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亨利长大了，至少他感觉如此。他满十三岁了，两代人以前，中国的许多劳工在他这个年纪就已经离开故土，开始在美国寻找金山——寻找财富。也是在他这个年纪，父亲找到了一份工作，父亲认为这个年纪的男孩已经是男人了。这个年纪的女孩也是女人了，包办婚姻常常就是在十三岁这么早的时候定下的——女孩受的教育一般也就到这个年纪为止了——当然，只有那些结得起婚的人才会这么做。

亨利的生日并没有怎么大肆庆祝。母亲做了年糕，她一般只在特别的节日，如过年的时候，才会做这种糯米甜点。他的大家族中的婶婶和堂兄妹们过来吃了一顿饭，菜色是豆豉鸡和蚝油菜心——都是亨利爱吃的。有钱的金婶婶给了亨利一个利是封，里面装着十张崭新挺括的一美元钞票，这是他一次性收到的最多的钱。她也给了亨利的母亲一个。母亲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但没有打开它。这时候亨利才意识到，如今父亲卧病在床，可能是金婶婶和她的丈夫赫伯在帮助支撑亨利的家。

亨利的父亲要么躺在床上，要么坐在轮椅上，由母亲推着在公寓里走，或是停在收音机前，或是偶尔停在窗户前，让他能够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什么也不和亨利说，只和亨利的母亲耳语，母亲则是一切都尽可能地顺着他。

偶尔亨利会发现父亲在看他，但一旦被发现，父亲很快会转过头去。亨利想说点什么，他为自己的不听话、为自己导致了父亲虚弱的身体状况而感到内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他父亲的儿子，他也一样倔强。

惠子已经走了一个多月了。她是8月11日随和谐营的最后一批囚犯一起离开的，目的地是米尼多卡。她再没有写信来。当然，没人能肯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那里没有邮寄服务。或者，也许亨利说的那次再见的意思太明显了，她已经把他放到一边，朝前看了。她永远地忘掉了他。无论怎样，他是如此想念她，想到心痛。

特别是在学校，秋期开学了。还有两年亨利才能去加菲尔德高级中学上学。他听说那儿没有种族歧视，大多数的中国人和黑人孩子都去那儿。和雷尼尔不同，那里有多种族组成的班级。而在雷尼尔，他又一次成为唯一的一名非白人学生。午餐时，他还是在厨房里和比蒂太太一道工作。她从来没有提起过惠子。

亨利很少再见到查斯了。自从在日本城恶意破坏房屋被抓住后，他就被雷尼尔开除了。据说他现在上的是贝利·加特泽特小学，那是蓝领工人的孩子上的一所学校，他还是在那里欺凌弱小。偶尔亨利会在城里见到他和他的父亲一起，但也仅此而已。他会朝着亨利龇牙咧嘴地笑，但亨利不再怕他了。亨利想，查斯现在的样子将会是他这辈子的样子，痛苦而且失败。另一方面，亨利仍感觉他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

放学后的工作也让亨利感到空虚，回家的路也那样孤寂。他所能做的只有想念惠子，想着有她在身边的时候，他曾多么快乐。还有他说再见的时候，看着她擦眼泪，他的心里是何等麻木和伤悲。他后悔看着她走，但他更后悔没有告诉她自己是多么在意她。她对他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他的父亲是一个可怕的交流者。在反抗父亲的愿望和父亲的方式之后，他憎恨自己和父亲并没有太大不同这一事实——不管在哪方面。

亨利追随着谢尔登清晰的萨克斯乐声和这些天来总陪伴着他演出的雷鸣般的掌声，又一次孤单地走回到唐人街的黑铁拱门处。谢尔登是在南杰克逊街附近的小夜总会里演出。奥斯卡·霍尔登现在因为公开演讲反对日本城居民所受到的对待，名字出现在了一张警方的监视名单上，很难得到演出机会。这就是说出你的想法的代价——失去让人听到你的歌声的能力。一场悲剧，亨利想。不，不仅仅是悲剧，这是犯罪，偷走了他的能力。他的唱片已经脱销，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值得收藏的东西，即便是一阵子。

“有那边的什么消息吗？”谢尔登看到亨利，用下巴指了指东边，爱达荷州的方向，米尼多卡的方向。

亨利摇摇头，努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沮丧。

“我去过爱达荷州，没那么糟糕。几年前，在执行禁酒令期间，我有个堂兄越过州界运酒去过波斯特·福尔斯。那里很美，那里的大山啊什么的都很美。”

亨利无精打采地坐在路沿上。谢尔登把他的空午餐桶递给他。

“噢，我已经很久不被别人叫‘年轻人’了，不过，孩子，”他说，“我能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他。我知道你想努力换上一副勇敢的面孔——那副面孔可能连你妈妈也没见过。但是我，亨利，我这辈子见过太多的不幸了。我知道你的感觉，你的感觉很糟。”

亨利飞快地偷看了谢尔登一眼：“什么？有那么明显吗？”

“我们都感觉到了，孩子。看到所有人被那样地集中起来，对有的人来说，那是足以延续一辈子的伤心。在这里，在这个所谓的国际区——你、我、菲律宾人、正在来到这里的韩国人，甚至一些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我们都感觉到了。但你，你所受到的伤害跟我们不一样，你看着她走了。”

“是我让她走的。”

“亨利，无论你让不让她走，她都是要走的。不是你的错。”

“不——是我让她走的。虽然我送走了她，可我甚至没有真正地说一句再见。”

谢尔登用手指按着萨克斯上的键，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那么，你找些笔和纸，写信给她——”

亨利打断了他：“我连她的地址都不知道。是我让她走的，她连信也没有写给我。”

谢尔登噘起嘴唇，长长叹了口气，合上他的萨克斯盒子，坐在亨利身边冰凉的水泥路沿上。“你知道米尼多卡在哪里，对吧？”

“我能在地图上找到它……”

“那我们去看她吧——他们那里一定有探访时间，就像在皮阿拉普镇时一样。我们俩跳进神奇大狗的肚子里，去看她吧。”

“神奇大狗……”

“灰狗长途巴士，孩子!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给你看吗？我们去乘巴士。我现在别的没有，时间倒多得很。我们找个周五出发，周日就回来了，你几乎不会耽误学校的课或别的什么。”

“我不能那么做……”

“为什么，你现在十三岁了，不是吗？在你爸的眼中，你已经是个男人了。你能做出男人的决定，做你要做的事情。要是我就会那么做。”

“总之我不能离开母亲，而且我父亲怎么办？”

“他怎么办？”

“总之我不能离开他。如果他发现我去爱达荷见一个日本女孩，他的心脏会彻底罢工的……”

“亨利。”谢尔登看着他，从来没有这么严肃过，“你爸爸有他自己的心脏问题，那不是你的错。从他还在中国的时候，从他还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起，他就在自己的脑子里、在自己的心里打起了这场仗。你不能为你还没出生的时候的事情负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亨利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我要走了。回头见。”他努力挤出一个微笑，然后朝家的方向走去。

谢尔登没有再说什么。

他是对的，亨利想，我已经到了为自己做决定的年纪了。但是爱达荷州，太远了，太危险了。我有什么权利像那样跑掉，去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谁来照顾母亲？父亲卧病在床，我现在是家里的男人。我甚至必须退学，去工作，来养家糊口。而且，跑掉也是不负责任的。他越想，越意识到钱不是问题。在和谐营工作挣的钱足以支付他的路费，来自金婶婶的意外收获可以支付其他费用。

不，我不能那么做。现在那么做不现实。

亨利回到家时，父亲在床上，好像睡着了。自从中风后，他打鼾都不像以前那么响了。现在他做的任何事情都好像只是过去那个他的苍白的影子。除了他的责难，像聚光灯一般照着亨利。不管在哪里，亨利都能感觉到。

母亲跟在他后面走上楼来，端着一篮子洗好的衣物。那些衣物是刚从和巷子里其他人共用的晒衣绳上取下来的。“你有一张生日卡。”她用广东话说。她从围裙口袋里取出卡片，递给亨利。那是一个明黄色的信封，稍微有点弯折，有点脏。亨利认得那邮票。

光看字迹，亨利已经知道卡片是谁寄来的了——来自米尼多卡，来自惠子。她没有忘记他。

他看着母亲，有点不知所措，但没有辩解。

“没关系。”她说，端着洗好的衣物走开了。

他甚至等不及回房间再打开它。他就站在那里，小心撕开了口，读起里面的信。页面的顶端，用铅笔和钢笔画着一个小小的生日蛋糕，涂着水彩。上面写着：“生日快乐，亨利!我不想让你走，但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了，所以你还能怎么做？我不想给你的家人带去麻烦，或者让你和你爸的关系变得更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在想着你。比你所知道的更想你。”

剩下的是关于营地生活的内容。他们在那里怎样有了一所学校，她的父亲怎么样。到了每天摘甜菜的时候，他的法律学位没有帮上什么忙。

信的最后写着：“我不会再给你写信了。我不想打扰你。也许你父亲是对的。惠子。”

亨利一次次地读着最后一行，他的手指在颤抖。他看着母亲，母亲现在在厨房里，用余光看着她。她把手放到嘴唇上，看上去很担心。

亨利朝她挤出一个微笑，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开始数整个夏天存下的钱，还有金婶婶给的红包。他在衣橱顶端找到一个旧行李箱，把足够几天穿的衣服和干净内衣放了进去。

走出房间，他感到自己与刚才走进来的那个人完全不同了。母亲看着他，完全一头雾水。

他提着箱子朝门口走去：“我要去公交车站。我几天后回来。不要不睡觉地等我了。”

“我知道你会做正确的事情。”坐在开往瓦拉·瓦拉镇的灰狗巴士上，谢尔登微笑着说，“我知道你有这种潜质——我从你的眼睛就看出来了。”

亨利只是望着窗外，看着西雅图的城市街道变作碧绿的小山，绵延着伸向华盛顿州东西部之间的山隘。他找到谢尔登的时候，他手里的行李箱就是他的朋友所需要的唯一的提示。谢尔登只说了一句：“我去拿我的帽子。”随后他们二人就把东西放到一起，朝公交车站走去。在那里，他们买了两张去爱达荷州杰罗姆镇的往返车票，那是离米尼多卡营最近的一个镇。每张票的价格是十二美元——亨利要拿夏天工作攒下的钱给谢尔登买票，但谢尔登拒绝了。

“谢谢你跟我一起来。你不用付钱，我够——”

“没事，亨利，我出城从来没出够。”

亨利很感激。内心深处，他想省下足够的钱。至少足够三张返程票的钱。他要叫惠子和他一起走。他会把他的胸章给她，努力在探访时偷偷把她带出来。在这个时候，无论什么都是值得一试的。她可以待在金婶婶在灯塔山的房子里，这是他的想法。金婶婶不像他的父亲，她对于她的日本邻人没有疑虑。有一次，她自己这么说的，这让亨利很惊讶——总之，她更宽容，更包容。这是个风险很大的赌博，但这也是他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后的、最好的希望。

“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吗？”谢尔登问。

“我知道皮阿拉普镇的和谐营是什么样的。只要我们走得足够近，我们不会不知道它在哪里的。”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亨利打断了他。“应该有九千人被关在那里，那就像一个小城了。要找到营地不会成问题，问题是怎样在那么多人中间找到惠子。”

谢尔登朝一个戴皮毛帽子的沮丧的老女人吹起口哨。她回过头来，朝他皱了皱眉头。

亨利不介意坐在巴士的后面。但出于某种原因，谢尔登好像很怨恨这一点。他不时地发牢骚，说这里是西北部，不是南方腹地，巴士司机没有权利在他和亨利上车的时候用大拇指戳向巴士后部。不过，他们还是去了。走这么远，去一个不了解的地方，已经是潜在的麻烦了。坐在最后一排的好处就是，不会有人在他们后面瞪着他们，问问题。亨利几乎陷进了汽车后部的角落里，望着窗外。那些朝后看的眼睛根本无法与谢尔登对视。

“如果我们到了那里，没人愿意租地方给我们过夜怎么办？”亨利问道。

“我们会有办法的。我又不是第一次露天睡觉了，你知道的。”

尽管谢尔登态度乐观，亨利还是有着非常现实的担忧。在所有的日本人从班布里奇岛疏散之前，惠子的叔叔和他的家人曾经想在更靠近内陆的地方重新定居——在那些地方，日本人受到的审查要少一些。有的日本家庭被鼓励自愿离开。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样做可以阻止监禁。问题是，没有人愿意向离开城市的那些日本家庭出售汽油，或者租给他们一间屋子。即便确实是空着的地方，也拒绝了他们，或在他们走下汽车的时候，就挂上停止营业的标志。惠子的叔叔只到达了华盛顿州的韦纳奇市，就不得不返回，因为没有人愿意给他加油。他回到了西雅图，和其他人一样，被集中了起来。

亨利想着要在外面睡觉，庆幸自己带了多余的衣服。九月带来了多雨和寒冷的天气，至少在西雅图是这样。谁知道每年这个时候的爱达荷州是什么样子？

六小时后，他们抵达了瓦拉·瓦拉镇，这是一个以苹果园闻名的农场小镇。亨利和谢尔登有四十五分钟的午餐时间，然后他们就要再次上车，前往双瀑市——然后再前往爱达荷州的杰罗姆镇。他们认为，从那里就能去米尼多卡营了。

刚走上人行道，亨利马上感觉到了不自在。好像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他，还有谢尔登。这里视线所及，没有一个有色人种，连一个印第安人也没有。亨利本以为在这样一个以印第安部落命名的小镇上一定会见到印第安人的。事实上，他们遇到的都是沉默寡言的白人，所有的人都好像在留心他们。尽管如此，没有人表现出不友善。他们只是看着他和谢尔登，同时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亨利不安地玩弄着他的“我是中国人”胸章。谢尔登说：“我们去找点东西吃。不要和他们对视，听到了吗？”

亨利知道谢尔登不是西雅图本地人；他是在塔科马长大的，但出生在亚拉巴马州。他的父母在他五六岁的时候就带着他离开了南部，显然，他看到的已经足够多了，所以绝不想再回去。他仍把成年男子和小男孩称作“先生”，或者触一触帽子，称呼“夫人”。但除此之外，他对南方没有一点留恋。从谢尔登对于瓦拉·瓦拉街上的人的快速反应来看，在伯明翰市他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去哪儿？”

谢尔登看着商店和餐馆的橱窗：“我不知道——也许这里没有我想的那么糟。”

“糟，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看看吧，你自己就能看出来。没有人真正注意我们。我也没看到橱窗里有‘仅供白人’的标志。”

他们沿着街道往前走，擦肩而过的路人好像都注意到了他们，但他们没有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而只是向他们挥手致意。这就更让人困惑了。

他和谢尔登最终驻足的地方是马库斯·惠特曼旅馆——它一定是镇上最高的一座建筑——的大门口。在那里能清楚地看到里面有一个咖啡店。“你怎么想的？”亨利问。

“这儿一定不错。我们走进去，点一些东西带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