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区，母亲节这个节日不同凡响。从我们醒来的那刻起，每个女人都会对另一个女人说“母亲节快乐”……周而复始。我很快放弃了解释自己没有孩子，只是回应说：“你也母亲节快乐！”美国监狱里，大约80%的女犯人都有孩子，所以我给别人这种祝福很有可能是对的。

很多女人都会钩编长茎的红色玫瑰，送给她们的“监狱妈妈”或者朋友们。一些女人和其他犯人形成了某种“家庭”关系，尤其是母女搭档。丹伯里有很多小家族。较为年轻的女人从她们的“妈妈”那里获得建议、关心、食物、物品、友爱、指导，甚至是规矩。如果有一个年轻人行为不端，另一个被惹怒的犯人可能会说：“去找你的妈妈，跟她说说你的破事！”或者，如果孩子实在无法管住自己的嘴、收音机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当妈妈的那个犯人可能会听到有人对她说：“你需要跟你的女儿谈谈了，如果她还继续这样不讲理，我会揍她一顿！”

我的监狱“家庭”事实上主要围绕波普。我们的“家庭”关系解释了监狱里的家庭树谱有多复杂，这棵树被修剪成非常奇怪的形状。我的直系“姐妹”是托妮，她是新的城市司机，并且代替尼娜成了波普的室友。关系自然扩展到罗斯玛丽，因为她是托妮的好朋友，所以也是我的另一个姐妹——我把她们当作意大利双胞胎。但是波普还有很多其他的“孩子”，包括大波克雷蒙斯，还有更大的安吉丽娜·刘易斯，和与波普一起在厨房工作的伊冯。我尤其喜欢伊冯，我们彼此称呼对方是“难得的姐妹”。所有波普的黑人“女儿”都叫她妈妈；所有的白人“女儿”都叫她波普。她没有西班牙女儿，只有同龄的西班牙朋友。

在监狱里，母亲身份受人尊敬，但同样也因为分离、罪行和羞愧而更加复杂。在我看来，狱友们大部分都是普通的贫穷或中产阶级妈妈、奶奶，甚至太奶奶，她们中有些人的刑期特别长——5年、7年、12年、15年。因为她们被关押在最低安全级别的监区，所以我知道她们的罪行不太可能是特别暴力的犯罪。有些年轻女性甚至都没有中学文化水平，看到她们在会客室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在脑子里）：她到底可能做了什么让她被关在这里这么长时间？她们绝对不是犯罪高手。

我来到丹伯里的这3个月期间，已经看到过许多怀孕的犯人生孩子做了母亲。2月份，年轻的桃瑞丝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在监狱生产的犯人。我以前从没有见过女人生孩子，所以当看到桃瑞丝进入到一个区域（不管周围环境如何），有人在帮她做产前准备时，我既被吸引又感到有点害怕。让我觉得惊讶的是，监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她吸引去，而且任何人都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在任何时候，她的身边都有五六个代理助产士，看看她需要什么、教给她如何能让身体更加舒适，跟她讲述她们自己生产时的故事、向其他担心的犯人汇报她的进展。监狱的工作人员当然没有特别注意发生了什么事。监狱里的生产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是桃瑞丝的第一个孩子，她当时只想蜷缩在自己的床铺上，但这明显对她和将要出生的孩子都不好。年龄大一些的女人们轮流陪着她在监区主厅里来回走动，温柔地跟她说话，讲故事和说笑话。特别热切关注的是桃瑞丝的室友，她也怀着第一个孩子，月份也很大了，任何一天都有可能生产。她们两个看起来都很害怕。

第二天早上，随着宫缩频率的提高，桃瑞丝戴着手铐被送到了医院。在美国很多地方，怀孕的女犯人都会在生产的时候戴着手铐，这种做法真的很残忍和野蛮，幸好可怜的桃瑞丝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很多小时以后，她在丹伯里的医院里生出了一个9磅重的男婴，然后立刻就被带回了监狱。她的脸色苍白憔悴，内心悲哀不已。她的母亲把孩子带回了她居住的乡下边区村落，那里距离监狱有8个小时的路程。这个新生儿短时间内不会看到自己的父亲——桃瑞丝告诉我孩子的父亲刚刚因为3项罪证被抓起来了。幸运的是，她那一年就刑满可以回家了。

在丹伯里没有看到任何可以减轻我对生产恐惧的事情，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有了一点小小的洞察。能够让其他犯人微笑的唯一最可靠的方式是问起她的孩子们。会客室里总是有家庭聚在一起，这是我在会客室里见过的最好也是最坏的事。妈妈在监狱里服刑的时候，她们的小孩子在一天天长大，他们想要通过15分钟的电话和探视时间来建立感情。这些妈妈犯人们在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玩角落里的塑料玩具和分享自动贩卖机里的油炸玉米饼和葡萄干时，是我见过她们最快乐的时刻。探视时间结束的时候，看着他们告别真是让人揪心。一年的时光，可以让一个孩子从蠕动的婴儿长成爱说话的蹒跚学步的小孩。妈妈们只能从远方的场边观看孩子的足球比赛、毕业舞会、毕业典礼、结婚典礼和葬礼。

一个犯人很难看到她的孩子们，同样，父母们也很难见到他们被关起来的孩子。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女孩子，只有十八九岁。这些孩子中有些被送到像丹伯里这样的地方关押一段时间，但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有可能会突然让一个年轻女孩落入到无情残酷的监狱系统。没有犯罪先例和良好的行为历史根本不起作用——联邦最低量刑决定了刑期长短，如果你认罪（我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真正能够决定你服什么刑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的起诉者，而不是法官。因此，经常能够看到面容悲伤的父母来看他们的孩子——尽管我的父母不是这样的。我的母亲就像那个房间的一束阳光。

为了每个星期的见面，母亲都会精心打扮自己，穿上柔软的衣服、喜庆的颜色，将金发认真梳理，画上合适的妆容，戴上我很久以前圣诞节或者她生日时送给她的一件珠宝。我们会在一起聊几个小时，聊聊我的弟弟、她的学生、我的叔叔阿姨们和我们家的狗。我会告诉她我那个星期学会了什么样的电工技能。她在探视室里总是看起来非常舒服，每次她来看过我之后，其他犯人都会跟我说“你的妈妈真好，你真是一个幸运的女孩”或者“那是你的母亲吗？算了吧！我还以为她是你姐姐呢”。

我长大以后，经常听到后面那句评论。人们也经常会这么跟她说，她可能已经听这句恭维听了几千遍，但还是会因此显得神采飞扬。过去，这句熟悉的话让我感到愤慨。我看起来难道已经40多或者50多岁了吗？但那个时候，当人们再这样对比我们，我喜欢看到她高兴。即使我闯了这么大的祸，让我们全家遭了那么大的罪，但她仍然以做我的母亲为荣。这让我想到，好像从未看到过母亲被打垮，即使生活给了她那么多的困苦和失望。我希望我们的相似点远不止都拥有蓝色的眼睛。

我的父亲，在距离丹伯里一千多英里之外的地方，在学年结束的时候也能够来看我。他探望之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人放心。我以前总是爸爸的乖乖女，我能看出来，让他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即使她已经30多岁——在那样一个地方，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快乐，我一边吃着花生巧克力，一边把监狱里的各种趣事讲给他听。每周的电话与面谈之间的区别，就像一条短信与长周末的差距一样。如果这么大的不幸还有让人略感慰藉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它让我想起了家人的伟大。

那个母亲节，我和母亲有一次愉快的谈话——尽管那天探视室里非常混乱。我从来没有看到探视室有那么多家庭聚集过。丹伯里很多女人的家庭都没能力经常来探视，尽管他们中很多人就住在纽约市。容易疲劳的奶奶和阿姨，可能在她们女儿或姐妹服刑期间，帮忙照看她们的孩子，所以很难带着刚学走路的孩子或者少年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有时候甚至需要出租车抵达丹伯里——这一路单程可能就要4个小时，而且要花不少路费。但是母亲节那天是特殊的日子，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们都蜂拥至这里，各种语言、各种口音的对话在探视室回荡。我的母亲就在这个混乱中。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她看到我，幸福地微笑着。

邮件点名的时候，我收到了两份《纽约客》杂志，这让我很害怕：外面的某个人又给我寄了一份。宿舍丙区的埃斯波西托小姐也收到了这份杂志。当3月份我第一次收到的时候，她很生气——觉得我们两个都买这份杂志是在浪费。这可恶的东西在监狱里堆得到处都是。

埃斯波西托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她个头很大，身体强壮，50多岁，头发漆黑，留着荷兰男孩式的“波波”族发型，让人有点不安。每当有新犯人到来，她总是在欢迎的人群之列，不管来者是什么种族——她自己是意大利籍美国人。她主动说出自己曾是“拉丁王”一个团伙的头头，我开始对此表示怀疑——“拉丁王”为什么会有一个意大利籍的“女王”？——结果她说的是真的。她曾是20世纪60年代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参与了相当有影响力的地区黑帮活动。埃斯波西托的刑期非常非常长。

我很快就发现，埃斯波西托虽然生活贫穷，但不会从我这里索取我不愿意给她的东西，而且她是真心欣赏我的杂志和书籍。一天，她找到我，手里拿着一台电扇：中等大小，是那种塑料叶片台扇，就像在伍尔沃斯商店能买到的那种。这台电扇跟纳塔利的那台一模一样。“室友，等到夏天来了，你会很高兴咱们有这个的。”她说。“现在已经买不到这东西了。日用物资供应店已经不卖了。”日用物资供应店在那个时候卖的电扇更小一些，一个垃圾小东西还要21.80美元。老型的电扇很珍贵，尤其是年龄大点的人手里的，她们似乎对热更加敏感。

埃斯波西托的电扇坏了。虽然当时还不热，但是她很担心。“你去电工分部的时候能不能看一下这个东西？只要能修好，怎么都行。”我没有给她许诺，但是，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第二天，我带着那东西坐班车去上班，然后在同事细致的观察下将电扇拆开。结果发现很容易修，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使用工具帮到另一个犯人。回到监区，我炫耀似的将电扇插上电源，它转了起来，埃斯波西托高兴得几乎晕过去。我拒绝接受她的任何物资报酬，但是埃斯波西托从此对我很是尊重，算是回报。

几乎是紧接着，另一个老前辈来找我，希望我能给她找一块板子，放在垫子下面缓解她的背痛。那里有几个年长的女人，她们的刑期非常长——波普、埃斯波西托、琼斯夫人——如果我给她们其中一个人帮忙，她们肯定会告诉每个人的。很快，女人们就开始拿着下面这些东西来找我：坏掉的收音机、电扇或者隔间里其他需要修理的东西——挂衣服的钩子、不牢固的电路、塌了的鞋架等各种各样的东西。

小珍妮特认为这越线了。“那个东西不归我们修理，帕波。那与电工无关，我们为什么要修理它？”

“其他没有人会修理的，宝贝。联邦调查局的人才不会关心这个鬼地方的我们呢。我们必须互相帮助。”

她可以接受这个逻辑，另外，她当时脑子里还有其他事要考虑。小珍妮特招引了一名爱慕者，一个个头很小的白人女孩，名字叫艾米。她的嘴很大，是我称为“埃米穆莱特斯”犯人团体中的一名新成员。这个团体都是高加索女孩，来自贫民阶层，嘴很大，不会接受任何人（除了她们生命中的男人）的任何东西。她们的眉毛稀疏地拔过，头发扎成玉米垅形的一排排辫子，所用词汇很嘻哈，孩子爸爸都很年轻。她们认为帕丽斯·希尔顿是女性美丽的至高点。艾米是这个团体里面个头最矮小的，也是最让人讨厌的。她被小珍妮特深深地迷住了。小珍妮特虽然在监狱里已经待了两年，但是好像并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份中学生式的暗恋。小珍妮特不与女孩子们乱搞，所以艾米找错了人。但小珍妮特没有低劣到不理睬艾米，她忍受着艾米小狗一样的崇拜。

然而，当艾米被分到电工分部的时候，珍妮特不得不立下规矩了。如果艾米不停止给她写情书、不停止表现得像一头害相思病的母牛，小珍妮特就不会再跟她说话。艾米看起来很沮丧，但是还比较顺从。我对这种情况的分析是，艾米并不是真正的女同性恋，她对珍妮特也只是少女的暗恋。为了集体的利益，我因为同情珍妮特，就把艾米带出去跟我一起做一些活儿。我不会拒绝别人的救助请求，即使不喜欢这个人。我们那天挂了至少100个隔间挂钩，都是我们用锤子将c形夹钳加工而成的。整个干活的时间，艾米都不停地发出噼啪和诅咒声。

尽管艾米的小嘴很不干净，还不断地发脾气，我发现自己倒是对她很有耐心，对她温和但态度坚定。她有点像sweetart出品的甜点——含糖，但也有一种敛口的酸。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对她有任何关心。艾米对我报以长久的忠贞，经常大声地说我是她的妈妈或者“妻子”——这两种称呼都让我假装生气地说她：“艾米，我的年龄还不够做你的母亲，至于另一个称呼——你不是我的菜！”

能给大家帮上忙的确让我们更受欢迎，我在监区收获了很多微笑和点头致意，这让我觉得没那么害羞了。不过在监狱里待了将近4个月后，我仍然保持谨慎，非常谨慎，跟大多数人的关系都不那么亲密。很多时候，我会问自己：“在这样的地方到底是为什么呢？”大家都以为我是因为经济犯罪才在这里服刑。但实际上，我和那里的绝大多数女人一样：是一个非暴力的毒品罪犯。我没有刻意掩饰这个事实，因为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仅仅在联邦监狱系统（占美国监狱总数的很小一部分），就有超过90万犯人是因为毒品犯罪被关押起来的，相比之下只有4万犯人是因为暴力犯罪。一个联邦监狱的犯人需要花费至少3万美元一年，女犯人事实上花费更多。

那个监区的大部分女犯人家庭贫困，受教育程度较低，来自缺乏主流经济的地区，毒品交易为她们提供了最多的就业机会。她们典型的罪行包括低端的毒品交易、收容他人在自己住所吸毒、运送毒品、传递信息等，她们这么做只能获取很低的报酬。但只要参与毒品交易活动，都可能让你在监狱里被关押很多年，尤其是如果你的辩护律师是法庭指派的垃圾律师。即使是很好的法律援助律师，他们一定有大量的官司要打，所以也不会花很多精力为你辩护。让我难以相信的是，我的15个月刑期与邻居更长的刑期有所差别的原因，竟然是我们犯罪的种类不同。我有一个很棒的私人律师，开庭那天还穿了一件乡村俱乐部套装来配自己的金色短发。

与毒品罪犯比起来，“白领”罪犯经常表现出更多的贪婪，她们的罪行也没有多么迷人——银行诈骗、保险诈骗、信用卡欺诈以及支票欺诈。一个嗓子沙哑的50多岁金发女人因为股票欺诈被关进监狱（她喜欢把孩子们在住宿学校的不幸遭遇第一时间告诉我）；一个前投资银行家因为赌博上瘾而挪用大量钱财；一心想着结婚的罗斯玛丽因为互联网拍卖欺诈要被关押54个月。

我得知别人犯罪行为的信息，要么是因为她们主动告诉我，要么是另一个犯人告诉我的。有些人会毫不掩饰地谈论她们的罪行，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就像埃斯波西托或罗斯玛丽；其他人则一个字都不提。

我仍然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纳塔利要被关在这个疯人院8年。我们相处得很好，有些晚上睡觉前还会一起在隔间互相陪伴。我会坐在床铺上读书或者写信，纳塔利则在下面听她的收音机。她会说：“室友，我准备睡觉啦，听听我的音乐，放松一下！”每个星期天，我们会一起打扫隔间——用她那无可替代的塑料盆子装满温水和肥皂。她用从厨房拿的特殊抹布擦地，我则用盥洗室盒子里的卫生棉清理墙壁和天花板，将我床上面倾斜的金属横梁和喷淋系统上的灰尘和积垢都打扫干净。然后，我们一起整理我的床铺。在监狱时间长的人是不会让来时间短的人铺床的，这在我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教育到了。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开始对纳塔利很依恋——她对我非常友善。我能看出来，做她的室友，让我在其他犯人中间获得了奇怪的信任。但是尽管我们住得最亲近，我实际上对她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来自牙买加，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年轻的儿子，就这些。当我问纳塔利是不是在山下的联邦惩教所开始服刑的时候，她只是摇摇头：“不，室友，那个时候，事情有点不同。我去山下待了一小段时间——那里可不好。”这就是我听到的所有信息。很明显，一谈到纳塔利，个人话题就禁止了，我必须尊重这一点。

但是，这么多女人，被这么近距离地关在一起，有趣的故事和秘密总有途径泄漏出去，要么是因为犯人本身在讲出自己秘密的时候有多嘴的人在场，要么是因为监狱的工作人员八卦说出来。当然，后者是不应该谈论犯人个人信息的，但是事实上他们却总是这么做。有些故事有很大的市场。弗朗西斯卡·拉鲁是宿舍乙区一个很邪恶和疯狂的耶稣迷，她因为整形手术过度而被毁容。她看起来很奇怪：像气球一样的双胸，鸭子嘴一样的嘴唇，甚至还有植入过东西的臀部。据谣传，她是在非法诊所做的整形手术，曾“给人注射传动液”来溶解脂肪团。我怀疑这个故事的实情是一般老套的医疗欺诈。一个聪明且控制欲很强的金发中年妇女，谣言传她曾精心策划诈骗了数百万美元。一个老女人还没有进门，她的故事就像野火一样在监狱里传开，说她从所在的犹太教会贪污了大笔的钱，尽管大部分人都不怎么赞成这个说法（你不能从教堂偷钱！）。

你从另一个犯人那里听说的任何故事，都必须去掉很多水分才可以。想一想：把这么多女人放在这么小的地方，她们有那么多的时间，可做的事又少之又少——你还期望着会发生什么？尽管如此，不管故事真假，八卦帮助我打发了一些时间。波普的八卦最多，她通常是最有历史的、最能透露内情的。就是从她那里，我才知道多年前纳塔利为什么被送到山下的联邦惩教所：她曾把滚烫的水泼在厨房的另一个人身上。我感觉不太可信。“那个婊子老是跟她胡来，帕波，你不知道的是，其实你室友的脾气可真不小！”真的很难将那种愤怒和侵犯行为与我那安静高贵的室友联系在一起，她对我是那么和善。然而，用波普的话来说，“纳塔利可不是闹着玩的！”

看到我因为了解到纳塔利新的一面感到非常迷惑和不安，波普试图找一些监狱现实让我看清楚。

“听着，帕波，现在这里情况相当平静，但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会有垃圾事发生。在山下——算了吧！那里有些婊子就是禽兽。另外，那里还有无期徒刑犯。你现在用不了一年就可以回家了，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的刑期很长，或者终身要被关在这里，事情就不一样了。你不能忍受任何人欺负你，因为这就是你的人生，如果你被人欺负一次，那你就会麻烦不断。

“我在山下认识一个女人——个子不高，非常安静，不太与人交往，也不去骚扰别人。这个女人是终身囚犯。她做她的工作，在下面跑道上锻炼身体，每天早早睡觉，就这样。然后，某个年轻女孩出现了。她是个麻烦。她开始招惹那个小个子女人——找她的麻烦，总是骚扰她、跟她争论，真是一个他妈的愚蠢的小孩。那个小个子女人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就在一只袜子里放了两把锁，然后等着时机让那个女孩尝尝厉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个女孩被打得浑身上下都是血，真他妈被好好收拾了。但是你知道吗，帕波？那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处境相同。所以，记住这一点吧。”

当波普告诉我上面那样的故事，我会仔细揣摩每一个字。我没办法检验这个故事是不是像福音一样真实，就像我在监狱里听到的大部分故事一样。但是，我明白这些故事有它们自己的正确度。它们真实地描述了我们的世界，就像我们亲身体验到的一样，它们的教训总是那么价值连城和不可亵渎。

发生在我身上离打架最近的一次，谢天谢地，没有人使用“袜锁”（这是那个武器的正式名称，即把锁放在袜子里面），而只是跟粗纤维有关系。当沙拉台上出现除了花椰菜和卷心莴苣以外的东西时，我就会高兴不已。一天，卷心莴苣里有一把菠菜，我高兴地开始从里面挑拣出绿色叶子准备晚饭时吃。我低声哼着小曲，试图掩盖食堂大厅里的嘈杂声。但是，就在我仔细挑拣菠菜的时候，嘈杂声中突然有个声音飞到我耳边。

“嘿！嘿！嘿你！不要拣了！不要那样拣了！”

我回过头去看哪里来的叫喊，对着谁喊的。让我惊讶的是，一个戴着发网的健壮年轻女孩正在怒视着我。我四处查看了一下，然后拿着色拉钳子指着她问：“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当然是。你不能那样拣绿叶子。拿点东西就行了，继续向前走！”

我看着沙拉台边的对手，想知道他妈的她以为她是谁。我模糊地认出来她是新来的，是房间区里一个有名的惹麻烦的人。就在前几天，仍然住在房间区的安妮特还抱怨过这个满嘴胡言、不懂礼貌的18岁小孩子。我从波普那里得知，准备沙拉台的食物是厨房里最不受欢迎的工作，因为要洗很多、切很多，所以一般都是由厨房里级别比较低的人去做。

她竟然有胆量来干涉我，这让我很恼火。在那之前，我觉得自己在监区社会生态圈里地位已经相当稳定。我不会骚扰其他人，我很和善，而且对人尊敬，因为其他人也都很尊敬我。所以，被一个新来的黄毛丫头在食堂里找麻烦，我感到非常恼怒。不仅如此，她还破坏了犯人中间一个最重要的准则：不要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你的名字后面跟我一样也有8位数字。和一个黑种女人在公众场合打架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但是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在这个年轻无知的小丫头面前打退堂鼓。

我张开嘴，气得都要吐了，大声说：“我不吃卷心莴苣！”

就这？我问我自己。你就说这句话回应她？

“我才不关心你吃什么，不要在那里挑来挑去就行！”

突然，我意识到食堂里安静了许多，大家都在关注这次不同寻常的冲突。犯人之间所有的冲突都会招来大家的关注，但是对我来说，处于被关注之中实属不同寻常。我又回到了中学校园的停车场，坦尼娅·凯特瑞斯把我叫出去，我知道自己唯一的选择要么是跟她打架、要么是向全校的人证明我是个胆小鬼。在马萨诸塞州的郊区，我属于胆小之列；但在这里，我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不过，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吸口气准备跟大嘴巴理论，杰，跟我一起工作和同住宿舍乙区的朋友，出现在我的身边。她通常都是微笑着的脸那时非常严肃。我看着她，她看着大嘴巴，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就这样，大嘴巴转身灰溜溜地走了。

“你还好吗，帕波？”杰问。

“我很好，杰！”我盯着大嘴巴离去的身影，激动地回答道。

食堂里的其他人感到很失望，转身过去继续吃饭，噪音的音量立即又恢复到通常的水平。我知道杰刚才的举动让我避免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都麻烦不断。

我有了可以戴在头上的收音机之后，才开始相信一天原来可以这么轻松、有这么多乐趣。我从日用物资供应店买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每天晚上开始围着跑道慢跑。我可以用收音机轻松屏蔽掉宿舍乙区的喧哗吵闹，而且因为耳朵里听着音乐，可以在1/4英里的跑道上多跑几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