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冲进他和父母居住的小公寓。父亲坐在他的安乐椅上，平静地读着《西华报》——西雅图的中国报纸。母亲在厨房里，听声音是在切某种蔬菜——菜刀有韵律地敲击着菜板。
亨利喘着粗气，把一张传单递给父亲。他捂着因为连续跑了十个街区而疼起来的肚子。父亲瞥了一眼传单——亨利从父亲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在等待亨利解释，用英语解释，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不，不要说这个。现在不要说这个。亨利满脑子想的只是，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他用中国话说了出来。
父亲断然地摇摇头，打断了亨利试图解释的话。
“不!你不能无视我。你不能再这么做。”亨利来不及转为中国话，就用英语说道，“他们要带走所有人。所有日本人。军队要带走所有人!”
父亲把传单递回给他：“是他们，总比是我们好。”
母亲边说话边从厨房走出来，她想听解释：“亨利，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战争时期。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社区里。我们互相照顾。你和所有人一样清楚这些。”
亨利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用什么语言说。他看着父母，脱口而出的是：“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他说的是中国话。然后他改回英语：“这很重要，因为她是日本人。”
他冲进自己的房间，摔上了门。父母惊呆的表情还萦绕在他烦恼的脑海里。他听到门外他们争执起来。
亨利打开窗户，爬到防火梯上，沮丧地靠在硬邦邦的金属扶手上。他能听到军队的卡车在远处轰鸣。巷子外，唐人街的街道上，人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也有人在看、在谈论或者指向日本城的方向，但大多数人是平静的。
亨利看见一辆塞满了箱子的汽车驶到巧巧餐馆的后门边。让他感到惊讶的是，里面跳下来的是一对年轻的日本人。这时从餐馆里涌出一些人，来到巷子里，把那些东西拖进餐馆里。在亨利看来，那些东西应该是私人物品。没有装到箱子里的东西能证明这一点：一盏落地灯，一卷长地毯，捆在生锈的绿色车顶上。东西都搬进去了，只剩下四个行李箱，看样子，这是那两个日本人可以携带在身边的。两个日本人和他们的中国朋友逐个拥抱。
那两个日本人走了，走出巷子，沿着大街走去，看上去，他们好像是被谁拽着走向火车站一般。亨利上上下下最后打量了一遍这条巷子，想着惠子和她的家人，想着他们离开“美国花园”餐馆后，会怎样竭尽全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母亲进屋来的时候，亨利已经爬回了屋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他在一叠漫画书中乱翻，看到了他买的最近一期《第30号非比寻常的神秘漫画》封面。封面上，火炬人正与一艘日本潜艇作战。战争无处不在，亨利想，把漫画猛摔到床底下。这时，母亲把一盘奶油杏仁点心放到了他的床头柜上。
“你想谈谈吗，亨利？你想谈的话，那就和我谈吧。”她用广东话说，眼中流露出对他的关心。
他看着打开的窗户。遮光窗帘僵直沉重地垂着，在风中一动也不动。他听不懂下面大街上人们的闲谈。那些闲谈声飘进来又飘出去，他只渴望理解在他周围发生的事情。
“他为什么不和我谈？”亨利仍旧眼望着窗外，用广东话问他的母亲。
“谁？你的父亲？”
停了很长时间，亨利看着她，点点头。
“他每天都在和你谈。你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不和你谈？”
“他是在说，但他不听我说。”
亨利坐在那里，母亲拍拍他的胳膊，拍拍他的肚子，斟酌着该怎么说才能让儿子理解。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才能明白。你出生在这里。你是美国人。而你父亲出生的地方，一直在发生战争，和日本人的战争。他们侵略了中国的北部，杀了很多、很多的人。其中，不但有士兵，还有女人和孩子、老人和病人。你的父亲，他是这样长大的。他看到他自己的家园遭到了毒手。”她从袖子里拉出一条手绢，轻触着眼睛，虽然她并没有哭。也许她已经哭不出来了，亨利想。现在那只是一种习惯而已。
“你的父亲作为一个孤儿，来到这里，但他永远忘不了他是谁，他从哪里来。永远忘不了他的家。”
“这才是他现在的家。”亨利反驳道。
母亲站起来，朝窗外看去，然后关上了窗：“这是他住的地方。这里永远不会是他的家。看看在日本城发生的。你的父亲担心有一天，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就是为什么他希望这里能成为你的家——和他爱他的中国一样。他希望你能被这里接受。”
“可是有别的家庭……”
“我知道。有一些家庭。中国家庭，美国家庭。这些家庭，现在，就在我们谈话的现在，正在藏起日本人，藏起他们的东西。这非常危险。你，我，我们大家，如果去帮助他们，就有可能会被扔进监狱。我知道你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的那个。雷尼尔小学的那个女孩？她是日本人？”
亨利已经不再把她看成日本人。“她是我的朋友。”他用英语说道。而且，我想念她。
“啊？”母亲说，她没听懂。
亨利思考着该说什么，说到什么程度。他换回了广东话，直视着母亲的眼睛：“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母亲望着天花板，长长地叹了口气。那是无奈地接受了已经发生的坏事情的叹气，就好比一个亲人辞世的时候，你会说“至少，他很长寿”，或者你的房子被火灾夷为平地时，你会想“至少人还平安”。那是一种听天由命和失望的叹息，是毫无建树之下的一个安慰奖。浪费了时间，两手空空。到最后，你所做的，你是谁，都毫不重要。什么都不再重要。
这个周末剩下的时间里，亨利的父亲对于日本城正在发生的事情绝口不提。亨利竭力想要和父亲争论，但每当他试图和父亲用中国话交谈时，父亲就会打断他。母亲的态度缓和一些，也仅仅是为了减少他的不开心。她和亨利的父亲争论过，这是极为罕见的，他们的争论是关于惠子——亨利的朋友——但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她知道，亨利再继续讨论这件事，也是毫无价值的。她用广东话告诉亨利，等他再长大些，就能完全理解这些事，但这除了激怒亨利之外，没起到什么别的作用。亨利所能做的，只有用英语自言自语地嘟囔这件事。
周日早上，他曾试着在父母起床前打电话给惠子，但没有人接听。接线员认为电话线被拔下了。周一在学校的一天，他的焦虑一点也没有减轻。惠子自然没来。日本城的每个人都在忙着打包——或是卖掉他们带不走的东西。
于是，周二的早上，亨利没有去学校，而是朝联合车站跑去。那里现在是日本城居民集中的核心区。亨利沿着南杰克逊街跑去，看到一长串的普尔曼小汽车排在通往火车车库的路上。还有满载着人的灰狗巴士，咯吱咯吱、轰隆轰隆作响，巴士旁是让人看上去很不顺眼的肩上挂着来复枪步行的士兵。
他们要把他们带走，亨利想。他们要把他们全部带走了。那里一定有五千个日本人。他们怎么能把他们都带上呢？他们会去哪里？
离火车站还有几个街区的地方，街上挤满了人。哭哭啼啼的小孩，在地上拖拽的行李箱，检查本地居民证件的士兵。人们大都穿着最好的假日盛装，允许携带的一两个行李箱被塞得都快溢出来了。每个人的外套扣子上，都挂着一个简单的白色标签，就是你会在家具上看到的那种标签。
公告一指示所有的日本公民，不管是在国外出生的还是像惠子这样的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都要在早上九点之前到火车站集合。他们将按居住地区分批离开，直到全部转移为止。亨利不知道他们会去哪里。班布里奇岛的那些日本人被送去了曼赞纳——加利福尼亚州的某个地方，靠近内华达州界。但一个营地不可能容纳下被集中到火车站的这些人。
亨利四下搜寻着惠子，竭力不去理会站在路障后的那些愤怒的白人民众——他们在朝路过的家庭喊叫。通往轮渡码头的整个天桥上都塞满了人，没人往前走，每个人都靠着栏杆，看着下面用警戒线围起来的军事区域。围观的人似乎无处不在。街边高高的写字楼上，窗户都开着，男人女人们站在那里，吹着口哨。
自从离开餐馆后，亨利就再也没有和惠子说过话。在来的路上，亨利在一个付费电话上又一次给惠子家打过电话，但铃声一直响啊响啊，最后一个接线员切了进来，问是否出了什么问题。他挂断了电话。如果他想找到他们，这是正确的地方。但他们是不是已经离开了？他必须找到她。他憎恨回到学校而见不到她的这种念头。他为自己对她抑制不住的思念而感到惊讶。
偶尔能见到几个中国人，主要是铁路工人。亨利一个也不认识。他之所以能从人群中找到他们，是因为他们也戴着胸章，和他戴的完全一样。军队和宪兵一来到这里，制作这种胸章的小印刷店就变得异常火爆。金子也就是这种感觉吧，亨利摸着他戴的那个胸章想，小却珍贵。
亨利站在一个红白蓝相间的邮筒上，拼命地用眼睛搜索正缓慢地朝火车站方向移动的人群。亨利看到另一辆巨大的军用卡车无情地轰隆隆开过来，停住。但帆布覆盖着的车斗里装的不是士兵，而是一些年老的日本人。其中有些人走路的样子看上去已经残疾了。士兵们帮助他们下车，把一些人送到轮椅上，这些人的头发蓬松而纷乱。陪伴在一边的还有一个日本医生。亨利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他们清空了医院。病人、体弱的人都要疏散。许多人看上去很迷惑，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为什么。
亨利看到了一个白人拉着一个日本女人的手。他忍不住好奇起来，那些白人和日本女人结合的家庭，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异族婚姻是不合法的。也许，他们会再一次共同经历拘禁的艰辛。但他看到行李箱在女人手里，旁边还有婴儿推车，于是他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看着拥挤经过的人群，他听见了数里外波音公司传来的九点汽笛声。他已经在人群中搜寻了——多久？——四十分钟了。亨利知道时间在悄悄地流逝，他变得惶恐起来。“惠子!”他站在邮筒上大喊道。他感到了路过的人们投来的目光。他们一定认为我疯了。可能我确实疯了。可能，疯了才好呢。“惠子!冈部惠子!”他大喊着，直到一个士兵看着他，好像认为他扰乱了原本和平宁静的早间梦幻曲。然后他看到了什么。那是种熟悉的感觉。
是的，就在那里!冈部先生的卡里·格兰特帽子看上去仍十分庄严，即便他是在提着他唯一的行李穿过街道。亨利认出了他那庄重的举止，但他那翩翩的风度没有了，只剩下超然的眼神。他慢慢地走着，拉着妻子的手，妻子又拉着惠子的手。惠子的弟弟走在前面，玩着一个木头飞机，转着螺旋桨，他完全不知道今天和任何一天都不一样。
亨利挥舞着手臂，大声喊着。但没有用，他们没注意到。就算是下雨或是周围的建筑着火，他们也不会注意到的。和大多数前往火车站的日本家庭一样，他们低着头，看着路，或者忙着跟上其他人的步伐。
然而，有一个人确实注意到了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