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纯个人”“唯一者”的一根筋在实际生活中根本行不通，最终只能害己。这样，哪怕是为了公共关系和营销策略，信奉者看来也需要几分含蓄，几分婉转，再加几分变通，离施蒂纳远一点，比如用“个人主义”来撇清“利己主义”，又用“自我实现”来包装个人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用“物质化时代”指代“利益化时代”和“个人利益化时代”，让用语不那么敏感和刺耳，能与道德、公众、精神、诗与远方之类话题马马虎虎兼容，甚至能戴上平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面具，抢占道德c位。这就是说，通行的话语风格务必改变。在很多地方，个人主义由此从一种文化大潮转型为一种文化暗流，有时看上去不过是文化亚健康，不那么要紧。
社会主义革命是穷人抱团闹翻身的故事，从无物质和财务的优势，只能以精神力量和道德理想为立身之本，事实上也一度迸涌出“部分+”的“大我”气象，至今温暖着很多人的记忆，深藏于老照片或老歌曲。不过，一旦进入和平时期，共同的危机压力缓解，财富和资源逐渐丰裕，大家的个人利益重合度降低，大面积的私欲就必然归来，甚至可能补偿性地加倍袭来—公有制只能压抑出它的虚伪。德育的政治化（如“文革”时期学校里的“思想品德课”只讲阶级斗争），或德育的经济化（如20世纪后期中国各地官方电视台的新年贺语，几乎全是“恭喜发财”，对公务员、教师、医生、记者、宗教人士也是如此热情励志），会使情况更糟。事实上，自引入市场和私有权，一些地方的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刁，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是此前某些人政治投机、政治歧视、政治构陷和迫害的改头换面，其价值观的滑坡却是一脉相承。
往远里看，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尔的“恶动力”说（虽未公开肯定），意在为大众争利，有正义的内核，涉及千万万生灵解救，包括倒逼资本主义改革，其意义怎么估价也不为过。但这可能被误解为争利即一切，一如后来的“分田地”“富起来”“gdp翻两番”等，一旦被看作最高目标，哪怕是最高的群体目标，也就疑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相当于“灵魂搭台肉体唱戏”），把精神事务降格为争利手段。这可能轻忽人们富足之后几乎同样多的问题，也给自己的合法性增加风险—毕竟经济发展难免受挫、失速、停滞、遇到极限之时，毕竟人间最大的正义，是帮助人们在任何时候，包括贫困日子里也能活出尊严和幸福。
gdp远不是幸福的全部。
资本主义社会也面临价值观困境。尽管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那里共同的前世今生，私有制传统深厚，“拜我教”深藏于各种彬彬有礼之后，虽经多番危机和改革，社会的风险和动荡仍频。如秦晖在《群己权界》sup/sup一文中分析的，一般情况下，欧美左、右两派各执一端—前者（美国民主党等）在经济上颇有“群体派”模样，赞成国家干预和全民福利，同情女性、少数族裔、中下层群体；在文化上则偏向“个人派”，差不多是性解放、堕胎权、同性恋、反宗教、纵欲主义文化的啦啦队。相比之下，后者（美国共和党等）在文化上很像“群体派”，最厌恶青年人的自由放任和举止乖张，一直重视家庭、国家、宗教的传统凝聚功能；在经济上倒是“个人派”，醉心于私有制，崇尚个人奋斗，最反感工会、高福利、国有企业这些妨碍市场自由的恶政。一旦气不顺，忍不了奥巴马的医保改革，就乱扣政治帽子，把总统画成头戴红五星、身着绿军装的红色领袖。
至于穷人，没人说不该去帮。只是在左派看来，这属于公共领域，应通过公权力予以制度性安排；而在右派看来，这属于私人领域，只能依靠爱心个体的志愿慈善—不少华尔街富豪确实也愿意慷慨解囊。
秦晖似乎认为，这种左右两派的相互错位、相互卡位，差不多已是一种较好的自然平衡了。只是读者的疑点可能在于，各持一端其实是各有选票利益的牵制吧，否则，双方沟通起来何至于如此装聋作哑心不在焉？医保问题、移民问题、种族问题、控枪问题、流浪者问题、基础设施老旧问题、产业空心化问题……还要不要解决？为什么总是无法解决？为什么一些连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次等经济体（更不要说中国）都能解决的问题，美国就是死活也解决不了，老是止步在两派相互扒粪、相互死磕、相互刨祖坟的虚耗中？与秦晖对美国的制度信心不同，不少美国人倒是觉得这种制度已经有病，也需要痛加改革（如弗朗西斯·福山等）；或者说，制度再好，也非灵丹妙药，不一定治得了文化和人性的疑难顽症。2010年1月27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指出：美国选民们“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挥金如土又想要储蓄，既要性解放又想要完整家庭，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左翼主张）又不愿缴税（右翼主张）……”有一种“减肥可乐”式的纠结和自我分裂。这意思差不多是，怪不了左派，也怪不了右派，是这一届人民真的不行。选民们本身亦左亦右，非左非右，时左时右，想把天下好事占全，又想把责任统统推卸，因此只能让民主死机，陷于一片道德伦理的深深泥沼。
面对这样一届人民，政治家（哪怕是优秀政治家）能怎么样？真正可行的破局之策在哪里？
人口崩溃是最后的自然吗
诊断个人主义，家庭大概算得上一项重要的体检指标。
家庭是最小的“群”，最小的“公”，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和团结单元，即费孝通所说“差序结构”这一同心圆的最小内径，因此是遏阻个人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赫胥黎（henryhuxley）说过：“人生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自由混战。除了有限的和暂时的家庭关系，霍布斯所说的每个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是生存的正常状态。”sup/sup这里的家庭，虽被他贬为“有限”和“暂时”，但还算是他勉强豁免的唯一群体形式。
不幸的是，眼下对于很多人来说，“家”这件事也已难以启齿，“家”的概念日渐空洞。不久前，美国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sup/sup透露：作者从穷人区一路打拼到大学名校，发现很多同龄人“常为‘兄弟姐妹’这个词的意思伤透脑筋：你母亲前任丈夫们的孩子算不算你的兄弟姐妹？如果是的话，你母亲前任丈夫们后来又有了孩子呢？……”其实，美国有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垫底，一般来说维系家庭还算够努力的，只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全家福”的照片过于奢侈，想想都太难。笔者遇到非洲某国一青年作家p君，他说该国的新政府投巨资办教育，考试上线者只需填写一张包含家庭情况的表格，便可免费上大学。但居然是这一小小的表格，竟将大半青年挡在门外，因为他们眼下根本没法知道父母分别在哪里，甚至不知道父亲是谁，不知“监护人”是啥东西以及该如何联系……
对那里的“家庭”，我们该如何想象？
好吧，再来看一看东亚。这里的先民曾以家族为价值核心，创造过“国家”这一合成词，血亲意识根深蒂固，决非“有限和暂时”（赫胥黎语）的小事。上世纪20年代末，陶希圣等推动制定《亲属法》，既想扫除腐朽的族权、父权、夫权，又想防堵西方法理中的个人本位，制衡个人主义，至少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揳入“亲属”一环，从婚姻、财务、人伦秩序、互助责任等方面来巩固“家”的地位，巩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sup/sup。这与俄国、印度等地一些学人曾企图以立法手段维护他们的村社传统，可谓异曲同工。但这一类努力均告失败。眼下国人们重新热炒孝文化，用法律催儿女们“常回家看看”，不过是大家吃后悔药，亡羊补牢。
韩国统计局2019年8月28日发布数据，显示该国总生育率已降至0.98，低于紧随其后的日本（1.42），在全世界垫底，意味着人口崩溃危机已经到来（稳定人口的总生育率需要达到2.1）。中国也不妙，民政部《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各地离婚数已升至或超过结婚数的一半，且从历年情况看，前升后降的总趋势恐难逆转，正在助推生育率一路破底（已至1.7），一个“未富先老”的萧瑟前景和社保困局正在赫然逼近。这一切令人震惊。似乎一夜之间，畏婚、畏育、不婚、不育在东亚已蔚为新潮，儿女被很多人视为经济负担或对自己幸福的侵犯，“累觉不爱”正大幅度削弱、减少、取消家庭。这一切居然发生在往日那个阡陌相连、鸡犬相闻、儿孙满堂的东亚，如果不说是程度最深，至少也是速度最快！
家庭不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然选择”和“自然秩序”吗？精子和卵子还要“自然”到哪里去？眉来眼去、谈情说爱、男婚女嫁、生儿育女，这些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寻常，怎么“自然”来“自然”去的，竟在当今变成了全社会紧急而艰巨的救援工程—难道断子绝孙才是“自然”所向？连自由主义者赫拉利（yuvalnoahharari）也不相信这一点。他说过，“欲望并不是出于自由选择”，“自由意志”不过是“自由主义的神话”，人类已暴露出“可驯化的动物”真面目，那些“最容易被操纵的人将是那些相信自由意志的人”sup/sup]。
其实，笃信“自然”的知识界主流，一开始就参与了对人类的“驯化”，参与了他们最憎恶的“人为的设计与强制”。包括伪女权主义就是瓦解千万家庭的“人为”之一，其俗名叫“作”。本来，随着工业化实现，战争与生产都越来越不再依靠肌肉，女性解放拦也拦不住。女人靠撒娇、崇拜、侍候、服从来依附男人的日子一去不返—这一过程还在继续。不过，这并不意味女人看了几部韩剧、几首粉色小诗、几篇“咪蒙”公号的毒鸡汤文，就有理由张牙舞爪打天下，就可以要求“你负责挣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把自己当作生活不能自理者，靠专业杠精+公主病，将男性霸权那一肚子坏水全套照搬。不，这种“不作不死”，与女性解放毫无关系，总是指向幻觉中一切可能的“舔狗”，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比如男方的母亲、姐妹、女亲戚、女同事、女邻居，更不要说那些看上去地位低下的女摊贩和女保姆。换句话说，这种尊卑等级的新款，不可能带来性别的平等与和谐，只可能加大两性沟通成本，造成更多一拍两散的孤男寡女。
“范跑跑”也是一份“拜我教”样本，一个男版的公主病患者。这位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新闻人物，北大才子，据说当教师还不错，竟在轻度地震时弃学生而先跑，还认为哪怕丢下自己母亲，也理所当然，因为他“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不需要先人后己一类虚招子。这位“纯个人”和“唯一者”的高调自炫，引起了一场公共舆论风波。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风波早期，质疑声音并不占优势，报纸、电视、网络上为他站台的精英大咖众多，甚至有人称颂他为“中国第一文科教师”，连《人民网论坛》也曾载文赞其“诚实是最可贵的美德”。直到后来，有人搬出泰坦尼克号沉船（搬出黄继光、关云长、佛陀一类估计不管用），拿他与西方绅士和义士的美德相比，才使公议风头开始转向。不过，对他的支持声量恐怕已给人留下深深寒意，特别是在千万女人的心里。想想看，如果男人都这样，都横下一条心这样了，婚姻的温暖和浪漫还剩下几何？“舔狗”终于暴露狼性，那么一个个小公主还当不当得下去？
在更多底层民众那里，家庭当然还意味着一大堆具体难题。有些困难是心理的。消费主义时尚吊高大家的胃口，穷人也要享富人的福，要比照着广告过日子，那么无房、无车、无包包、不能吃喝玩乐天天爽，简直就没法活，就是十足的苦逼，婚姻自然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有些困难当真是物理的。房价飙升，医药费看涨，化妆和应酬成了职场刚需，子女的课外班是无底洞，各种生活成本洗劫钱包，自己的那份破职业哪一天还可能不保。在这种情况下，婚姻那事即便成了，岂不也是自添其苦？一旦养育出儿女将来眼中的轻蔑和怨恨，为父母者哪有地缝可钻，又何以面对残生？
于是，心理和物理的两头夹击之下，双重煎熬中，有些人或有出头的机会，但学习、劳动、节俭在他们眼里更是多么扎眼的超级苦逼啊，如果他们不愿这样，不愿这样缺心眼和丢份儿，那么沦为“屌丝”的概率当然小不了。
到最后，作为一片“原子化”的散沙，这些人既无群体抗争的意愿，也无个体抗争的能力，依据个人主义利益理性的精算，弱者的最后出路和自救方略，当然只能是对更弱者下手，比如“啃老”—去父母那里咬牙切齿，连哭带闹，拍桌打椅。
直到父母消失，直到其他更弱者也消失（或搞不定），这些在底层和边缘飘来飘去的独行人，相信满世界十面埋伏，无处不是套路，无一不是操蛋，终于活成了一大批又“渣”又“丧”的游魂。
“我想有个家……”这样的歌常让他们泪流满面心头滴血。但除了毒品或抑郁，他们的家园似乎已无迹可寻。
再敲黑板：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还是“驯化”的过程？是一切本该如此还是一切不该如此？
美国电影《超脱》（2011年）里，一个女校医面对一位混不吝的问题女生，面对一张永远的冷脸及其挑衅的厉目，终于忍无可忍发出咆哮：
啊，上帝！你真肤浅，真令我作呕！
你想知道事实吗？第一，你进不了任何乐队，也当不了模特，因为你一无所长，没有抱负和努力。你只能去同80%的美国劳动力竞争一份薪水低微的工作，直到你最后被电脑取代！第二，你唯一的才能，是让男人们上你，让你的人生变成痛苦不堪的嘉年华，直到你无法忍受，直到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难以忍受，情况还会变得更糟！
现在，我每天来到这个办公室，看着你们作践自己。说实话，熟视无睹太容易了，在乎你们才需要巨大的勇气！
但你们不配！
不配！
滚！滚出去！滚出去！滚你妹！
女校医骂哭了自己。在那一刻，两个女人都是伤害者，也都是受害者，却不知道一切的一切为何会变成这样。
对于她们来说，伏尔泰的一句话也许并非多余：“雪崩时没有哪片雪花会认为自己负有责任。”
“上帝”的原型与化身
母亲为什么总是受到歌颂？
一个名校才子“自由和公正”地弃母而逃，跑得比谁都快，为什么总让人觉得不对劲？因为母亲并不是aa制下的另一方，更不是博弈者和交易者，通常意味着奉献和牺牲，意味着权利的自我放弃，意味着自我责任的最大化，而不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至少在儿女面前是这样，从而已是儿女生命的一部分。人们日后日夜思念的，是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张饼给了你，从未扣下自己应有的那一半。人们日后泪如雨下的，是母亲承担了沉重的家务，从未想到无可厚非的所谓母权（如果女权、童权、民权、族权、国权等都是合理的话），不会自己每洗一个碗，要求你也必洗一个，甚至按年龄、体力、食量的公平计算要求你多洗一个。当车祸或地震袭来，母亲最可能下意识地把你搂在怀里护在身下，不惜以命换命，并不在乎自己的安全、健康、美丽乃至性自由。
母亲是人类道德伦理的起点，几乎是上帝的原型和化身。以母爱为代表、为高标的所有美好情感和高尚精神（部分+），才是“自然选择”和“自然秩序”的最大秘密，一种浩瀚无边和无处不在的伟大力量，使人间得以延续至今，也值得经历一次。
不错，个人当然也是硬道理。只要机器人还未替代人类，私利就真真切切，个人主义也就无法消灭，就是人性和天道的一部分，相关的制度与文化源远流长，需要一种包容、尊重、引导、协调、合理利用—这正是群体关怀的应有之义。
不仅如此，在一个组织性、互联性、整体性更强的人类新时代，阻止个人主义对个人的危害迫在眉睫，实为重建群体关怀的重要议程。否则，如果让个人主义的隐形瘟疫继续反噬世界的方方面面，反噬所有的制度和文化，人类就只能滑入一种可悲的自由落体。在那种情况下，多少年、多少代的启蒙积累也没用，理性这种“激情的奴隶”（休谟语），一不留神就是蒸腾私欲的小奴隶。知识、思想、运动等都会程度不同地成为一地鸡毛，既无心肝，也缺脑子，常常不过是一些小人的借壳上市和谋财分赃。他们的旗号五花八门，但这派或那派都暗伏一颗有毒灵魂，说到底都是小算盘派、有口无心派、入戏太深派、双重标准派，你一嗅就气味可知，你一认真就先输了。
进一步说，那种散沙化也是权力、资本、宗教任性和霸凌的条件就位，是利益寡头们最感安全、最可放心、最少民众压力和群体反抗的好日子，甚至是他们最可能被无奈者们奉为救世强人从而加以盼望和欢呼的时刻。
德国的施蒂纳之后有希特勒，这一前鉴并不遥远。
对这事，你不认真可能就更输了。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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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发表于2020年《文化纵横》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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