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喜欢我的同事艾莉·b，她总能让我大笑不止。她看起来总是心情愉快——当她没有被惹毛的时候总是很快乐；但她的心情钟摆摇得有点疯狂。在她身上，找不到被关押的不快，尽管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被关在这里——她是一个假释罪违犯者，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她的毒瘾很大。但是，她并不是因为毒品犯罪而被关在这里的，所以没有接受任何毒瘾的治疗。

我会问她：“你说你，好久不吸毒了，在这里关着的这么长时间都不吸毒，出去后为什么又要吸呢？”

她只是仰起头，笑笑说：“很明显你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帕波。”她说。“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尝一口那个东西和某人的鸡巴。”

这个我们都知道：就像很喜欢吸毒一样，艾莉也很喜欢做爱。对于看到的任何觉得帅气的男人，她都会低声说一些很淫秽的评论——无论是监狱看守、戴着领带的职员，或者偶尔进入我们视野、毫无戒心的快递小伙。

艾莉有时候会称我为她的“妻子”，每当这时我都会说：“没他妈的机会，艾莉！”偶尔，她会体验到假的性欲爆发（我觉得）：在宿舍乙区追着我跑，嘴里大声喊着污秽的话，想要拉下我灰色的运动短裤，我都大声尖叫着反抗。邻居很快就被我们这种喧闹惹毛了。

虽然很热衷看《恐惧元素》，但从她的谈吐和笔迹来看，她比大多数的犯人受教育程度都高。我没有问过她私人问题，即使是朋友，有些问题也是禁止问的，所以我只能猜她在监狱里的各种节衣缩食都是因为毒瘾。我很担心艾莉。我当然希望她能再也不要回到监狱，再也不要看到监狱里的黑幕，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担心她最后会因此丧命。

我同样担心艾莉的伙伴宾夕塔基，她也曾是个瘾君子（我能从她变黑的前排牙齿推断出来）。与艾莉不同，宾夕塔基不想刚出狱就去吸毒，她想要夺回她的女儿。她的孩子有着天使一样的模样，刚学走路，和爸爸住在一起。宾夕塔基没有抚养孩子的权利。按照监区女人的话来说，她“不合适”，这样的人要么有行为问题，要么有时候有精神病。监狱的情况并没有让这些困难变得容易解决。

我已经认识宾夕塔基有一段时间。和她一起工作久了，我觉得她比人们说的要机灵很多。她能够理解别人，比较敏感，只是很难以一种让人觉得愉快的方式表达自己。她觉得别人没有尊重她的时候，会大声喧闹，很生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宾夕塔基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阻止她过上幸福的生活，只是遇到的各种情况让她无力抵抗毒品和主动找上来的男人们。

如果因为毒品问题触犯法律，很有可能会在县监狱戒去毒瘾。一旦需要长期被关押在监狱，那么第一件事就是评估精神状态……然后给你开一些药。在丹伯里，一天两次排队吃药的队伍总是很长，一直从医疗办公室排到大厅。有些女人吃的药对她们帮助很大，但有些人好像因为药物里掺杂了其他东西而变得日益呆板。那些女人让我很恐惧：如果她们离开监狱不再吃药会怎么样？

7个月前，当我从联邦惩教所吓人的大门口经过的时候，我当然看起来不像个歹徒，但是却有歹徒的心理。歹徒们只关心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所有物。我对自己行为的悔恨不已，源于我给所爱的人带来的创伤和要面对的后果。即使衣服都被拿走，换上了监狱的卡其布囚服，我还是认为“反毒品战争”只是一个玩笑。我觉得：政府关于毒品的法律，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每天都被证明无效，最坏的情况则是被误导地只关注供应而不是需求，而且在种族和等级方面上非常随意和不公平；因此，无论是理智层面还是道德层面，它们都是失败的。

但是现在，当我沮丧地看到艾莉急不可耐地回到被遗忘的状态时，当我想到宾夕塔基能否坚持下来、像她渴望的那样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妈妈时，当我担心丹伯里的很多朋友因为肝炎和艾滋病而健康受损时，当我在会客室看到毒瘾如何将母亲和孩子们分开时，我终于明白了自身行为的真正后果。我自己也曾是令这些可怕事情发生的罪人。

让我最终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冷漠残酷，不是美国政府对我人身自由的限制，也不是支付法律费用欠下的债务，亦不是不能与我爱的人在一起生活这个事实，而是在与狱友一起闲坐、聊天、工作和相知时，得知她们正是因为像我这样人的所作所为才会遭受如此折磨。这些女人中没有一个人指责我——大部分人自己也曾进行过毒品交易。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我的选择如何间接导致了她们的苦难。我是她们毒瘾的帮凶。

与瘾君子们在外面世界长时间地社区服务性劳役，很可能也可以让我明白这个事实，而且会对社区有更多更大的益处。但是，我们目前的刑事司法制度没有恢复性司法的规定。在恢复性司法中，冒犯者可以直接面对自己行为带来的危害，并且尽力向他们伤害过的人做出补偿。（我很幸运，因为在监狱遇到了这些女人，我靠自己实现了这一点。）相反，我们的“修正”制度只是关于当前的报复和惩罚，一直如此。而制度的监管人还感到奇怪，为什么人们离开监狱时比他们进去的时候更加颓废消沉。

凡妮莎·罗宾森是一个由男变女的变性人，她在山下联邦惩教所开始了刑期。在丹伯里大农场的范围内，她的出现众所周知，也可以说臭名远扬。狱警们坚持称呼她“理查德”，那是她的本名。一天，监区里喧闹不已。“那个变性女人要上山了！！！”

大家都非常期待罗宾森小姐的到来。一些女人发誓不跟她讲话，另一些女人公开声称很迷恋她。西印度女人和一些西班牙女人表达了她们的厌恶；重生的基督徒们发出愤慨的聒噪；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看起来很困惑或者很紧张。在这里时间久的人则无动于衷。“哈，我们这里过去还有几个女孩想要往另一个方向变。她们都是持异议者。”琼斯夫人说。

“另一个方向？”我问。

“从女孩变成男孩。她们总是在那里唠叨药物治疗和一些狗屎。”她说，同时一只手轻视地一挥。

我很快就看到了凡妮莎——足足有6英尺高，头发有4英寸那么长，是金黄色和咖啡色，胸部像气球一样大，看起来完全就是个女人。一群赞赏的年轻女人围上来，她欣然接受大家的关注。她可不是一个不幸被关而想要和平相处的谦逊“衬垫片”：凡妮莎是一个十足的女主角，就好像有人恶作剧似的射击了玛丽亚·凯里，然后在我们中间将其摁倒。

尽管是女主角，但凡妮莎足够聪明和成熟，能够在新的处境下谨慎地行事。她刚到监区就十分端庄，没有演戏。另外几个女人和她一起从联邦惩教所上山，包括一个令人惊艳的年轻女人，她的名字叫温赖特，和凡妮莎是知心好朋友——她们都在教堂的唱诗班唱歌。温赖特小巧的个头，猫咪一样的绿色眼睛，高深莫测的笑容，受过大学教育——大部分黑人女性一看到她就很崇拜。她们两个在一起，看起来真是欢乐的一对：外表类似，但却是如此的大相径庭。

她们刚到监区的前面几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如果接近凡妮莎会觉得她很友好，但比她外表展示的更加矜持。她去了厨房工作。“他不会做饭。”波普轻蔑地说。她属于“厌恶”凡妮莎的那一类，尽管凡妮莎在烹调方面有一些经验，但是波普不愿意亲切待她。厨房曾发生过将番茄酱放进马瑞那拉调味汁（用番茄、洋葱、大蒜和香料制成的调味汁）风波，这让整个监区的人都很反感。波普曾悄悄告诉我谁是罪魁祸首，但是我没有把这消息宣传出去。

我喜欢凡妮莎，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她搬到了我们隔壁。她和温赖特想办法得到了想要的住宿分配。温赖特与在仓库工作的丽昂奈勒住在一起。需要给不守规矩的年轻黑人女孩讲道理或者教训她们的时候，丽昂奈勒就是那个说话的人。（“姑娘，你最好规矩点，不然我会把你的头插到白肉里面！”）凡妮莎搬到了我们隔壁，与费思住在一个隔间。费思是一个需要吸氧、头发硬邦邦的老奶奶，她直接从新罕布什尔州的森林里出来，和凡妮莎与温赖特一起由联邦惩教所上山来到监区。她们相处得非常好。凡妮莎来到宿舍乙区，遭到了纳塔利小姐的一些白眼，但是她比她的朋友金杰·所罗门宽容些。金杰直接问：“帕波小姐，那就是你想要在盥洗室见到的吗？嗯，是不是？”我弱弱地指出凡妮莎已经做过手术了，但是，不，我当然没有必要免费展示我自己。

这里不乏免费展示。凡妮莎住进来以后变得更加喧闹，只要有轻微的暗示，她就非常乐意展示自己外科手术后的荣耀。很快，监区一半的人都见过她的身体。d罩杯的双胸是她的骄傲和自豪。由于我们俩之间的身高差距，我早上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她的大胸。她当然比很多天生是女人的犯人都好看，但是近距离看的话，能够发现她的一些阳刚之气。她的腋窝下毛发特别浓密——她说如果没有办法用热蜡除去的话，就算了——夏天，在炎热的宿舍乙区，离她比较近时能够闻出她身上散发的男人汗味。凡妮莎在监狱里没办法吃激素类药物，因此保留了几项男性的特点；如果食用激素药物的话，这些特点就不会那么明显，尤其是她的声音。大部分时间，她说话声调很高，用小女孩的那种嗓音，但是她可以随意转换成浑厚、阳性的“理查德”嗓音。她喜欢偷偷走到别人的后面，用她的男性嗓音把人家吓个半死。她能很快让吵闹的食堂安静下来，只需要大声吼：“你们都安静点！”她的理查德式鼓励在垒球场上发挥到了极致，大家都想要把她拉入自己的垒球队伍：那个婊子打得真好。

凡妮莎是一个有趣和细心的邻居，总是很快乐，能够很快观察到其他人的想法和感觉，非常敏感。她经常拉出自己的剪贴簿，给大家看她伤过的男人的照片，讲他们的故事，卖弄炫耀地消磨时间。（“这是美国黑人同性恋小姐选美比赛时拍的——我得了第4名！”）所有天生就是女人、渴望成为女主角的女人们（大部分这样的人都住在宿舍乙区）很快就意识到，凡妮莎是她们可以学习的大师。凡妮莎对于经常围着她的年轻女孩也是一个好榜样。当她们行为不检的时候，她会温柔地训诫她们，并且劝诫她们保持学习，跟随上帝，爱她们自己。

她只有一个习惯让人有点难以接受。每天晚上，她做完厨房里的活之后，会回到自己的隔间，爬上床铺，拿出磁带播放机（那是违禁品，是以某种违规方式通过小礼拜堂得到的）。她最爱的福音歌曲会在隔间墙壁上面萦绕，她还会跟着高歌。歌曲详细表达了耶稣是爱人的、慈悲的，会帮助我们走每一步。这是最需要她的荷尔蒙药物的时候——高调就是唱不上去。她这么放声唱歌的前几夜，我对自己笑笑，感到很有意思；但是到了第10个晚上，我只得把自己的头埋在枕头底下。不过，反正我们附近还有好几个女歌手，我决定咬紧牙关，忍下去。一个晚上听一首圣歌不会要我命的。

我拥有的很多违禁品之一是指甲油。有一段时间，日用物资供应店曾卖过指甲油，但是后来被禁止了。瑜伽珍妮特给过我一瓶很华丽的亮红紫色指甲油，我的修脚师罗斯·席尔瓦公开表示很想要。我答应等我回家的时候就会给她，但是现在我必须保存着，为了我自己，也为了瑜伽珍妮特，她也很喜欢漂亮的趾甲。任何一个有自尊的纽约女人都有漂亮的趾甲，即使她被关在囹圄之内。

我成为罗斯的顾客已经一段时间了。在我来监狱之前做的调查中，监狱里有修脚师是为数不多的真实事情之一。调查的资料当时还强烈建议，如果想让她们帮助修脚，最好从物资供应店买一套自己用的工具。监狱里有很多通过血液传染的疾病，如艾滋病和肝炎，所以不能冒任何被传染的风险。

我刚到监区的时候，因为太害羞而不敢去修脚，尽管当时非常羡慕安妮特金色的趾甲。“去找罗斯就可以了。”她解释说。事实上，在监区，除了罗斯只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卡洛塔·阿尔瓦拉多——波普是卡洛塔的顾客之一。她们两个各自拥有自己固定的客户群。在监狱，修脚生意纯粹靠大家的口头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犯人们都非常忠诚。

我第一次去修脚是在一个寒冷的初春。安妮特将这次机会作为礼物送给我。“我给你在罗斯·席尔瓦那里预约了修脚。我实在受不了看你人字拖里的那些脚指甲了。”一个星期以后，我乖乖地到远离大厅房间区的一个盥洗室去与罗斯会面，身上带着我自己的修脚工具——去表皮剪刀、木棒、锉脚刀（所有这些都是从物资供应店买到的，但是买不到有颜色的指甲油）。罗斯带着自己的工具箱来了，包括毛巾、一个塑料方盆和一列指甲油，有些指甲油的颜色很奇怪。我感到非常尴尬，但是罗斯非常能说会道，很会做生意。

罗斯和我很快了解到，我们都来自纽约，她来自布鲁克林区，我来自曼哈顿区。她是意大利-波多黎各人，再生基督教徒，刑期有30个月，因为她在迈阿密机场携带两公斤可卡因被抓住。她有一种严肃的活泼，喜欢装傻。她修脚的时候非常小心翼翼，非常善于按摩脚。在监狱里，所有其他人都不应该触碰你，所以她第一次给我按摩脚的时候，这种懒洋洋的亲密接触不只是让我快乐，几乎让我狂喜得要掉眼泪。“哇啊，亲爱的。深呼吸！”她建议道。所有这些服务，罗斯会收取5美元的物资供应物品——在物资购买日，她会告诉我给她买什么。我迷上了她的手艺，也成了她的顾客。

罗斯最近一次给我修脚，绝对是她最成功的一次。那是淡粉色的法式指甲修饰，我的大脚趾上有紫红色和白色的樱花。我忍不住不停地欣赏人字拖里的脚趾，它们就像棉花糖一样美不可言。

尽管在监狱里进入了最佳状态，但是有时候仍然对其他犯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这让我很苦恼。在健身房，瑜伽珍妮特在课堂上坚持说如果我再多努力一点，就可以把脚放在头后面，我几乎都大发脾气了。

“不，我做不到。”我厉声说。“我的脚放不到头后面。就这样。”

有些人非常直截了当地不能或者不愿意自我控制，与这些人在一起是非常费力的。我经常考虑自我控制的问题。在监狱里我听到了很多恐怖的故事：有些女人有很多孩子，她们爱孩子，却没办法管教；有些家庭的双亲都被关押很长时间，我想到了那数百万的孩子们，他们因为父母错误的选择而被迫经历糟糕可怕的生活。加上政府对于毒品交易的垃圾反应——他们以为只要能够控制毒品的供应，就能控制住毒品交易。这是错误的，而且很有危害，因为社会上对毒品的需求很高。政府这么做只是徒然，还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这以后反过来只能让我们更受伤害。我想到了自己的双亲，想到了拉里，以及我现在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这就是在监狱里有时候会产生的悔罪想法。这会十分影响我的情绪。当我在监区看到有些女人仍然日复一日地做出错误的选择时，或者只做出一些要不得的行为时，我就会感到非常心烦。

对于监狱里的工作人员，我非常坚定地主张“我们和他们”的态度。他们中有些人好像喜欢我，我觉得他们对我比对其他犯人要好一些，但这还是让我觉得他们非常讨厌。而当我看到其他犯人的行为方式不利于我们团结时，这个词或许不恰当，我的意思是她们行为卑鄙、显得无知或者只是反社会时，我真的很难过。这让我有点抓狂。

我把自己的所有这些表现和反应，都当作是太专注监狱生活的标志，“真实世界”在我的思想里已经隐退太深，我很可能需要多读报纸、多写信才行。只关注积极的一面很难，但是我知道，在丹伯里，我找到了合适的女人来帮我做到这一点。轻轻指点一两句，我可能就再也不会这样看问题了。将自己沉浸在当前的处境，用心经历，学习一切可以学习的东西，或许这才是生活的正确方式，对于当时和以后都是如此。

“你想得太多了。”波普说。她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十几年，但仍然能保持心智健全。

哦，这脚修得真好看。除此以外，还有灯泡要换，学期论文要代笔，糖包和五金器具要偷，小狗要一起玩，八卦要收集和传播。当关于自己的监狱生活考虑太多的时候，当应该想念拉里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有点愧疚。尽管如此，有些事情让没有我的外面世界非常清晰，比如一生可能只有一次的事件，尽管没有我出席，照样会如期进行。7月，我们的老朋友迈克会在蒙大拿州51英亩的牧场上举行婚礼。我想去那里，在蒙大拿州美丽的夏天，与朋友们一起喝龙舌兰酒祝福迈克和他的新娘。尽管我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宇宙，外面的世界却一切如故地运转。我非常渴望回家。我说的“家”，是指“拉里在的地方”，而不是下曼哈顿区。但是，我还有接下来的7个月要度过。我现在知道自己可以坚持下来，但距离回家的时间还是太长。

7月20日，玛莎·斯图尔特被判入狱服刑5个月、家庭监禁5个月，这是白领犯人典型的“分割判决”，但是对于她的定罪远远低于最高限。一些犯人听到对她的宣判都皱起了眉头。大约90%的被告都服罪。通常，如果被告一路上诉至法庭，最后在联邦审判的时候败诉，法官会重重宣判，一般都是最高刑期，而不是最低刑期；监区有很多女人的情况都是如此，她们的刑期都特别长。无论如何，监区大部分犯人都坚信，斯图尔特会成为丹伯里某个人的室友，这样的想法自然让大家活跃起来。如果玛莎被分到丹伯里服刑，我很确定他们会把她塞到宿舍甲区“郊区”，与那些有强迫症的犯人住在一起。

自从到达丹伯里以来，我就一直听说这里的儿童节活动。联邦监狱局每年会安排一次这样的活动，孩子们可以到监狱里来，与他们的母亲共度一天。人们提前计划了很多活动，包括接力赛跑、脸部彩绘、彩饰陶罐和野炊。孩子们可以与他们的母亲在监区里活动，像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在公园里度过周末。所有其他犯人都被限制在自己的居住区。因为这个原因，了解情况的女孩强烈建议我去做志愿者，这样就不用闷在隔间里8个小时了，而且那一天有可能会很热。

活动需要很多帮手，所以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我被召集去开志愿者会议。我届时将负责脸部彩绘摊位。星期六那天，酷热无比，但是整个监区因为紧张准备而热闹非凡。波普和她的队员们费力张罗准备好热狗和汉堡包。志愿者们要么来回地走动，要么布置摊位；在我们的脸部彩绘桌前，有一个撑开来的小遮篷，桌子上零散地摆放着彩虹色油彩的罐子和铅笔。我很紧张，这让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如果孩子们不听话，我控制不了他们怎么办？我当然不准备严厉训斥另一个犯人的孩子——只需要想象那将怎样收场就知道了。我不安地问另一个脸部彩绘志愿者，她以前做过这份工作。“很简单。只需要向他们展示所有的图案，问他们想要哪一种就可以了。”她回答说，感到非常无聊的样子。这个摊位上有一张纸，上面有线画的彩虹、蝴蝶和瓢虫。

来参加这个重要节日的第一批孩子到了。孩子们必须提前报名，然后被家人放在会客室，最后由同一个大人把他们领走，但是大人不能到监区里面来——孩子们必须自己来。很多家庭都把孩子从很远的地方带到这里——缅因州、西宾夕法尼亚州、巴尔的摩，以及更远的地方——对于有些人来说，这可能是这一年他们见到自己母亲的唯一机会。孩子们在会客室的经历一定会让他们感到害怕，不过经过检查之后，他们就可以飞奔到自己妈妈的怀抱里。拥抱和亲吻之后，他们可以拉着妈妈的手，走下餐厅旁边的楼梯，来到监区的后面，到跑道上的野餐桌边以及野外。他们可以在一起度过完整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