能称得上是邻居的邻居。

那天下午，我走到了她家门口，她邀请我进屋，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坐在了门廊上。她问我可不可以帮她打开一罐果酱，当我提起那头骡子的时候，她的脸先是向内皱成一团——皱纹都挤到了脸蛋上——然后仿佛自身体深处发出一阵大笑。“你们这些邓巴男孩简直棒极了。”她还说了三四声“实在是了不起”，最后一句话更是让人激动万分。她说：“生活如果一直都像现在这样就好了。”

然后，还要解决亨利和罗里的问题。

我们从一开始就告诉了亨利，但是一直对罗里保守着这个秘密；他的反应肯定有趣至极，绝对让人想不到（这也极有可能是我当初同意对他保密的原因）。他已经因为赫克托耳经常跑到他床上睡觉而一直心情很糟了，有的时候，甚至萝茜也跑来捣乱，最起码是会把它的鼻子搭在床上。

“喂，汤米，”他会在卧室这一头对着另一头的汤米大喊，“快把这只该死的猫从我身上弄下去。”或者说：“汤米，快让萝茜别这么喘粗气了。”

汤米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维护它们：“它是只狗啊，罗里，它得喘气儿啊。”

“不行，在我身边它就不能这样喘气！”

诸如此类。

这个星期余下的几天里，我们耐心等待着在星期六那天把骡子领回家，到时候大家都在，可以一起监督整个过程，以防突然发生意外情况（还真有可能发生）。

周四的时候，我们去拿了些供给。马尔科姆·斯维尼没有运送马匹的拖车，所以我们只能牵着它走回家。我们商量好了运送时间：星期六凌晨四点（以马场时间为准）。

星期四的晚上，一切都很美好，我们四个人一起待在斯维尼那里，罗里很有可能是出去喝酒了。天空和云朵都是粉红色的，而马尔科姆正充满爱意地凝视着天空。

汤米梳理着骡子的鬃毛，亨利在评估那些配套的工具。他向我们展示着马镫和缰绳，满意地把它们举到空中。“这些破烂，”他说，“我们可以看看该怎么让它们发挥作用……但是那家伙，一点用处没有。”

他猛地扭过头去，冲着骡子咧嘴一笑。

就这样——我们把它带回了家。

三月末一个寂静的清晨，邓巴家的四个男孩走过赛马区，中间是一头以古希腊英雄命名的骡子。

它有的时候会在邮筒旁驻足。

它笨拙地前行，有的时候还会在草坪上撒下几个骡粪蛋。

亨利问：“你们有谁带装狗屎用的手提袋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在人行道上大笑起来。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马尔科姆·斯维尼的那段记忆，当我们慢慢牵着骡子离开时，他在围栏边无声地哭泣着。他擦了擦脸上的污垢，一只手伸进结成块的头发里揉了揉。他穿着卡其布颜色的衣服，饱含热泪。他是一个可怜的肥胖老人，但是又有一种别样的美。

接着，我们就只能听见那种声音了：

蹄子敲击在街道路面上的声音。

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极具城市特色——马路，街灯，车流；从我们头顶飞过的叫喊声，那是通宵狂欢的人们发出的尖叫——与此同时，骡子极具韵律地迈着步子，我们护送着它走到人行道旁，穿过空荡荡的京士威大道。我们哄着它走过一条长长的人行桥，穿过黑暗与街灯的光亮交错的斑驳路面。

亨利和我走在一边。

汤米和克莱走在另一边。

你可以把表调得和蹄声一致，也可以把生活交到汤米手里——他温柔地牵着骡子往家的方向走去，走向未来的岁月，走向那个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