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每天陪惠子走回家，亨利。我们很感谢你这个尽责的朋友。”

亨利不是很确定“尽责”是什么意思，但冈部先生在这么说的同时，给亨利倒了一杯茶，所以他想那一定是赞美之词。亨利双手捧起茶杯，母亲教过他，这是表示尊敬的意思。他想给冈部先生倒茶，但冈部先生转动着大理石的旋转餐台，已经开始自力更生，给自己倒茶了。

“谢谢你们请我来。”亨利真希望自己在英语课上多用点心。十二岁以前，他在家里是不能说英语的。父亲希望他和自己一样，做中国人。现在，一切都反了过来。可他所说的英语，节奏似乎更接近那些来自中国的渔民，而不太像惠子和她的家人所说的流利的英语。

“你戴的胸章真有趣，亨利。”惠子的母亲以一种和蔼的、祖母般的方式观察着，“是从哪里得来的？”

亨利伸出手去，盖住胸章。他本打算在过来的路上把它摘下来的，但一路赛跑到餐馆来，他就把这事给忘了。“是我的父亲给我的。他说，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要戴着它——真丢脸。”

“不，你父亲是对的。他是个非常睿智的人。”冈部先生说。

如果你见到他，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你不应该为自己是什么人而感到羞愧，尤其是现在。”

亨利看看惠子，想知道她认为这场对话怎么样。她只是微笑着，在桌子下踢着他，显然，她在这里可比在学校饭堂自在多了。

“在这里，做自己很容易，在学校就难点儿。”亨利说，“我的意思是，在雷尼尔。”我在说什么？在我自己家里，和家人在一起，做自己都不容易，他想。

冈部先生啜了口茶，提醒亨利喝茶。很清淡，较之亨利的父亲爱喝的黑色乌龙茶有着更微妙和澄澈的香气。

“我知道去白人学校对于惠子来说是某种挑战。”冈部先生说，“但我们告诉她，无论如何，做你自己。我警告过她，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喜欢她，有人可能甚至恨她，但最终，他们会尊敬她——尊敬作为美国人的她。”

亨利喜欢这场谈话的内容，但他也感到一点点内疚，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人。为什么从没有人那样解释过？他只得到了一枚胸章，并被强迫“说你的美国话”。

“今晚在杰克逊街有一场免费的室外爵士乐音乐会——奥斯卡·霍尔登会在那里演奏。”惠子的母亲说，“为什么不邀请你的家人和我们一起去？”

亨利看看惠子，惠子微笑着挑起眉毛。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只有那一次和惠子一起见过奥斯卡·霍尔登。在此之前，他只听过奥斯卡的几次演奏，都是把耳朵贴在黑麋鹿夜总会通往后巷的门上听到的，那几次，那位传奇的爵士乐钢琴家刚好在里面演奏。这个邀请很诱人。而且，他最近很少见到谢尔登了，因为谢尔登正顶替着奥斯卡原来的萨克斯手——“这是一生中也难得遇到的演出机会”，谢尔登这样说。确实如此。

但是，亨利的父母和惠子的父母可不一样，他们不喜欢“有色人种”的音乐。事实上，他们已经完全不听音乐了。无论是经典的还是现代的，黑人的还是白人的。这些日子，他们从收音机里收听的，只有新闻。

这是来自冈部一家的盛情邀请，但又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一个邀请。亨利能想象出那场景，就像阿特拉斯剧院白天场的十美分票价、带中文字幕的恐怖剧一样。当他告诉他们，他不仅有一个日本朋友，而且她全家还邀请他全家去听一场爵士乐音乐会时，一场阴郁的悲剧将会拉开序幕。

他还没来得及编造出一个礼貌的借口去回答冈部太太，就看到桌子上的半瓶酱油在桌面上蹦跳起来。亨利抓住瓶子，感到地面在震动。

他透过哐啷作响的窗户往外看，看到一辆巨大的军用卡车喷着黑烟，轰隆隆地驶进广场。它的钢铁身躯哐当作响，伴随着引擎巨大的轰鸣声。在它的气刹发出尖啸前，街上行人纷纷四下逃散。只有非常老或者非常小的还留在原地，看着一卡车的士兵面无表情地坐在巨大的车斗里。

卡车一辆接着一辆，不断驶来，一批批带着来复枪的美国士兵和宪兵从车上跳下来，逐家逐户拜访，往门上、店面上和电话线杆上钉小张的海报。商人和顾客们纷纷涌出来围观这场骚乱。亨利和冈部一家走到人行道上，路过的士兵往他们手里散发传单——“这是‘公告一’。”上面有日语和英语两种文字。

亨利看着惠子手里的传单，上面用粗体字写着：“针对所有日裔人口的指示。”内容就是要强制疏散所有的日本家庭——出于他们的安全考虑。他们只剩几天的时间，能带的东西近乎于无——只能带他们拿得动的东西。最下端，是美国总统和战争部长的签名。传单上的其他内容亨利看不懂，但惠子的家人看得懂。她的母亲马上哭了起来。她的父亲看上去很不高兴，但仍强作镇定。惠子用手指摸摸胸口，然后指指亨利。他也用手指摸了摸自己的胸口，摸到了那枚他全家都在佩戴的胸章：“我是中国人。”

卡里·格兰特(carygrant)：美国影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