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美国《国家利益》网站2019年6月3日报道：2009年至2017年八年间该国的年轻人自杀率增长了56%，严重抑郁者在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中分别增长69%至100%。相关消息是，美联社同年9月14日报道：二十年来合成阿片类药物造成的死亡人数增长800%以上。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同年11月5日报告，已覆盖人口1/5的抑郁症，估计在未来十年或十五年内将超过癌症，成为全球第二大致亡疾病，在不少地方成为第一大杀手。
这一趋势无关贫困。自杀率较高的不乏富国，不乏富国的都市和大学，倒是与全球四十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重合率极低。
这一趋势似乎也无关道德禁锢。历史上造成各种以身殉教、殉道、殉主、殉亲的意识形态，恰好在这个时代坍塌，让位于纵欲的消费主义最高峰值。
那么每年约80万人的自杀，数百万人的自伤，已如一次次血腥战争—敌人在哪里？敌人又是谁？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durkheim）写过著名的《自杀论》。在他看来，西方近代以来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破碎了“作为整体的社会”，使个人与家庭、宗教、社会相脱离，让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因此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催生了“利己型自杀”sup/sup。眼下，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身边相关案例，稍稍了解一点案情，看看很多当事人那苍白的面孔、冷漠的眼神、孤独的背影，特别是那里诸多似曾相识的低级心理事故，还有无端的紧张关系，那么重新想起涂尔干，不是什么难事。
僧侣或家族的社会主义
不少人认为，最早的个人主义来自游牧者一个个孤零零的毡包。那些先民没有邻居，或者说邻居总在远处的地平线那边。限于一种刚性的生产方式，他们需要游居，以不断发现新的水草；也必然散居，以便均匀分配各家的水草—扎堆肯定会徒增牛羊觅食之难。与之相异的是，农耕社会里长期定居和聚居的大家族，在这里不可想象。大禹治水一类水利建设所需要的大规模集群协作，在这里也几无根由。除了战争，七零八落、各行其是的生活图景，更是这里的日常。
不过，以游牧为主要生计的西方先民，并不是只认个人，只重个人，只有个人化（或小家化）的习俗。他们有过行会和村社里多见的互助，起码还有宗教。宗教的教产公有、律己守诫、博爱济贫，就是对个人主义的制衡，差不多是一种僧侣社会主义，特别适合相互陌生的下层民众，比如亚欧大陆上那些足迹漫长而复杂的牧人和难民。日后的《乌托邦》（托马斯·莫尔）与《太阳城》（康帕内拉），作为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多是在教堂的钟声里萌发。
另一种形态是，儒家成长于东亚，有“雨热同季”等宜农条件，依托稳固的家族体制和亲缘关系。人们在什么地方一住就是几代，甚至几十代，因此更看重“孝悌”：以前者凝聚纵向的长幼，以后者和睦横向的同辈，编织亲属亲情网络。哪怕向外延伸，也是以“父子”推及“君臣”，以“同胞”推及“百姓”，以家喻国，视国为家，往根子上说，或可称之为家族社会主义，稍加放大便是天下“大同”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以后，宗教也好，儒家也好，都成了现代启蒙主义碾压的弃物。《圣经》说：“上帝爱世人。”但上帝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是那个让童女未孕而生并以圣血清洗世人原罪的耶和华大叔？《尚书》称：“天视自我民视。”那么“天”又是什么？白云苍狗不就是一些水蒸气？雷公电母一遇到避雷针，不也得黯然下岗？
显然，因无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以为支撑，缺乏足够的证据链和逻辑链，先人们只能把一种群体关怀和道德理性大而化之，含糊其词，凑合一点故事想象和武断格言，最终归因于僧侣的“神意”或儒生的“天道”。这在人类文明早期也许够了—放到16世纪以后，就不大容易听入耳，缺少实验室和方程式的配置。
一个科学的时代正在到场。
随着“神意”和“天道”退去，包括教会、儒林的腐败自损其公信力，群己关系的最大一次失衡由此开始，个人主义也开始由一种文化基因彰显为一种文化巨流。只有到这时候，一些中国学者才开始面生忧色，心生不安，渐启微词。费孝通担心西方文化长于“扬己”而短于“克己”。sup/sup]钱穆怀疑西方文化不过是偏离人性的“小我教”而非“大群教”。sup/sup连严复也受欧洲一战的刺激，一反坚定西化派的立场，顾不上自己所译介的《天演论》（赫胥黎著），在晚年写给学生的一封信中，痛斥西方所为不过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反而是自己曾恶批过的孔孟之道“量同天地，恩泽寰区”。不过，这些声音来自一个经济落后的农耕社会，很快就被学西方、赶西方、同西方一个样的激进声浪所淹没，并不能阻止个人主义挟工业化大势，在全球范围内一路高歌猛进。
重己、崇私、尚恶的现代伦理启蒙
看来，“个人”只是一项现代的发明。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游历世界，写出了《物种起源》，动摇了基督教的创世论。他提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获得了大批死忠粉，也派生出不少夸张的解释或发挥。斯宾塞、赫胥黎、霍布斯、马尔萨斯……这些大牌学者争相把“个人自由竞争”视为现代伦理的核心，把“自然选择”简化为人间互争大法。
即便达尔文不曾这样极端。
在这些人“科学”的目光里，人也是一种动物，人类社会也是凶险丛林，是弱肉强食的喋血屠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永无休止的自由混战”（斯宾塞语）—这既包括个体之间的混战（霍布斯等强调的），也包括群体之间的混战（卡尔·施密特等强调的）。哪怕他人或他们和颜悦色，但无论富豪还是乞丐、白皮肤还是黑头发、陌生路人还是至爱亲朋……严格地说，对任何一个生命主体而言，都是潜在的对手，有天然的敌意，有凶险的虎爪和鹰嘴，其存在本身就是威胁。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差不多曾被黑格尔一语道破：“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大争之世必有大争之道。时值资本主义野蛮生长，掠夺与萧条乱象纷呈，战争与革命四处冒烟，全球动荡不安。几乎每个人都恐慌，担心自己落入饥饿、破产、流亡、灭绝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人们都无法坐以待毙，必须摩拳擦掌干点什么，于是“神意”或“天道”的心灵鸡汤自然成了废话，更像是自我精神去势，连社会主义者也听不下去，对不上心，用不上手—倒是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尔的“恶动力”说，更愿意用利益的硬道理来解释历史和动员民众。
民主制就是一种政治个人主义。阿伦特（hannaharendt）说现代政治的特征就是“私人利益变成公共事务”sup/sup。欧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也将英国式的代议制，定义为“伦理学中确立的个体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对应物”sup/sup。一人一票，当然得个体本位了。至于民主，那不过是通过博弈和契约的方式，追求“生命、自由、财产”（洛克语）三大个人权利，相当于搭建一种aa制的临时集体，在无限期的零和游戏中，形成一种争成了啥样就啥样、有机会就再争下去的机制。应该说，这对于及时解放社会中下层（特别是最需财产权的男性工商业者），唤醒较大面积的人权意识，意义非比寻常。只是由此伏下一种重己、崇私、尚恶的伦理性半盲，一种基础性的知识片面，到后来才逐渐看得清楚—比如民主既可以结束神权、君权那种虚伪的整体性，一旦需要向外争夺，也可以走火入魔，通向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杀戮。
市场化是一种经济个人主义。作为一位重量级辩手，哈耶克（hayek）既黑马克思，也灭凯恩斯，批评一切红色、粉色、白色的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据说一度有助于扭转某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失速。只是他的伦理学基点，仍沿袭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尼采、黑格尔、霍布斯一脉，是个人主义的忠实传人。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他宣称国有化一类出于“人为的设计和强制”，因此是必败的乌托邦；而私有制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内在优势，不可战胜的最大理由，乃因“自生自发而生”，是一种“自然秩序”。这话听上去耳熟，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明显撞脸。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到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n），主流经济学家都这么说，大学里差不多都是这么教的。在他们看来，人类这些衣冠猴子面对食物和领地时，互争是“自然”，互助当然就是强制；恶是“真实”，善当然就是虚伪……这一叙事数百年来已成普遍共识，板上钉钉，不言而喻，以至日常生活中各种耍奸使坏的私语，大多能引起在场者会心一笑或挤挤眼皮，足以证明它的常识化、默契化，甚至dna化。哈耶克不过是从dna再次提取学问—即便他在日后的经济危机中遭遇冷却。
文化领域里的个人主义更是异象纷呈，其中弗洛伊德当然是不可漏提的一位。他推出了个人主义的非理性版，影响至深至远，以至作家罗曼·罗兰提名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的精神分析学……在过去三十年间深深影响了文学界”—后来还差一点就真获了。彼得·沃森（peterwatson）考虑到“现代主义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美学对应物”sup/sup，干脆把自己的大部头取名《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不过，据这本书说，在弗洛伊德以前，“无意识”也好，“力比多”也好，早已是流行话题，并非弗氏发明。他的发明不过是把性欲视为所有癔症的根源，又是所有创造力的奥秘。这使他暴得一时大名，却一再依靠临床数据造假，差不多是“江湖骗子”所为。有意思的是，文化圈根本不理睬精神医学界的质疑和举报。外来的和尚就是好，就是灵，就是“科学”。诗人、小说家、画家、影评人等还是纷纷投奔弗门，热捧“本我/自我/超我”这一高端模式，把他人、思想、道德、法律、公权力、意识形态等统统视为压迫性力量，视为无意识的天然之敌，与神圣“本我”势不两立。
也许，身为单干户，这些人并不觉得群体有多重要，不在乎群体在哪里和怎么样，一直职业性地擅长个人视角。他们最喜欢理法之外的异想天开，差不多都是靠鼻子来嗅思想的，那么拥护弗门的个人化+非理性，就再容易不过。于是，“自我”从此成了文化圈频度最高的用词，“怎样都行”（达达派语），“他人即地狱”（萨特语），“一切障碍都粉碎了我”（卡夫卡语）等流行金句，满满的精神分析味，满满的疑似荷尔蒙，塑造出各种幽闭的、放浪的、孤绝的、晦涩的文艺风，释放出真痛苦或装痛苦、真疯狂或假疯狂、真多元或冒牌多元的文本，改写了20世纪全球大半个文化版图。
甚至改写了后来世界上大半个文科的面貌和性能。
相对于理科生，相对于理科的一是一二是二，后来的“文青”们更可能自恋、自闭、自狂，以特立独行自许，甚至没几分无厘头或神经质，不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糟糟，就不好在圈子里混一般。后来的青少年亚文化，其中最浮嚣的那些广义“文青”，不在公众面前把自己情绪往颓废里整，往虚无里整，往要死要活的地步整，就疑似平庸的废物，有负“先锋”和“前卫”的自我人设。
鲁迅曾对弗洛伊德不以为然，在《听说梦》一文中讥讽过：“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只是这种声音在当时为数甚少。
而且有些批评家还一窝蜂上前，在鲁迅的小说里大挖荷尔蒙，一心揪出他这个暗藏的弗门分子，以维护整个文科的团结感和整体感。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一些旅行者在南美洲森林边缘目睹过一幕：一次不慎失火，使荒火像一挂红色的项链围向一个小山丘。一群蚂蚁被火包围了，眼看黑压压的一片将葬身火海，甚至已在热浪中散发出灼伤的焦臭。突然，意料之外，这些无声的弱小生命并未坐以待毙，竟开始迅速行动，扭结成一团，形成一个黑色的蚁球，向河岸突然哗哗哗地滚去。穿越火浪的时候，蚁球不断迸放出外层蚂蚁被烧焦的爆裂声，但蚁球不见缩小。全靠烧焦的蚁尸至死也不离开自己的岗位，至死也相互紧紧勾连，直到整个蚁球最终冲下河流，在一片薄薄的烟雾中，赢得部分幸存者的成功突围……
这一故事随着《蚂蚁的故事》及其学术版《蚂蚁》传闻于世。sup/sup
在这个蚁球前，人们也许会感慨万千，联想到人间的志士英烈，那些在灾难或战争面前曾经真实的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奋不顾身，惊天地泣鬼神。稍稍不同的是，作为一种高智能动物，能够打领带、读诗歌、订外卖的直立智人，可能还比不上蚂蚁那里的奇妙、敏捷、默契、团结一致，蚂蚁们居然从来不懂何谓懦夫和逃兵。
敲黑板：这也是“自然秩序”！
动物并不是道德家，并不都是温情脉脉和高风亮节。但一只蚂蚁总是将入腹的半消化物反哺同类，让它们分享营养；几只蟹可以帮一只仰面朝天的蟹翻身，以助其恢复行动能力；一群海鸥常相互紧密配合，协同反击来犯的猛禽；一群大象还会对一具象尸依依不舍，久久地绕行和凄厉长号……这都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它们在生物学家们的笔记、档案、著作、标本库里车载斗量—至于完全独居的动物，其实为数不多，且易于衰退和折损。因此，在更多的生物学家看来，首先是合群，首先是互助，才是自然界的首要通则，是动物强大（比如延长寿命）和进化（比如发展智力）的最大优势。这坐实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整体决定着各个部分发生作用的情况”（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语），于是惠及整体的“部分+”开始出现，不再是散沙化的各个部分。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形成暗合与呼应—作为一种对有机现象的物理学解释，该定律把组织有序、共生互利看作负熵的生命化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应该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包括达尔文的另一面—比如他关注过蚂蚁和蜜蜂的利他行为，还记录过企鹅叼着一条鱼远赴三十英里以拯救目盲伙伴的动人故事。sup/sup
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动物诚然不乏互争，不乏有尾和嗜血的“霍布斯”。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是“弱肉强食”远非事实全部，“性本私”并不等于“性本恶”。恰恰相反，“性本私”往往需要更多“性本善”式的友好环境营造。“食肉动物的数目是多么微不足道”（俄国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语），即使在哺乳类动物里，据说占比也只是6%，实在是被人们夸张得太多了。动物一般来说也并不缺少食物和空间，蚁战之类多属偶然。若放到种群、生态、气候的大范围或多维度来看，如同时下网民说的来一点观察“升维”，就可以发现：动物“最害怕的并不是其他动物，而是几乎每一年都要发生的气候突然变化”（德国森林学家阿尔登语），还有传染病。请注意，这些宏观事实大异于微观事实。昆虫、鱼类、鸟类、哺乳类的大规模集群迁徙，就是这种情况下的团结求生，构成了一幕幕神奇的壮阔图景。在这一过程中，脱群者往往命运悲惨—相反，组织就是希望，纪律就是出路，合作就是看家本领，担当与牺牲才是普适真理，是“丛林”里必备的正义，差不多就是动物界不言自明的“神意”与“天道”。当它们终于抵达遥远的安全地，也许会忍不住用鸣叫、触须、羽振、液臭一类来交流心得：动物只为己，那才会天诛地灭呢。
个人主义无视或掩盖这一大块“自然秩序”和“自然选择”，算哪门子“科学”？看不到微观利益之外的宏观利益，看不到短期利益之外的长远利益，连某种可持续的个人主义都算不上，即便对个人来说也很不够用，很不负责吧。
他们又科学又哲学又艺术地反复折腾，折腾出很多高学历和大名头，到头来反而不如懵懂的虫鱼鸟兽—仅靠遗传的生理本能，就能直觉到最大利益所在，包括轻易超越博弈论里的“囚徒困境”。这是一个欧美大学里常用的经典案例，说的是两个（设定更多也差不多）嫌犯被拘，明知共同抵赖的结果最优，但因缺乏对同伙的信任和忠诚，只求自己减损，于是双双选择背叛。这样，同伙抵赖的话，自己就能被优待释放；同伙坦白的话，自己也可望坦白在先而被轻判一点点。事实上，他们不约而同争相背叛，把案情越吐越多，不可能达到结果最优，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算计，无异于适得其反，对自己下刀。
在这里，同那些愣头愣脑的昆虫、鱼类、鸟类、哺乳类相比，个人主义者的“最大化”在哪里？人们眼睁睁地发现，微观有效再一次≠中观、宏观的有效。他们利益理性的相加，居然加出了一个糟糕的集体非理性，有何优越可言？
何况，从小部落到全球化，从小作坊到跨国集群，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组织性、互联性、整体性程度越来越高的新形态，一个社会利益、生态利益、精神利益更为凸显的新时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依赖共生互利，更需要群体关切。人们能记得蒸汽机是瓦特改进的，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飞机是莱特兄弟发明的……但互联网呢，手机呢，5g呢，超导呢，纳米技术呢，人造卫星呢，量子计算机呢，如此等等，它们分别是谁发明的？谁能答得上来？可见，哪怕在科技研发领域，单枪匹马的时代也已远去，个人奋斗的造型日渐模糊，黑压压的无名英雄群像却越来越多。研发几乎都成了大协作、长周期的持久共业，成了一些大规模的团体赛和接力赛。如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所说：5g靠的就是“合作与友好的力量”，靠的是数千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及其他专业人才一起扑上去，持续多年集中“朝一个城墙的缺口猛攻”。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眼下很多企业的各种人才选用，既要看智商，更要看情商，甚至强调后者的权重须达80%。
什么是情商？说直白一点，就是一种道德觉悟，一种适群者和利群者的心胸、眼界、性情、能力，一种能推进“合作与友好”的阳光品质。
“唯一者”们的世纪困局
战国时代的杨子哲学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很快被中国知识界主流拉黑。一千多年后，似乎是杨子附体的德国人施蒂纳（maxstirner）宣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是自我意识的本质，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真理。”“什么对我来说是正当的，那么它就是正当的。”他反对一切纪律、组织、道德、国家以及宗教，终生迷醉于“我”这个世界上的“唯一者”和“纯个人”，堪称“拜我教”的洋鼻祖。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他针锋相对地叫板：“真正的利己主义者们、唯一者们联合起来！”sup/sup
据恩格斯说，他这位朋友其实为人温和，只是有些学究气。他年仅四十九岁就在贫困中死去，大概是那年头即便社会达尔文主义正香，他的“情商”也一定吓坏了太多人，吓走了自己的职位、面包、健康、合作人、亲友的笑脸。
差不多是一个欧版杨子的故事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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