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宋老师的身旁，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中山北路上的车流不疾不徐地平稳行进着，一辆公车靠站，遮去了我们的视野，然后公车再度前进，相同的景色又无声地浮现眼前。我用很低的音量对自己说：
“舒伯特也有无言以对的时候吧。”
从红砖墙后面露出的一大片芒草茎叶望进去，灰色的屋瓦顶上空，几截断裂的电话线垂落下来，它们的尾端很有力量地向上卷曲成圆弧形，看起来有点像一束倒吊在半空中的黑蛇。冬日晴朗的午后，光线清灵如水，可以让人轻易地看见更远的地方，以及更分明的色彩。深褐色的鱼鳞板上浮出细密爬梳的木纹，日式风味的玄关和纱网依旧完好，至少蚊蝇还是不易从这样严谨的桧木门框上找到缝隙飞进去吧？
已经有十年以上了，我不曾再回到这间朴素而幽静的木造房子；站在这样厚实的木片门外，很难让自己相信这是一个索然无味的城市。
我站在这条寂静的小巷道上，几分钟之内便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看看远方探出半个身长的办公大楼，和浅蓝无云的天空；洗石子的门柱上一方红色的电铃按钮依旧完整而油亮，我几度深吸一口气，举起手指向前，又放了下来。
“宋老师或许正在午睡吧。”看着眼前如青石般冰凉沉静的山苏和铁线蕨，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背着黑色的大背包，往巷口的方向踅去。
幸好，小公园旁的“芳山杂货店”还在，除了门口右侧多了一架贮放各式冷饮的冰柜之外，一切还是老样子。入门的抬头处还是吊着一只圆形的衣夹子卖报纸，阴暗的室内光线透出一股悠然自得的调子；从外边望进去，倒是那个摆设香烟的玻璃方柜子显得最为晴亮。
我走进小杂货铺里，在木头货架前的狭窄过道上东张西望：鹅黄色的鸡蛋面、味全花瓜、苹果面包、红土花生、水晶肥皂、五月花卫生纸、降落伞火柴盒……还有，一整排老玻璃铝圆盖的糖果罐，里面有五彩的金柑仔、芒果干、花生糖、鱿鱼片、白话梅、甜酒李……角落上，理着小平头的年轻人裹在一件草绿色的防寒夹克里，像只猫头鹰似的叼着一支长寿烟，烟头上星火间歇明灭着。小木桌上靠墙放着一台浅绿色的铁皮收银机，找钱的时候，小老板头也不抬，眼睛仍注视着桌上摊开的明星画报，伸手往钱柜上凸出的银色小铁棍一按，发出一声脆亮的“叮——”。
“宋老师的账顺便结了吧。”我打开大背包，把刚买的花生糖和苹果面包塞进去。
“什么？”小平头的年轻人终于抬起头来，他的方形脸上有一双精明的小眼睛，很黑，很圆。
“宋老师，七十八巷的宋老师还是按月记账的吧？”
“谁？”
“宋老师，宋九龄老师，教历史的，住七十八巷五号，一年四季穿蓝色长袍的那个老先生。”
年轻人摇摇头，将手上的一截香烟在玻璃烟灰缸里捻熄，然后立刻又点了一支，继续低下头去看桌上的女明星。
我走出“芳山杂货店”，饥饿、昏眩却吃不下东西的感觉又开始浮现。
这种情形已经维持了一阵子。大约是七天前，因为突然怀念起城中市场鱿鱼羹的滋味，于是在例行的采访会议结束之后，便开车前往重温高中时代的旧梦。在那年纪，饥肠辘辘的我可以一口气吃掉五碗辣鱿鱼羹，一汤匙舀下去，热乎乎的油花围拢过来，油绿的九层塔叶子从碗底绽放开来，世界仿佛就是那样永恒地自给自足。我一个人独自吃着，吃了一碗又一碗，吃饱了，一点也不寂寞。那天，我就如以往那般挽起袖子吃着，第一碗刚吃了半口，便不经意地瞥见墙上白色压克力价目表的一行楷体红字：“廿年老店，独家口味”。饥饿却吃不下东西的感觉便从那时开始。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行小字会引来这样的反应，高中时代热爱的歌曲早已经编成“老歌精选集”了，电影票的价格也从四十五块变成两佰块了，难道鱿鱼羹就不会老去吗？不变的味道还是会老去的，在绿头苍蝇嗡嗡的声音下，老旧的汤碗摔破了一个就少一个。
吃不完一碗鱿鱼羹的感伤让我深深怀念起宋老师。高三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穿着一身卡其制服，徘徊在宋老师家的巷口，左手的大盘帽遮不住右手指间的一截袅袅白烟。几次伸出手想按下电铃，又放了下来，最后，还是到“芳山杂货店”买了一包青箭口香糖，一口嚼上三片，自以为把满嘴的烟味盖掉了，才站在店门外的公共电话前面怯懦地投进一块钱……那一天下午的长谈，让宋老师走进我的历史，而我走进了历史系。
这段历史一直持续到我服完兵役之后的一席谈话而结束。那天，我坐在宋老师的书房里，四壁的书墙苍老而严肃，听完我的话，宋老师手上的保温杯还来不及放下来，便开始厉声斥责：“当然是继续念书考研究所，记者是干什么东西？文化流氓！”宋老师颤抖着上身从藤皮椅上站起来，激动的茶水冒着热气，从杯沿泼洒出来，溅湿了大书桌上的一叠宣纸。褐色的茶水在我眼珠里漫开来，直到整间书房都罩上一层水纹。我还记得那天下午走出书房的时候，宋老师背对着我，从书架上抽出两本书掼在地板上，我尽量放轻脚步往客厅走去，但是老旧的木条依然发出吱呀的摩擦声。我僵硬地跨步往玄关纱门的方向移动，经过那个圆嘟嘟的深蓝布沙发椅时，宋老师的小女儿宋琪坐在地板上，倚在小茶几旁，手上端着一本简明英汉字典，茶几的玻璃桌面上散置着一叠讲义和几支红、蓝原子笔，还有一本英汉对照本的《异乡人》。见到宋琪的时候，我手足无措地摘下眼镜来，用手背在眼角揉了几下，或许我希望宋琪能随便跟我说几句俏皮话，就像往常那样，好冲淡一些感伤的气氛。可是宋琪并没有开口，她憎恨虚伪，或许也憎恨我。那时，她像一个俏皮的小妇人那样嘴角咬着一支刚刚削尖的铅笔，用那双慧黠又天真的半月形眼睛仰头斜睨着我；我低头垂手从她面前走过，仿佛我的袜子上有五六个破洞似的。当我默默推开纱门的那一刻，感觉到宋琪的眼睛从背后逼视着，她的表情丝毫没有松懈下来，嘴唇之间上下摇摆着的铅笔密布齿痕，一声冷冷的“再见”，像一只蚊子在我的耳膜上轻轻叮了一下。
七天前的那个中午，我从鱿鱼羹店走出来，走进一家小咖啡馆，一连喝了两杯浓缩咖啡之后，才决定打电话给宋老师。出乎意外地，接电话的是宋琪，她的声音变了，不再那样娇气，讲话的速度也放慢了，不过我还是立刻就认出她的声音来。
“对不起，我是黄士宏，请问宋老师在吗？”
“谁？”
“黄士宏，我是宋老师从前的学生，黄——士——宏，请问你是宋琪吗？”
“哦，黄士宏啊，我听成王志鸿了，好多年了吧，你现在在哪里？前几年过年的时候，我爸还时常问童敏昌他们说你在做什么呢。怎么样，还好吧，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西门町……哦，我现在在报社当记者，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出息。”
“怎么这样说呢，当记者很好啊，每天都接触新的东西，不像我当老师才无趣呢。”
“现在在哪儿教书？”
“在台大。”
“教英美文学？”
“才不咧，教‘会计’。”
“听起来蛮可怕的。”
“哦，会吗？”
“还好啦，对我来说有点可怕吧。宋老师好吗？”
“我爸啊——你要不要来看看他。”
“好啊，好啊。”
“不过他现在比较不爱聊天了，你要不要采访他呢？”
“好啊，好。”
约好时间，挂掉电话之后，除了饥饿、晕眩之外，心中又多了一分错愕感。或许是喝了太多咖啡的关系，但是，我没有料想到会以“采访”的形式重新面对宋老师。“见了面之后再找适当的气氛解释一下吧。”我在心底这样安慰自己。至少我打了电话，跨出了第一步，想到即将与暌违十载的宋老师见面，心里便被一股浓厚的愁绪所笼罩。
从“芳山杂货店”走出来，我又在七十八巷里来回走了几次，抽了两支烟，再剥了三片青箭口香糖进嘴里嚼，像个高中生似的希望把烟味遮掩掉，留给别人较好的印象。
按下电铃的按钮，我立刻把手抽回来，生怕被老旧的东西给电到。玄关纱门被推开的咿呀声勾起了熟悉的记忆，前来开门的是宋琪，她穿了非常正式的浅紫色套装，膝盖以下露出两截套上茶色丝袜的小腿，脚上趿着一双过大的塑胶拖鞋。
“嗨，黄士宏，好久不见了，快十年了吧？”
“刚好十年了。”
“进来再说，院子变得好乱，我妈过世之后就没人整理了。”
“师母过世了？”
“已经五年了。怎么样，结婚了吗？”
“没有。你呢？”
“我啊，谁要哦？进来再说吧，拖鞋在那边。”
“老师还教书吗？”
“早退休啰。”
讲到这儿，宋琪为我端来一杯热咖啡和一块油黄的起司蛋糕，音量压得很低，俯身说道：“我爸变得愈来愈怪，孤僻得——今年过年，童敏昌来送腊肉，我爸连声招呼都不打，害得我好糗！”
“不会吧？”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坐一会儿，我去书房叫他，就说你来采访，说不定会好一点，试试看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宋琪径自往书房走去，木板地依旧发出刺耳的挤压声。蓝布沙发前面的木条地板断裂了一个缺口，好像已经很久不曾有人坐在那儿了。我环顾客厅四周，许多摆设已经大不相同了；直立钢琴倒还在，只是黑色烤漆已经黯淡了，且添了不少刮痕；木壳落地式电视机也还放在同样背墙的角落，电视机上的大同宝宝胸前还是浮凸着两个粉绿色的阿拉伯数字“57”；饭厅里的老吊钟还挂在墙上，分针已经不见了，斑驳的银色钟摆静静垂悬，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没上发条。
宋琪走进书房好一会儿了，我无事可做，于是便从背包里取出录音机，装上一卷一百二十分钟长度的空白带子，然后按下录音键试验收音的效果。四周静悄悄的，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从桧木大落地窗望出去，大门左侧的那株圣诞红上有几只麻雀轻灵地跳跃着，吱吱喳喳的鸟语被阻隔在紧闭的玻璃窗外面。冬日午后干爽明亮的阳光自围墙上方斜斜照下，我看见微微颤动的树影在红色的木门上摇曳着。找不到一点声音，我对着收音的麦克风轻轻说了一句：“我是王八蛋。”然后连忙按下停止键，饥饿、晕眩，却吃不下东西的感觉再度袭来。茶几上的起司蛋糕泛起油亮而清凉的光泽，完美得如同一个藏书章。宋琪从书房走出来的时候，我正打算喝一点咖啡，听到木板凹陷的推挤声，我又把咖啡杯放回原位。
“唉，没办法，我爸根本听不到我说话，真是的。”
“老师听觉有问题？”
“不是啦，他的听力可好了——对不起，你先坐一下，喝点咖啡，吃蛋糕嘛，你不要跟我客气，我再去跟我爸说一下看看。”
“好，好。”
宋琪转回书房之后，我走到钢琴旁边，轻轻掀开厚重的琴盖，手指在黑白交错的琴键上缓缓滑过，很小心地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慢慢走近宋老师的书房，踩踏地板的时候，一面用手倚靠在墙壁上。宋老师的房门是合上的，从房间那头可以听见宋琪说话的声音，她的语调提高了，似乎在跟自己生气着：
“你到底要怎么样嘛你，人家记者在外面等着，你要人家等多久嘛，再这样我不理你了我告诉你——你不要老是气人好不好！”
隔着木门，我似乎可以看见宋琪激动的双手还在胸前比划着。“爸，你听我说话啊，你到底要不要听啊，我不管了……”趁宋琪忙着说话的时候，我又蹑手蹑脚地走回小茶几旁坐下，那杯咖啡已经不再冒出热气。
宋老师的房门被猛力拉开之后又关上，我听到宋琪忿怒地走进自己的房间，然后四周又安静下来。落地窗外的麻雀还在忽高忽低地弹跳着。我备妥录音机，把空白带倒转到起头的位置，又拆开电池盖，掏出电池握在手心里。
大约过了五分钟，宋琪从她自己的房间走出来，脸上挂着一丝歉意的笑容：
“不好意思哦，黄士宏，让你看笑话了。直接在书房采访好不好，也许我爸看到你就不一样了，好不好？”
“好，好。”
我干咳了一声，拿起录音机装上电池，假装检查了一下收音的麦克风插座，然后跟在宋琪后面往书房走去。
宋老师的书房已经完全不同往日了，从前环壁的书墙不见了，书架不见了，书桌也不见了。地板上铺着一张灰色的地毯，宋老师盘坐在一只乳白色的圆形沙发凳上，面对着层层架叠的音响器材和纠结缠绕的讯号线、cd架，头上戴着一个罩头的大耳机，右手舞着一支细长的白漆指挥棒。我们走近的时候，宋老师正专注地在胸前比划着，偶尔停下来，用指挥棒在音响外壳上敲几下，然后仔细地调整主机面板上的旋钮，之后再敲几下，然后又开始摇头晃脑地指挥起来。
“那是我爸自己跑去功学社买的指挥棒，一支伍佰多块呢！”
“从前那些书呢？”
“全都卖到旧书摊了。”
“书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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