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斯基先生。”

“哦。至少他的文书工作还是不错的。等一下，让我看看他们把你放在哪个房间。”她敲了敲门，动作里透着一股权威。她打开门，把头伸进去，看起来很熟练。“你把克尔曼放在哪个房间？”伯特斯基给了一个她能听懂的回复，然后她把我向前领到6号房间。

这个房间有3套上下铺的架子床，6个齐腰高的金属存物柜。我们进去的时候，两个年龄大一些的妇女正躺在两张下铺上。“嗨，安妮特，这是克尔曼。她是新来的，主动服刑。安妮特会照顾你的。”她告诉我。“这是你的床铺。”她指了指一个只有床垫子的空上铺说。

安妮特坐起来。她个头矮小，肤色很黑，大约50岁，留着大头钉似的黑色短发。她看起来很疲惫。“嗨。”她声音沙哑，带着新泽西口音。“你好吗？你叫什么来着？”

“帕波。帕波·克尔曼。”

很明显，米内塔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一再对她表示感谢，丝毫没有掩饰对她的感激。她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安妮特以及另一个没说话的妇女，她个头很小，秃顶，看起来年龄很大，可能接近70岁。我小心翼翼地把洗衣网袋放在我的床铺上，然后环视整个房间。除了钢铁架子床和存物柜，其余到处都是衣架，上面飘荡着衣服、毛巾和网袋，看起来很像许多人居住的简陋房舍。

安妮特下了床，我看到她大约5英尺高。“这是鲁兹小姐。我的东西一直都放在你的存物柜里。我现在就把它们取出来。这是一卷草纸——你需要随身带点。”

“谢谢你。”我手里仍然抓着里面装有文件和照片的信封，现在又多了一卷卫生纸。

“他们有没有向你说查数的事？”她问道。

“查数？”我已经习惯自己像个十足白痴一样的感觉。这就好像我以前一直都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然后突然被放进了一个人口众多的中学大校园。午餐钱吗？到底是什么？

“查数。他们每天要对我们查数5次，你必须在这里或者其他你应该待的地方。下午4点钟查数的时候，我们要站起来。其余4次分别在晚上12点、凌晨2点、5点和晚上9点。他们给你pac号了吗？”

“pac号？”

“嗯。打电话必须要有那个。他们有没有给你一个电话单子？没有？你得先填一张电话单，然后才能打电话。但如果你求托里切拉，他可能会让你打一个电话。晚上以后电话归他使用。你哭的话可能会有用。晚饭后去求他。4点钟查数后开始晚饭，晚饭很快。午饭在11点。早饭是从6点1刻到7点1刻。你有多长时间？”

“15个月……你有多长时间？”

“57个月。”

对于这个信息，如果有适当的回复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从新泽西来的中产阶级、中年意裔美国女士做了什么犯法的事，需要在联邦监狱里服刑57个月？她是卡蜜拉·索普拉诺吗？57个月！因为服刑前看了关于监狱的一些书，我知道不能问任何人犯了什么罪。

她看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解围似的说：“是的，很长时间啊。”

“嗯。”我附和道。我转过身去，开始从洗衣网袋里往外拿东西。

就在这时，她尖声叫道：“不要铺床！！！”

“什么？”我惊慌地转过身来。

“我们为你铺。”她说。

“哦……不用，我会铺。”我转回去准备铺配发的涤棉薄床单。

她走到我的床前。“亲爱的。我们。为。你。铺。”她说得非常坚定。“我们知道怎么铺。”

我完全搞不懂怎么回事。我环视了下房间，发现另外5张床铺都非常整洁干净，而且安妮特和鲁兹小姐刚才都躺在她们的罩子上。

“我知道怎么铺床。”我试探性地抗议道。

“听着，让我们铺床。我们知道怎么铺床才能通过检查。”

检查？没有人跟我说过检查的事。

“伯特斯基想什么时候检查就什么时候检查——他就是个疯子。”安妮特说。“他会站在存物柜上面看电灯器具上有没有尘土。他会在你的床上走路。他是个疯子。那个人”——她指了指我的下铺——“不想帮着打扫卫生！”

哦。我也很讨厌打扫卫生，但绝对不想冒惹怒新室友的风险。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认真铺床？”我问道，这是我问的又一个深刻的问题。

安妮特看着我。“不，我们睡觉不用被子。”

“你们睡觉不盖被子？”

“不。我们盖毛巾被睡觉。”

“但是，如果我想盖被子睡觉呢？”

安妮特非常恼怒地看着我，表情就像一个母亲面对6岁顽童的样子。“听着，如果你想这么做，那就这么做吧——那样你将会成为整个监狱里唯一这么做的人！”

这种压力是让人无法抵抗的。看来接下来的15个月我都别想盖着被子睡觉了。我不再去想床铺的问题——一想到好几百个女人都不盖被子睡在军事化的床铺上，我就觉得太奇怪了，简直不敢相信。一个男人就在附近咆哮。“查数时间，查数时间，查数时间！女士们，查数时间！”我看了看安妮特，她看起来很紧张。

“看到那个红色灯了吗？”外面走廊里，狱警站的上方，有一个巨大的红色灯泡，那个时候是亮着的。“查数的时候，那个灯就会亮。那个灯亮着的时候，你最好待在你应该待的地方一动不动，灯灭了才能动。”

女人们在走廊里大叫着东走西奔，两个年轻的拉丁人急匆匆地跑到我们那个房间里。

安妮特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这是帕波。”她们几乎都没瞥我一眼。

“睡在这个铺的人在哪里？”我问我的下铺哪里去了。

“那个人！她在厨房工作，所以在那里查数。你会见到她的。”她做了个鬼脸。“好，嘘！这是站着查数，不许说话！”

我们5个人无声地站在床铺边等着。整个大楼突然变得非常安静，唯一能听见的声音就是钥匙的碰撞声和沉重靴子的走路声。最后，一个男人把头伸进房间，数我们。几秒钟以后，另一个男人走进来，又数了一遍。他离开之后，大家都坐在床上或脚凳上。但我觉得坐在下铺室友的床上不太妥，所以靠在空的存物柜上。几分钟过去了。那两个年轻的拉丁人开始用西班牙语跟鲁兹小姐小声说话。

突然，我们听到：“重数，女士们！”大家又都跳起来，我是以立正的姿势站着的。

“他们总是数错。”安妮特低声说道。

“数人有多难？”

他们又把我们数了一遍，这次很明显看出来没有数错。“晚饭时间到了。”安妮特说。那时候是下午4点半。根据纽约市的标准，这个时间吃晚饭实在是不可思议地未开化。“我们是最后一拨。”

“什么意思，最后？”

狱警正在通过广播系统叫号：“a12、a10、a23，去吃饭！b8、b18、b22，去吃饭！c2、c15、c23，去吃饭！”

安妮特解释道：“他在叫‘荣誉隔间’——她们先吃。然后，他会按照检查时的表现叫宿舍。我们的屋子总是最后叫，我们在检查时表现得总是最差。”

我看着外面那些朝食堂走去的女人，想知道什么是“荣誉隔间”，不过说出来的却是“晚上吃什么啊？”

“肝。”

晚饭由肝和利马豆组成，食堂乱哄哄的，与上学时候的食堂一模一样。这时各种体形、身材和肤色的女人们潮水般涌进大楼主厅，嘴里用英语、西班牙语大声喧哗着。大家好像都在大厅里期待着什么，因为她们几个一起坐在台阶上或排在楼梯平台上，等着不走。我猜我也应该在那里。我努力让自己隐形，去听周围的各种声音，但还是没弄明白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最后，我小心翼翼地问我身边的一个人。

“亲爱的，是邮件点名！”她回答道。

楼梯平台上一个很高的黑人女性好像在摆弄化妆品。我右边的一个人指着她说：“格洛丽亚要回家了。明天起床后就可以回家了！”我又盯着格洛丽亚，她正找人看谁要她手上的一把紫色小梳子。回家！能够离开这里的想法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她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送给大家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和蔼、非常幸福。我感觉好一点了，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也可能会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回家。

我非常想要她的紫色梳子。那把梳子就是我们上初中时放在牛仔裤后面口袋里的那种，我们会突然拿出来整理乱了的刘海。我盯着梳子看，但因为太害羞而不敢站起来去要，然后就被另一个女人接走了。

一个守卫（不是之前米内塔指给我的那个）从狱警办公室走出来。他看起来像一个同性恋色情影星，头发短平黑，留着板刷似的胡子。他开始大声喊道：“邮件点名！邮件点名！”然后开始分发邮件。“奥尔蒂斯！威廉斯！肯尼迪！隆巴尔迪！鲁伊斯！斯凯尔顿！普拉特！普拉特！普拉特！等一下，普拉特，还有。门多萨！罗哈斯！”每一个被叫到名字的女人都会站起来去取邮件，脸上露着笑容，然后走到某个地方读信——可能找到一个比我观察到的更隐秘的地方？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还满怀希望等信的人。“可能明天才到，女士们！”他一边把空邮筒底朝上倒着一边说。

邮件点名之后，我在大楼里转了转，因为穿着薄小的帆布鞋，别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我是新来的，这让我感到非常脆弱。各种新信息在我的大脑里旋转。几个小时下来，我第一次可以静下心想一想了。首先跳入大脑的就是拉里和我的父母，他们一定非常担心。我必须想办法让他们知道我很好。

我非常胆怯地靠近辅导师办公室关着的门，手里攥着一张蓝色的电话单，安妮特已经教我填好了，主要是列出以后我想要打的电话号码。拉里的手机号、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克里斯汀、我的律师。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一声低低的哼声。我小心翼翼地扭动了门把手。

辅导师的名字叫托里切拉，他的表情看起来总是有点吃惊。我进去的时候，他眨着小眼睛看着我，对于我的打扰有点不耐烦。

“托里切拉先生？我是克尔曼，是新到的。她们说我应该来找您……”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压抑着哭声。

“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们说我应该把电话单交上来……我没有pac号……”

“我不是你的辅导师。”

我喉咙变得非常紧，根本不需要假装哭——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泪水。“托里切拉先生，她们说您可能会让我给未婚夫打电话让他知道我很好？”我在求他。

他看了看我，没有说话。最后，他咕哝着说：“进来，把门关上。”我的心怦怦怦跳得很厉害。他拿起电话，把电话听筒递给我。“告诉我号码，我给你拨。就两分钟！”

拉里的手机拨通了，我闭上眼睛，祈祷他赶紧接电话。如果错失了这次听到他声音的机会，我可能当场就死了。

“你好？”

“拉里！拉里，是我！！”

“宝贝，你好吗？”我能听出来他听到我的声音终于放心了。

那时候眼泪已经流下来，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要浪费了这两分钟或者因为两分钟没有说话而吓住拉里。我用鼻音说：“好，我很好。我真的很好。我很好。我爱你。谢谢你今天把我送过来。”

“亲爱的，不要说傻话。你确定你很好，而不是简单说一说？”

“不是，我很好。托里切拉先生让我给你打电话，但是我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再打给你。不过听着，你这个周末就可以来看我！你应该在探视名单上。”

“宝贝！我周五就过来。”

“妈妈也可以来。请给她打电话，给爸爸打电话，我们一挂电话就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你跟我通电话了，告诉他们我很好。我要过段时间才能给他们打电话。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打电话。还有，尽快把钱汇过去。”

“我已经寄过去了。宝贝，你确定你很好？都还好吗？如果不好你要告诉我。”

“我很好。我有个室友是从新泽西南部来的，她人很好。她是意大利人。”

托里切拉先生清了清嗓子。

“亲爱的，我得挂电话了。我只有两分钟。我太爱你、太想你了！”

“宝贝！我爱你。我很担心你。”

“不用担心。我很好，真的。我爱你，亲爱的。来看我吧。给妈妈和爸爸打电话！”

“我们挂断电话后我就给他们打电话。我还能做什么，宝贝？”

“我爱你！我得挂断了亲爱的！”

“我也爱你！”

“星期五来看我，谢谢你给我的爸妈打电话……我爱你！”

我挂断了电话。托里切拉先生看着我，他那像珠子一样的小眼睛里似乎有点类似同情的东西。“这是你第一次来？”他说。

谢过他之后，我走到走廊，用胳膊擦了擦鼻子，感觉整个人被耗尽了，但却高兴了。我看着走廊那边不能去的宿舍，并好学地研究了下公告栏上写的事件和规则，可惜我都看不明白——洗衣时间表、狱友与各种职员的约会、编织执照，以及周末电影安排表。这个周末播放的电影是《绝地战警2》。

我避免与别人进行眼神交流。尽管如此，还是时不时地有女人主动跟我说话：“你是新来的？亲爱的，你怎么样？你还好吗？”问我话的大部分是白人。这是一个种族礼节，后来我还会看到这种礼节许许多多次。每当一个新人到达这里，她们的部族——白人、黑人、拉丁美洲人或者少之又少的“其他”种族——会立即关注她的处境，把她安顿好，帮着她一起度过开始的阶段。如果你属于“其他”种族——印第安人、亚洲人、中东人——你会受到来自欢迎委员会的最友爱最热情的接待，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个占主导位置的种族。

另一个白种女人给我拿来一块肥皂、一套真正的牙刷和牙膏、洗发香波、一些邮票和写信用的文具、几包速溶咖啡、克雷莫拉牌咖啡乳脂替代品、一个塑料杯子、洗澡用的鞋子——最后一样东西可能是最重要的，可以避免被传染到可怕的足部真菌。后来我才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去监狱日用物资供应店买的。你没有钱买牙膏或肥皂？那就忍着吧。最好希望别的狱友会给你一块。每次有人给我拿来一件个人必需品并安慰我说“都会好起来的，克尔曼”时，我都想放声大哭。

到如今，互相矛盾的东西在我的大脑和内脏里乱成一团。我以前曾经像现在在丹伯里这样完全茫然、无所适从过吗？在这里，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做错事会有什么真正的后果。明年在我看来就像末日火山那样遥不可及，尽管我很快了解到跟这里大部分女人的刑期来比，15个月相当短暂，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所以，尽管知道不应该抱怨，但我感到非常孤苦凄凉。没有拉里、朋友和家人可以听我说话、陪伴我、让我笑、让我依靠。一个少了几颗牙的女人给我除臭肥皂的时候，我会从兴高采烈急转至失望透顶，因为我想到了人生的缺失。我曾经如此无助需要接受陌生人的关爱吗？不过，至少她们都很友爱。

给我崭新洗浴拖鞋的年轻女人叫罗斯玛丽。她脸色苍白，呈乳白色，棕色头发短而弯曲，调皮的棕色眼睛外戴着厚厚的镜片。我一听就感到她的口音很熟悉——受过教育，但明显能听出是马萨诸塞州工薪阶层的口音。她认识安妮特。安妮特说她是意大利人，已经有意跟我打过几次招呼了，现在她到6号房间来给我送阅读的材料。“我是主动服刑的，我当时也很害怕。你会没事的。”她安慰我说。

“你是从马萨诸塞州来的吗？”我害羞地问她。

“我的波斯顿（波士顿）口音一定非常重。我是从闹伍德（诺伍德）市来的。”她笑着说。

她的口音让我感觉好了一些。我们开始谈论波士顿红袜棒球队，以及她在克里最后一次参议院竞选中当志愿者的时光。

“你要在这里待多久？”我天真地问道。

罗斯玛丽脸上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54个月。因为网络拍卖欺诈。不过，我要转到年轻罪犯训练监了，所以如果考虑到这的话……”她开始计算在狱中因表现好而免受惩罚的时间（即减刑时间）以及中间过渡的时间。我又一次被震惊到了，一是因为她提到自己罪行时的随意，一是她的刑期。因为网购欺骗而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54个月？

罗斯玛丽的出现让我备感亲切熟悉——她的口音、她对棒球员曼尼·拉米瑞兹的热爱、她订购的《华尔街日报》，都让我想到了监狱以外的其他地方。

“你需要什么东西的话跟我说就行。”她说。“如果你需要一个肩膀哭泣，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刚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就不停地哭。”

我在监狱的第一个晚上，坚持没有哭出来。事实是，我并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哭，我只是太震惊和疲倦了。早些时候，我背贴着墙，悄悄地走进一个电视室。当时电视正在播放玛莎·斯图尔特的审判，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看着塞满詹姆士·帕特森的书、v·c·安德鲁斯的书和爱情小说的书架，终于找到了一本陈旧的《傲慢与偏见》平装书，然后回到我的床铺——当然是躺在被子上面。我走进了英格兰汉诺威的世界，一个我更加熟悉的世界，这让我感激不已。

新室友不怎么理我。晚上10点钟，灯突然都灭了，我把简·奥斯汀的书放到存物柜上面，然后盯着天花板，听着安妮特呼吸器的声音——她到丹伯里不久就犯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晚上需要呼吸器才能呼吸。鲁兹小姐在另一张下铺，几乎让人察觉不出来她刚接受了乳腺癌的治疗，小小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我开始怀疑，在监狱里最危险的事，是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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