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厦门街的人开车载走了。”

虽然是背对着我们，我依然可以感到宋老师专注的眼神正盯着全场，像是一个严峻的指挥环伺着他的乐团。从前，宋老师身着一袭素朴的蓝衫，安步当车地打校园里走过的背影，始终是历届毕业生纪念册里不可或缺的一张照片。现在大不相同了。原本短而密、泛着一圈青皮的头发，已经扎成了一束灰丝垂在颈后；厚重的黑框眼镜换成了圆框金丝边的，一身卡其色宽大的衬衫和长裤，身形精瘦，暗赭色的皮肤上皱纹密布，仿佛是在美国某个大城里遇到的印第安人。

我正想开口问候，宋老师忽然猛烈地用指挥棒在自己的膝盖上击打起来，那支细小精致的木条两三下便断成两截，较细的那头弹到半空中，碰到窗帘之后才掉下来。

“慢点，慢点，不要抢拍子，怎么就这样子讲不听呢？怪了。”宋老师怒气未平地摘下耳机放在地毯上，然后一骨碌地从盘坐的沙发凳上站起来，走到床边，抓起单人床沿白床单的下摆，再从床底下捞出一个花梨木笔筒，抽出一把全新的烤漆指挥棒，仔细拣了一支较长的，在空中试挥了几下，点点头，准备继续“排练”。除了那一口山东腔的国语之外，宋老师似乎全都变了另一个样了。

“爸，人家记者已经来了啦——”

听到宋琪不断用“记者”来称呼我，我益发觉得难以启齿。

“宋老师……我是黄士宏……”

“爸，人家记者要访问了啦——”

“哦。”宋老师用老教练打量拳击手的锐利眼神瞅了我一眼，“记者访问？好。访问。好。”说了一连串“好”之后，宋老师安静下来，面对着我们盘腿坐在地毯上，宋琪用眼神暗示我把握机会，并且提醒我备妥录音机。

我面对宋老师坐下来，我们之间只隔了一台小小的随身听，这些年来，我从来不曾离宋老师这么近过。宋老师的披肩长发有部分没扎起来，垂在脸颊两侧，有一瞬间，我恍惚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致力于生态保育的老学者。沉默渐渐形成一股压力，我觉得自己完全不知道要从何采访起，只能先按下随身听的按钮。录音带开始转动起来，空气中飘浮着马达传动的声音，大约五秒钟之后，随身听的小喇叭传出了我刚才试录下来的话语：

“我是王八蛋。”

等到我会意过来，已经抢救不及了，在我按下停止键的时候，那句简短而清晰的句子已经播放完了。我羞赧地将带子倒回去，宋琪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来，这使我更加窘迫；我的额头冒出了汗珠，就在我伸手到裤袋里掏手帕的时候，宋老师突然开始说话了：

“音响这玩意儿最怕脏。空气不流通、潮湿、灰尘……都不行，还有蟑螂，蟑螂最糟糕了，下蛋哪——蟑螂蛋你知道吧？三天不暖暖机子蟑螂就来了。讨厌啊！插头、插座、接头统统要清干净，要勤快，用酒精擦。用纯酒精，西药房有卖你知道吧，去渍油不好，用纯酒精。”一串话连着说完，宋老师觑我一眼，然后抽走我手上的手帕，在他的脸上抹了几下，又沉默下来。

“老师的音响怎么没装喇叭箱呢？”我顺着宋老师打开的话匣子往下问道。

“房间太小，太小了。开了窗户也不对的，要用水泥给封掉。买喇叭没有用的，再好的也没有用，听不到‘音场’。‘音场’出不来，你知道吧，还是耳机好，耳机好。”说到喇叭箱，宋老师陡然地又激动起来，使我觉得自己找错了话题。

“问别的事。”宋琪附耳过来悄声说道，“我爸一讲到音响就没完没了。”

“宋老师还记得我吗？”

讲完这句话我立刻便后悔了。我低下头来，看着录音带在随身听里平稳地转动着，又录下了一大段空白的沉默。宋老师皱了皱眉头，额头上，眼角和颧骨上的细纹都往眉心挤去。

“你上礼拜那场我去听了，弹得不好。不好。萧邦不是那样子弹的你知道吧？要再沉，再沉一点，不能娘娘腔的你知道吧？报纸我看了，这个记者说得对，你看看，不是那样子弹的啦——糟糕透了。”

宋老师说着就从台架旁的缝隙中抽出一张去年的旧报纸，用手指指着一篇乐评叫我自己看；我看见那是我的一位同事写的评论，报导的地点在美国芝加哥。

我低头看报纸的时候，宋琪说要去泡壶茶来。宋琪走了之后，我把报纸塞回原先的地方，宋老师盘坐到圆形的沙发凳上，双手垂在膝盖前方，闭着双眼，看起来像是一个沉思中的白眉罗汉。录音带平稳地向前卷动着，过去的声音和现在的沉默一起重叠成了空白的滋滋声。从书房的木窗格望出去，大门旁的那丛圣诞红似乎比刚才又长高了一些，麻雀已经不见了，门板上的树影持续摇曳着。围墙后面冒出来的高楼遮去了远方的风景，忽然间，我对这个房间和窗景都陌生了起来。我抬起头来望着陷入沉思的宋老师，宋琪清洗茶具的碰撞声从厨房那头传来，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又问了一次：

“老师还记得我吗？”

宋老师抿动着嘴角，交错的双腿在宽大的卡其裤管里抖动起来；抖动时缓时剧，突然，宋老师睁大了眼，面露惊惶地看着我说：

“布拉姆斯。”

“啊？”

“贝多芬的接棒人是布拉姆斯你知道吧？舒曼知道，贝多芬不知道，我等会儿给他说去。”

“啊？”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宋老师已经一骨碌地从沙发凳上翻下来，伸手往挂衣钉上抓下一顶白色的nike棒球帽，匆匆往门外走去；迎面走来的宋琪在走道上及时偏过身去，只被撞落了一个白瓷杯。

“爸，你干吗啦！”

“是不是我说错话了，我……”

“不关你的事，我爸是不是又说了什么‘布拉姆斯’‘贝多芬’了？”

“你怎么知道？”

“唉，老是这样。”

慌乱中，我匆忙收起地毯上的录音机塞进背包里，然后在玄关入口处套上皮鞋，跟在宋琪后面去追宋老师。宋琪很利落地套上一双慢跑鞋，径自往巷口寻去，走了几步，还不忘回头叮咛我把门带上。我笨拙地拎着背包，加快步伐跟上宋琪；前方的瘦小身影在一袭清爽的套装下，双腿单薄而快速地在裙摆间细碎交错着。我吃力地跟在后面，饥饿且晕眩，走出十几公尺，我蹲了下来，将背包平放在柏油路上；我感觉背脊上冒出湿冷的汗珠，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看着宋琪迅速在巷口拐角的地方消失，若不是因为疲累，我想我可能会哭了起来。

稍事喘息之后，我提起背包，继续向前追赶，又穿过几个巷弄，才在美术馆旁的红砖道跟上他们父女俩。宋琪坐在香枫树下的公园椅上，一只手充当摇扇在领口边扇着；宋老师紧邻着慢车道，站立在人行道边缘望向路的远方。我一时想不出话可说。

我站在宋老师的身旁，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中山北路上的车流不疾不徐地平稳行进着，一辆公车靠站，遮去了我们的视野，然后公车再度前进，相同的景色又无声地浮现眼前。我用很低的音量对自己说：

“舒伯特也有无言以对的时候吧。”

“来了。”宋老师全身的肌肉突然紧绷起来，上身也愈加向前倾。

“什么？”

“贝多芬来了。”

我顺着宋老师引颈的方向张望过去，看见路的彼端有一列迎娶的车队向我们驶来，由一辆白色的宾士轿车前导，车门把手上扎着花饰；其中一辆车里有人点了连珠炮往路上扔，鞭炮的碎纸一路散落。

“不像话，出殡怎么还放鞭炮？不像话。”

“啊？”

“看见没有？”

“什么？”

“舒伯特，看到了吧，被那些家伙挤到后面去了。”

我顺着宋老师的手指，只看到地下道的入口有一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走下阶梯。

一阵沉默之后，我走向一堆落叶，拾起一片端看着。宋琪说既然来了，就到美术馆里看看吧，于是拉了宋老师往前走，我赶上去，抢先到售票口买了三张票。

非假日的下午，美术馆内没什么人，显得非常空旷。参观完一楼的展览室之后，宋琪说脚酸，于是在中庭旁的石椅上坐下来；我陪宋琪说话，让宋老师一个人往二楼逛去。

“报社的工作还好吧？”

“还好。”

“至少比当老师好多了。”

“当老师也不错，生活稳定。”

“有什么好稳定的？”

“至少不像我整天不知道在忙什么。”

“都一样啦。”

宋琪见我接不上话，就没再问下去；她看着落地窗外几株修剪精细的盆景，沉默了下来。隔了几分钟，她忽然说道：“我去年离婚了。”眼睛依然注视着玻璃窗外的盆景。

我很想挤出一句话来，可是想不出要说什么，我仿佛只剩下饥饿的感觉了。

“我去找宋老师。”

宋琪沉默不语。

我在二楼的一间“装置艺术”展览室里找到了宋老师。展览室的地上铺满了上万枝各形各色的吸管，左侧墙上挂着一面巨幅的油画，宋老师正踩在满地的吸管之上，抬头看着画框里的列宁肖像。

我走进展览室，地上的吸管发出挤压的声音。

“老师，回去了吧。”

“看到了吧？”

“什么？”

“舒伯特。”

“看到了。老师，宋琪在楼下等我们。”

宋老师仰望着墙上的画像，似乎陷入了沉思，不再回答我的问话。

我踩在塑胶吸管上走出展览室，在一片面向室外的大玻璃墙旁边坐下来，冰冷的石椅坐起来凉飕飕的。

大约过了五分钟，中山北路上一队游行示威的人群从窗外经过，队伍前方的小货车上，一个头绑黄布条的男子大声疾呼着，他的声音被厚重的玻璃墙给隔绝了，我只看到一群人尾随着他激动的手势，舞动着手上的小旗子，一波波的旗海像浪花般起落着。

饥饿却吃不下东西的感觉愈来愈使我难受。我打开背包，取出一片苹果面包，撕下一小角含在嘴里；正当我准备合上背包时，才发现方才慌乱收拾的录音机仍在转动着。面包在我的口里慢慢地溶化开来，就在我把第二块面包剥进嘴里的时候，一百二十分钟的空白带正好卷完了，红色录音键“卡”的一声弹起，在无人的休息室里显得出奇地大声。

台湾《联合文学》12月号，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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