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声雷动。贝丝看了看围在桌边的人们。靠近后排的地方,又看到了穿着蓝裙子的惠特利夫人,她正兴高采烈地拍着手。
回客房的一路上,惠特利夫人捧着沉重的奖杯,贝丝的上衣口袋里收着支票。惠特利夫人已经在酒店信笺上写好了收支清单,放在了电视机上面——吉布森酒店三天住宿费:66美元,外加3.3美元的消费税;灰狗车费:23.6美元;以及每顿饭的价格,包括小费。“我为今晚的庆祝晚餐预留了12美元,还为明天的早餐预留了2美元。满打满算,我们的总支出是172.3美元。”
“还剩三百多。”贝丝说。
两人沉默了片刻。虽然贝丝完全明白那张信笺上写的内容,但她仍盯着它看。她在想:自己是否应该提出与惠特利夫人平分这笔钱?她不想分。她是靠自己赢到这些钱的。
惠特利夫人打破了沉默。“也许,你可以给我百分之十。”她欣然说道,“就当是代理人的佣金。”
“32美元,”贝丝说,“还有77美分。”
“在梅修茵,他们就跟我说了,你的数学成绩很好。”
贝丝点了点头。“好吧。”她说。
···
她们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了小牛肉。惠特利夫人给自己点了一瓶红酒,在整个用餐过程中,她边喝酒,边抽切斯特菲尔德香烟。贝丝喜欢那儿的面包和冷冷的淡色黄油。她也喜欢离她们那桌不远的吧台上的小树,树上挂着小橘子。
惠特利夫人喝完酒后用餐巾抹了抹下巴,点燃了最后一支烟。“贝丝,亲爱的,”她说,“假期里,在休斯敦有个比赛,从二十六日开始。我很清楚,在圣诞节那天出行非常方便,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吃李子布丁之类的东西。”
“我看到了。”贝丝答道。她看到了《国际象棋评论》的那则广告,也非常想去。但对于600美元的奖金来说,休斯敦似乎太远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坐飞机去休斯敦。”惠特利夫人爽快地说道,“我们可以在阳光下度一个愉快的冬季假期。”
贝丝就快吃完她的意大利冰淇淋了。“好,”她说完,低头看着冰淇淋,又补充道,“好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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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圣诞晚餐是在飞机上吃的,微波加热的火鸡,惠特利夫人有一杯免费的香槟酒,贝丝有罐装橙汁。这是她过的最好的圣诞节。飞机飞过白雪皑皑的肯塔基,旅程即将结束时,又在墨西哥湾上空盘旋。降落后,迎接她们的是阳光灿烂的温暖的天气。从机场开车过来的一路上,她们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建筑工地,黄色的大吊车和推土机停在成堆的大梁旁,都没人用。有人在其中一辆车上挂了圣诞花环。
她们离开列克星敦的一周前,新一期《国际象棋评论》寄到了。贝丝打开一看,发现封底有一张她和贝尔蒂克的小照片,还有一个通栏标题:“女学生从大师手中勇夺肯塔基州冠军”。他们比赛的棋局被印出来了,评论是这样写的:“她如此年轻就掌握了战略要点,旁观者无不惊叹。她展现出的信心堪比年龄是她两倍的成年棋手。”她读了两遍才拿给惠特利夫人看。惠特利夫人欣喜若狂;之前,她曾把列克星敦报纸上的报道大声读过一遍,还大叫“太好了!”这一次,她默默地读了一遍,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亲爱的,这是全国公认的了。”
惠特利夫人随身带着这本杂志,她们在飞机上花了一点时间,把贝丝接下来几个月里要参加的比赛都标出来了。她们定下来:每个月参加一次比赛。惠特利夫人担心的是病假条:可以用的病都快写光了,正如她所说,要是她再编更多的缺课理由,她的“可信度”必会大打折扣。贝丝暗自揣测:她们是不是该直截了当地请求校方批准她缺课呢——毕竟,男生们可以为了打篮球、踢足球而缺课——但她是明智的,所以什么也没说。写病假条这种办法似乎让惠特利夫人得到了无穷的乐趣。这很像一场共谋。
她毫不费力地在休斯敦赢得了冠军。就像惠特利夫人说的那样,她真的“掌握了窍门”。她在第三盘棋被顽强顶和,但在最后一盘以令人炫目的组合式攻击击败了四十岁的西南区冠军,在她面前,他简直就像个初学者。她们“为了阳光”在这里待了两天,参观了美术馆和动植物园。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贝丝的照片,这一次,她看到后感觉很好。报道称她为“少年得志”。惠特利夫人买了三份报纸,说:“我还是做本剪贴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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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惠特利夫人打电话给学校,说贝丝的单核细胞增多症复发了,然后她们就去了查尔斯顿。二月份是亚特兰大,感冒;三月份是迈阿密,流感。有时候,惠特利夫人向校长助理报备,有时和女生主管谈。没有人对这些缺课理由提出质疑。看起来,有些学生似乎从外地报纸或其他渠道了解了贝丝的情况,但校方仍无一人置喙。比赛期间,贝丝每天晚上都用三个小时研究国际象棋。她在亚特兰大输了一局,但仍然拿到了冠军,在其他两个城市,她保持了不败的成绩。她喜欢和惠特利夫人一起飞行,后者在飞机上喝马提尼,有时会喝到舒服的微醺状态。她们一起聊天,一起傻笑。看到空姐和她们熨烫齐整的外套、鲜亮如面具的妆容,惠特利夫人会有风趣的评论,要不然就点评她们在列克星敦的一些邻居有多傻。她兴致高昂,妙语连珠,还讲了些小秘密,贝丝会笑很久,看着舷窗外飘在她们脚下的云朵,感觉前所未有地美好,哪怕在梅修茵的那些日子里攒绿色药片、一次就吃五六片,感觉也没这么好过。
她渐渐爱上了酒店和餐馆,爱上了参加比赛并稳操胜券所带来的兴奋感,一盘一盘地冲向桂冠,每赢一次,她桌旁的观众就会多一点。参赛的人们现在都知道她是谁了。她总是赛场里最年轻的棋手,有时是唯一的女棋手。赛完再回学校念书,一切好像只会越来越单调。有些学生在谈论高中毕业后要上大学,有些人已经想好了要从事什么行业。她认识的两个女孩想当护士。贝丝从没参与过这类交谈;她已成为她想成为的人。但她没跟任何人谈过旅行或自己在国际象棋比赛中的建树和声誉。
三月,她们从迈阿密回来时,在信箱里看到国际象棋协会的信封。里面是一张崭新的会员卡,上面印着她的等级分:1881。她之前听人说过,靠等级分来反映她的真实实力还需时间;就目前来说,她很满意,因为她终于成为了一名有等级分的棋手。用不了多久,她就能提高分数。下一步是晋级大师,让等级分达到2200。超过2000分就会被业界称为“专家”,但这个头衔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她喜欢“国际特级大师”——真正有分量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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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她们去了纽约,在亨利·哈德逊酒店赏玩了一番。她们已经养成了品尝美食的习惯,尽管在家里还是常吃电视便餐,而在纽约,她们去法式餐厅用餐,坐巴士穿城而过,去很有名的法式小餐馆和阿让特伊咖啡馆。惠特利夫人在列克星敦的某个加油站买到了一本《美孚旅游指南》,从中挑出至少有三星以上评分的餐馆,再标注到她们的小地图上。那些店都贵得吓人,但她们对此都不置一词。贝丝会吃烟熏鳟鱼,但从不吃鲜鱼;每周周五在梅修茵孤儿院不得不吃的那些鱼肉让她至今难忘。她决定明年要在学校里选修法语。
唯一的问题是,旅行途中,她会吃用惠特利夫人的处方开来的药以助眠,但有时需要一个多钟头才能在早上彻底清醒过来。好在比赛棋局从没在九点前开始,而且她坚持按时起床,叫客房服务,然后多喝几杯咖啡。惠特利夫人不知道药的事,也不介意贝丝嗜饮咖啡;不管在哪个方面,她待她都像是对待成年人那样。她们在一起时,贝丝有时反而显得更成熟一点。
贝丝很喜欢纽约。她喜欢坐巴士,喜欢坐嘎吱声不断的irt地铁。只要逮到机会,她就流连于商店的橱窗,听街上的路人说意第绪语或西班牙语也让她很享受。她不介意这座大城市里的危险隐患,也不介意出租车傲慢的行驶方式,也不介意时代广场在脏乱中熠熠闪耀。最后一晚,她们去了无线电城音乐厅观赏了舞台剧《西区故事》和火箭女郎的歌舞表演。在宽敞的剧院高高的后排,坐在天鹅绒座位上的贝丝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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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以为《生活》杂志的记者会是个烟不离手、长得像演员劳埃德·诺兰的男人,但上门采访的却是一个身材娇小、发色铁灰的女人,穿着深色衣裙。和她一起来的男人举着一台相机。她自我介绍,说她叫简·波尔克。她看起来比惠特利夫人老一点,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时有很多飞快的小动作,她快速浏览了书柜里的书,定睛看了看墙上的一些印刷画作。然后,她开始提问。她的言谈很直接,语气挺让人愉快的。“真的让我大为惊叹,”她说,“尽管我自己不会下棋。”她带着微笑,“他们说你是货真价实的天才棋手。”
贝丝有点发窘。
“在那么多男人中只有你一个女孩,那是什么感觉?”
“我不在乎那个。”
“不吓人吗?”她俩面对面坐着。波尔克小姐的身体往前倾向她,专注地凝视贝丝。
贝丝摇摇头。摄影师走到沙发旁,开始测光。
“我小时候,”女记者说,“大人们从不允许我争强好胜。我以前就玩洋娃娃。”
摄影师往后退,开始在相机取景框里看贝丝。她想起了甘茨先生给过她的那只洋娃娃。“国际象棋并不总是‘争强好胜’的。”她说。
“但你下棋总是为了赢。”
贝丝想说国际象棋有时是很美的,但她看着波尔克小姐那张犀利追问的脸,发现自己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去形容。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我十四岁。”摄影师开始抓拍照片。
波尔克小姐刚刚点燃一支烟,现在俯下身往前凑,将烟灰弹入惠特利夫人的烟灰缸。“你对男孩感兴趣吗?”她问。
贝丝觉得越来越不自在了。她想说说学习国际象棋的事,谈谈她赢下的诸多比赛,讲讲摩菲、卡帕布兰卡那些大师。她不喜欢这个女人,也不喜欢她的问题。“我的兴趣主要在国际象棋上面。”
波尔克小姐爽朗地笑起来。“那就跟我说说吧,”她说,“告诉我你是怎么学会的?多大开始下棋的?”
贝丝回答了这个问题,波尔克小姐做了笔记,但贝丝有种感觉,觉得她并非真的对这些细节感兴趣。她还发现自己继续往下说时其实已没什么可说了。
到了下个星期,贝丝在学校的代数课上看到前面的男生把《生活》杂志递给旁边的女生,他俩都转过身来,回头看她,好像他们从未见过她似的。下课后,那个男生——从来没和她说过话的男生——叫住了她,问她是否愿意在杂志上签名。贝丝惊呆了。她从他手中接过杂志,看到了——她的照片占满了整整一页,照片上的她正严肃地面对棋盘,还有一张梅修茵孤儿院主楼的照片。标题在那一页的顶端:“女版莫扎特震惊国际象棋界”。她用男生的圆珠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把杂志放在一张空课桌上。
她回到家时,惠特利夫人正把杂志摊放在膝头。她朗声读起来:
“‘对有些人来说,国际象棋只是一种消遣,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欲罢不能的,甚至会上瘾。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天才棋手横空出世,生来就享有天赋异禀。总会有个小男孩时不时地冒出来,在这种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运动中展现出众地早熟,令我们叹服。然而,如果不是男孩,而是女孩呢?一个非常年轻、不苟言笑、有着棕色眼睛和棕色头发、穿深蓝色衣裙的女孩。
“‘这种事前所未有,但最近发生了。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在辛辛那提,在查尔斯顿,在亚特兰大,在迈阿密,最近一次是在纽约市。有个女孩从容地迈进这个男性主导的全国国际象棋大赛的世界——她十四岁,有一双明亮而炽热的眼睛,来自肯塔基州列克星敦费尔菲尔德初中八年级。她很安静,很有教养。而且,她可不是来玩的,要打就要赢……’这写得太棒了!”惠特利夫人说,“我可以继续念吗?”
“写到了孤儿院。”贝丝自己也买了一本,“介绍了我的一盘棋。但主要是在讲:我是一个女孩。”
“没错呀,你是女孩。”
“这不该有那么重要。”贝丝说,“我跟他们说的事,他们连一半都没登出来。他们没写到夏贝尔先生。也没写我怎么用西西里防御。”
“可是,贝丝啊,”惠特利夫人说,“这篇文章会让你成为一个名人!”
贝丝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主要因为我是个女孩。”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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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玛格丽特在学校大厅里拦住了她。玛格丽特穿的是骆驼毛大衣,金发刚好垂肩;她甚至比一年前更美艳了几分,那时,贝丝从她的手包里拿走了10美元。“苹果派俱乐部的人让我来邀请你。”玛格丽特谦恭地说道,“我们周五晚上要在我家举办一次入会派对。”
苹果派的人。这实在太奇怪了。当贝丝接受邀请并询问地址时,她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真正地和玛格丽特对话。
那天下午,她花了一个多小时在珀塞尔百货公司试裙子,最后在店里最贵的品牌中挑中了一条海军蓝配简洁白领的连衣裙。那天晚上,她把新裙子拿给惠特利夫人看,告诉她自己要去苹果派俱乐部,惠特利夫人显然很高兴。贝丝穿上裙子给她看时,她说:“你看起来可真像个名媛啊!”
···
玛格丽特家客厅里的白木家具闪着漂亮的光泽,墙上挂着油画——画的主题大都是马。虽然已是三月,夜里不冷,但白色壁炉里依然燃着热烈的火。贝丝穿着新衣裙来到这里时,已有十四个女孩坐在白色沙发和鲜艳的翼背扶手椅上。大多数人都穿毛衣配裙子。“这真是不得了的事,”有个女孩说道,“在《生活》杂志上看到费尔菲尔德中学同学的正脸照片。我差点儿疯掉了!”但当贝丝谈起比赛时,女孩们打断了她,问起那些男棋手。他们帅吗?她有没有和哪一个男生约会?贝丝答说“没太多谈情说爱的时间”后,女孩们就转移了话题。
在那一个多小时里,她们谈到了男孩、约会和服饰,时而显得成熟老练,但酷酷的表情又会眨眼间变成咯咯的傻笑,而贝丝始终坐在沙发的一端,拿着一只装着可口可乐的水晶玻璃杯,浑身不自在,想不出可以说什么。到九点了,玛格丽特打开了壁炉旁的大电视,她们都安静下来,“本周电影”开始播放后就只能听到偶尔的傻笑声了。
贝丝全程陪坐,没有参与广告时段的闲聊和欢笑,直到十一点电影结束。这个夜晚是如此无聊,让她极为震惊。她刚到列克星敦上学时,这种高级的苹果派俱乐部曾显得那么重要啊,但就是这么回事儿吗?她们在成熟的派对上就做这些事吗——看一部查尔斯·布朗森的电影?打破沉闷的唯一亮点在于一个叫菲利希亚的女孩说道:“我好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像他看起来那么大。”贝丝笑出了声,但也只有这句话让她觉得好笑。
过了十一点,她起身告辞,没有人劝她再待一会儿,也没人提及让她入会的事。她松了一口气,坐出租车回家,到家后,她在自己的房间看了一小时《国际象棋的中局》,这本书是从d.卢申科的俄语原版翻译过来的。
···
学校知道她的情况了,这样挺好的,到了下次比赛,她就没再用生病为借口。惠特利夫人和校长谈过了,校方准许贝丝缺课。谁也没提以前谎称过的那些大病小病。有关她的报道刊登在校报上了,学生们会在走廊里指认出她来。这次比赛在堪萨斯城,她夺冠后,赛事主管带她和惠特利夫人去牛排馆吃饭,当面告诉她,她能参加让主办方倍感荣幸。那是个一本正经的年轻人,有礼有节对待她俩。
“我想参加美国公开赛。”吃甜点、喝咖啡时,贝丝这样说。
“当然。”他说,“你很可能赢到第一名。”
“第一名就能出国下棋吗?”惠特利夫人问道,“我是说,去欧洲。”
“这是理所当然的吧。”那个年轻人说道。他名叫诺比莱,戴着厚厚的眼镜,不停地喝冰水,“他们邀请你之前必须先对你有所了解。”
“我赢了公开赛,会不会让他们了解我?”
“当然,本尼·沃茨一直在欧洲下棋,现在他已经拿到了国际级称号。”
“奖金有多少?”惠特利夫人点了一支烟,问道。
“我认为算很高了。”
“那苏联呢?”贝丝问。
诺比莱盯着她看了足有一分钟,好像她暗示了某种非法事件。“苏联人都是杀手,”最后他开口说道,“他们在那儿会把美国人大卸八块当早餐吃掉。”
“好吧,这可真……”惠特利夫人说。
“他们真的是这样,”诺比莱说,“我相信,这二十年来还没有哪个美国人迎战苏联人时如有天助。国际象棋就像芭蕾舞。他们是付钱给人专攻下棋的。”
贝丝想起了《国际象棋评论》中的那些照片,那些神色严峻的男人,躬身伏在棋盘上——博尔戈夫和塔尔,拉耶夫和沙普金,他们都紧锁双眉,穿黑色西装。国际象棋在苏联和美国的境况完全不同。最后,她问道:“我怎样才能参加美国公开赛?”
“只需寄去报名费,”诺比莱说,“和别的比赛一样,只不过竞争更激烈。”
···
她寄走了报名费,但没有参加那年的美国公开赛。惠特利夫人染上了一种病毒,在床上躺了两星期,刚刚过完十五岁生日的贝丝不愿意一个人去。她竭力掩饰,但阿尔玛·惠特利这时候生病让她非常生气,也为自己不敢独自去洛杉矶而生气。公开赛不像美国冠军赛那么重要,但现在是时候了,她该去参加一些并不仅仅为了赢得奖金而去的赛事。像美国冠军赛、梅里韦瑟邀请赛这样的赛事限于一个狭小的圈子,这是她靠偷听其他棋手的谈话、看《国际象棋评论》上的文章了解到的;现在,她该迈入大世界,再跻身国际赛场。有时候,她会把自己想象成自己梦寐以求的样子——真正的职业女棋手、全世界最好的棋手,充满自信地旅行,独自乘坐头等舱,身材高挑,衣装完美,颜值高,姿态美——不妨说就是白人版的乔兰妮。她经常提醒自己要给乔兰妮寄张明信片或写封信,但从未付诸实践。然而,她会在浴室镜子里端详自己,寻找梦想中那个姿态优美的女人的些微迹象。
到了十六岁,她长高了,也长得漂亮了,还学会了把头发剪成突显双目的发型,但她看上去仍像个女学生。现在,她大约每六个星期参加一次比赛——去伊利诺伊州、田纳西州,有时也去纽约。她们仍会选择那些高奖金的比赛,扣除两人开销后仍能保证有足够的结余。她的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增加了,个中乐趣可想而知,但她的职业生涯似乎停顿在了高端的瓶颈,个中滋味又很难说清。而且她的年纪够大了,已不能再被称为神童。
艾萨克·布列斯拉夫斯基(isaacboleslavsky,1919—1977),苏联国际象棋棋手,特级大师。
鲁本·法因(reubenfine,1914—1993),美国国际象棋棋手,特级大师,心理学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初世界上最顶尖的棋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