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我们该开工了。”

在外面，在狭长、干涸的后院里，我朝左走，走向晾衣架和一棵已经风化、濒临枯死的斑克木。我回头看了一会儿身后的景色：这幢小房子、锡皮屋顶。烈日仍然炙烤着它，但已经在慢慢西斜。我用铁铲子和双手挖土，然后就挖到了。

“见鬼了！”

挖到了狗。

又一次。

“见鬼了！”

挖到了蛇。

这两样都只剩下骨头了。

我们近距离、小心地检查了它们。

我们把它们放在草坪上。

“好吧，我看这事儿成了。”

这个男人重复了三次，最后一次，当我找到这台破旧的、像子弹一样灰的雷明顿打字机时，他嚷得最大声。它就好像一件武器似的被摆在地下，被三层结实的塑料包裹得严严实实，塑料几近透明，一个个按键看得非常清楚：首先是字母q和w，然后是位于键盘中部的f、g、h和j。

有那么一会儿我就看着它，只是看着：

那些黑色的按键，就好像怪兽的牙齿，但它是只友好的怪兽。

最终，我小心翼翼地把脏兮兮的双手伸进去，将打字机拉了出来，然后把三个土坑都填平了。我们把它从包装纸里面取出来，看着它，又蹲下来仔细检查。

“真是了不得的东西。”默奇森先生说。“皮毛大衣的切肉刀”在他的两鬓来回扭动。

“确实如此。”我表示赞同，它的确不同凡响。

“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他把它拿起来，然后递了过来。

“你想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吗，马修？”

说话的是那个老太太，她还处于半震惊的状态。但是这没能让她忘记晚餐的事。

我仍旧蹲着，抬起头来看她。“谢谢您，默奇森太太，那些饼干把我吃撑了，现在还没缓过劲来呢。”我又一次打量这幢房子。它现在像一个打包好的包裹，被放置在阴影中。“我真的应该上路了。”我和他们两个都握了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们。”我开始往前走，打字机被稳稳当当地夹在胳膊下。

默奇森先生可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喂！”他直截了当地大喊一声。

我还能怎么办呢？

一定存在为什么会从土里挖出这两只动物的合理解释，我从用旧的晾衣架下转过身——他们和我们一样，用的也是希尔斯·霍伊斯特牌的晾衣架——等着他开口。然后他说话了。

“伙计，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他朝着狗和蛇的骸骨示意。

我就是这样开车离开的。

那天，在我那辆旧旅行车的后座上，摆着一条狗的骸骨、一台打字机和一条棕伊澳蛇瘦长的脊骨。

大约走到一半，我把车停下来。我知道有个地方，虽然去那里要稍微绕一点路，但那里能提供一张床，能适当地休息一下，但我决定不去那儿了。我就躺在车里休息，蛇骨几乎紧贴着我的脖子。在我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的时候，我的脑中充满了故事开始之前的故事——在之前以及一切发生之前，在一个镇子上的一个荒废了的后院里，那条蛇杀死了那只狗，那只狗杀死了那条蛇，那时，有一个小男孩，就跪在地上……但之后故事才逐渐展开。

不，现阶段，你只需要知道这些：

我第二天回到了家里。

我回到了城里，回到了阿尔切街，在这里一切确实在发生，并且有许多不同的发展轨迹。有关我是哪根筋搭错了才把这只狗和这条蛇带回来的争论，在几个小时前就消停了，那些本来就要走的离开了，那些本来就要留下的留了下来。回来之后，我和罗里对汽车后座的东西的争吵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罗里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和别人差不多，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

一个摇摇欲坠的悲剧之家。

一群仿佛从漫画书《卡波》中走出来的男孩子，生活充满鲜血与野兽。

我们仿佛生来就注定与这些历史遗留物为伴。

在这一问一答的讲述过程中，亨利咧嘴笑了，汤米也开始大笑，他们都说：“还是老样子啊。”我们当中的第四位还在睡觉，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睡。

至于我那两个女儿，她们进来之后，也被这些尸骨吓到了，并问道：“爸爸，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家？”

因为他是个白痴。

我立马就知道罗里会这样想，但他绝不会当着我孩子的面这样讲出来。

至于克劳迪娅·邓巴——婚前还被称为克劳迪娅·柯克比的她，摇了摇头，牵起了我的手。她很开心，她是那么开心，我可能又要失控了，但我确信那是因为我倍感欣慰。

欣慰。

这个词看起来傻里傻气，但我选择这样纯粹又简洁地把一切都告诉你们，因为这就是我们原本的样子。尤其是我本人，因为我现在热爱这个厨房，以及这里曾有过的要么棒极了要么糟透了的家庭历史。我必须要在这里做这件事。这里十分合适。听到我所做的记录被一点点敲到纸上，我很欣慰。

在我面前，有一台破旧的打字机。

它后面是粗糙的木头桌面。

上面有不配对的撒盐罐和胡椒罐，还有一堆永远扫不干净的烤面包渣。大厅的灯光是黄色的，厨房里的灯光是白色的。我在这里坐着，思考着，敲打着。我猛烈地敲击，不停地敲击着。写作总是很难，但有话可说的时候会容易一些：

让我来告诉你关于我们兄弟的事。

关于邓巴家的第四个男孩，名字叫克莱。

关于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所有人都因他而改变。

疑为作者虚拟的漫画书。——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