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一次听众见面会后，我第一次见到阿德。她给我带了很多吃的，放下袋子就走，食物里也没有夹那种写有自己联系方式和冗长头衔的卡片，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听众。我翻了一下，袋子里有四盒凯司令拨奶油、一袋国际饭店的蝴蝶酥、一盒沈大成青团，都是我节目里提过的东西。虽说价格不贵，要买齐也需要花费一整个上午。这世界上总有奇怪的人，会对陌生人倾注更多的爱意。光景好的时候，我们电台的办公室能收到更多的时鲜礼品。我在节目里提到过的东西，自己也不见得爱吃，那只是说一说嘛，混口饭吃。上海人照着节令为这些东西排长队，我很不理解。但在节目里，我会热情洋溢地说，这就是这座国际化大城市最有生机的……排队乡愁。“你要没有排过青团队、鲜肉月饼队啊，你就不能说自己是正宗上海人。”

阿德那时还不知道，我已是这个夕阳行业的老油条。她救了我，像把我从拾人牙慧的城市文化沿水中捞起来一样。

那天是大寒，时间再倒转几日，书店附近曾发生一起因人群拥堵引发的踩踏事件。书店老板说，因为那起踩踏事件，他们以后将不能为观众提供座位。这场活动，最理想的售书模式，是直接在结账柜台签售。有序排队，直接结账，废话不多。我解释道，以我的书的销量，可以保证绝不会发生任何踩踏事件，最好还是能提供一些座位给现场观众会比较好。老板却说：“你毕竟是一个名人。”这我就当好话听了。还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是真的听见了还是产生了幻觉，老板说：“他们有没有位子坐，帮侬搭啥界呢？”

我想我可能是听错了。

那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对出版人说，我想出版一本真正的书（尽管是用来评职称的），像笛卡尔的《谈谈方法》或者梯利的《伦理学导论》那样朴素的封面，一看就是有干货的，当代人不一定能读懂，而不是那种印有我端庄肖像的机场鸡汤书。我毕竟也写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嘛。可出版人说：“你毕竟是一个名人。”她还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呢？脑子坏了吗？年轻人评职称的书你不把自己照片放大一点，台里那么多播音员，不是叫小林就是叫小超，谁记得你是谁？”

“等你拿到金话筒奖，你就会想自己的照片一直出现在封面上了。”出版人又补充说，算一种安抚性的……不让步，“上次你同事，那个谁谁，拿了几十张自己的照片给我叫我选，然后让设计师出封面，每张照片出一个封面，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签售时风平浪静，人不多不少，撑满了面子，没有座位，倒也没有抱怨声。我很感动。阿德就排着队，交给我这些食物，让我在印着我自己照片的书上签名。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不重要”。所以我只写了自己的名字。我客气地问她是哪里人，她说“四川人”，又说，“也是上海人”。

我便当她是新上海人。

我有许多听众都是新上海人。他们不管是来上海念书，还是来上海工作，在业余时间里都喜欢听听上海故事，读读上海小说。我的节目，虽然收听率很低，居然也培养了一些忠诚的粉丝，愿意跟着我被引流至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下载app为平台增添装机量……他们对于这个城市的音乐、文学、民俗、饮食文化的了解，都是通过我们节目建立的（可惜我们节目随时都要倒闭了，用文学语言说，也许明天就倒闭，也许永远也不倒闭）。与其说这些文化是通过我们节目建立的，不如说是我凿壁偷光蹭来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老师帮了大忙，美国时期的碎片生活也曾拿来装点过门面）。后来我随单位结对子去了新疆克拉玛依做活动，在克拉玛依市里看到类似的景观。那座城市因为缺水，经由额尔齐斯河从北冰洋借了一段水源，那是唯一一条对接到北冰洋的水源。乌尔禾和准喝尔盆地附近每年只在六月间下一场雨。但城市里都在修喷泉，种花，花带里接着人工浇水的管子维持斑斓。像极了我的工作与人生。一般游客看不破，他们只觉得“哇塞厉害了666yyds……”，但总有人很喜欢。

阿德以外，我还记得一个听众，来自浙江舟山。考上了上海公安学院以后，他搞了一个收音机，开始听我的节目。他给我的工作邮箱写信，我的工作邮箱里有几千封信，大部分我是不看的，但是他说，“来自一个年轻警察的心声”，我就点开看了。他写道：“如果我不来上海当警察，就要回老家去开船。我能看到我开上二十年船之后自己的样子。我能认出各种海产海鲜，我能认出天边云的警报，我皮肤很黑，儿子很皮，赤脚在海边跑。谢谢你的节目，让我不用变成看得见的那样，你们给了我第二个人生。”我有点感动，但这感动不是那感动。感动淤积得太多了，反而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软弱的蠢货。这对男人来说，并不是给家人长脸的品格。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当个警察。小时候给我看了不少警察故事。我还记得有个专门写“建国以来最大一宗爆炸案、盗窃案、强奸案、绑架案……”的老作家李动，是我阅读的启蒙。每当他写到“那个老警察一辈子没有立过功”，我就知道他马上就要立功了。还有一位专门写警察故事的畅销书作家，最爱写女警察经不起诱惑，对组织来说是不可靠的，可对于邪恶势力，她们又表现得过于一身正气。她们同时在意两样东西，一个是正义的荣光，一个是眼前的幸福。结果被作家讥讽为“麻袋片上绣花，底子不好”。我当不了警察，可能是差不多的原因。底子不好，多愁善感油腔滑调粉饰太平，这令很多人都失望透顶。事到如今，我连警察电影都不愿意看。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从小就知道。我更知道，我可能不是那样的，我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也有了第二个人生，就是隔空跟自己聊天。

电台主播在这个时代，如果还算是社会名人，那app上的网红就可以算是顶流了。尤其是我们节目的嘉宾费依然定在永恒不变的“一百元”，我已经很久没有请过真正的名人来一起做节目了。我还在当实习生的时候，倒是常常看到名人在办公室内外走来走去，我负责把他们没喝完的茶叶丢掉。现在，他们都活跃在抖音或小红书里，嬉笑怒骂，从中美关系谈到女性如何在两性关系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再或者就是本本分分地传授养生护肤育儿之道。我没有开抖音，是因为我注册账号后只关注了两个人，后来他们都惹上了麻烦。一位因为性侵未遂被抓起来了，另一位因为欠债被骂翻了。在我看来，短视频app就是虚拟世界的是非恶海、口舌凶场。还是live时封闭的环境更让我有安全感。领导说，我这样的人算是鸵鸟性格，年纪轻轻就丧失了斗志，应该去新媒体的领地开疆拓土，或者找一个有钱的白富美结婚。

我问领导：“领导那你觉得我有啥才艺可以展示的？”

领导说：“最近那些拉着弹性裤子的男男女女不也没有什么正经才艺？你看那个谁，多卖力，已经接到汽车广告了。我们主要听众就是开车的司机，是不是？”

也不是吧。但我懒得说。我说：“是是是，我也想接汽车广告的。多少台型？”

领导见我可怜，问我：“你前几天是不是在打听养老院？爸爸妈妈要去啊？”

我说：“谢谢领导。是我想去。领导你人真是太好了。领导你有路子啊？”

领导说：“说你什么好啊，成天不知道在想什么。对了，以后避孕套的商务不要接了，影响不好，对你以后相亲相到白富美也不太有利。你想办法多接点汽车、养老院广告都蛮好，比较符合我们节目的气质……”

我说好好好，我一定想办法。

“现在连好的养老院，都要视频面试老人了你知道吗？搞得像儿童上幼儿园一样的。你亲戚要去，老人家要准备准备妆发，背一点有条理的话，知道吗？”

我说好好好，我一定想办法。

“子女一定要到哦。他们内部有鄙视链，没有子女的老人会被有子女的霸凌。作孽，有子女还送养老院，席子帮地板，相煎何太急……”

二

公安学院搬迁以后，我没有再去过。台里领导见我商业活动少，口碑好，特地安排我去给他们讲讲课。“你就讲你那个新书，不是说上海史的吗？1950年上海大轰炸嘛，蛮好的，就当是国情教育。对了，你这个讲轰炸的书，为什么封面是你自己的脸？哈哈哈哈，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卖相好，你怎么像高晓松一样的，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长得有点像吴亦凡？哈哈哈哈……”

（我们小时候写作文总喜欢写“银铃般”的笑声。长大了才知道，银铃般的笑声就跟真实的海鸥叫声一样，只适合出现在作文里，在现实里遇到，堪比噩梦。）

这是我童年以后，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警察。确切说，他们还不算是警察，而是未来的警察。这样介绍上海文化的讲座，我讲过不下二十场，每次都用同一个ppt，笑话都是一样的。和许多上海史专家不同的是，我还会讲点美国，还会讲点上海人在美国，好多故事都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她后来的丈夫，原本是一个国际海员，1990年拿着护照和海员证跳船跑了，一起跑的还有几个人。后来成了中餐馆老板。人很勤快，看得懂英文报纸。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会去餐馆帮点忙。他也会给我发薪水，顺便叫我不要回去了。我母亲替我回答：“他不肯的。他很怪的。”其实我觉得，是她不想我过多地影响他们。他还教了我两道菜：干炒牛河和炒泡面。在美国，他们过着和中国差不多的日子，甚至还要更“中国”一点。我母亲会叫她儿子“阿拉小美（国人）“，令我误会他从小就决定好了性向。

讲座开场十分钟后，广播就开始分局点名。指挥中心的人在电台里显示了自己的权威，广播也是关不掉的，就这样测试声音传递的效果，惹来哄堂大笑。笑着笑着，我突然想起父亲。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的诸多不满，宁死不屈那种不满，真令人无法买账。后来他每次点名家族聚餐，我都不到。过年更是直接宣布“不在上海”。他在新家庭里逐渐建立起了新的威望，成熟的威望，时间赐予他新的天伦之乐。他也不再期望旧家庭的认同，不再指望我。我记得他曾对我说：“我跟你妈，老早那么苦都过来了，人总是有感情的。”但他没有说对我有没有感情。我也很苦。我也过来了。

我本应该坐在下面。我坐在下面，和他们一起当学生，笑着笑着笑到桌肚下面去。父亲就开心了。

我最后一次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我在节目里胡说八道，误导年轻听众。“什么空军寡妇，有什么值得同情的。1950年杨树浦广兴码头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报纸上说两个人头都炸没了，人生父母养，你有没有心肠啊。扬子江拖驳公司死掉的船员，只有三个有名字，一个姓郑，一个姓邵，一个姓周。其余都没人认领尸体，横死街头。码头旁边还炸死了三头羊，活着的一头眼睛里一直在流血。这是谁干的？你读过大学的心里没点数吗？我以前在电台里听节目都做笔记，现在听你讲话只能记个屁。你跟你妈在法拉盛刷盘子把水刷到脑子里去了吧？她忘本你也忘本，你是不是活腻了，活腻了你把家里门窗关关好西装穿穿好开煤气啊，要不要你爷老头子上门来帮你啊……”

我这才知道，父亲平日里是听我节目的。他听我说到的那些节气时令，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们没有一天是在一起度过的。我的工作就是在广播里号召大家在一起过节，不过节枉为中国人，不吃惯奶油蝴蝶酥青团枉为上海人。我那么虚伪，父亲倒没有生气。

父亲是个对很多事都抱有非黑即白的认识和刻骨的仇恨的人。就和跟我握手的学院院长说的差不多：“我们这里的学生啊，思想都很淳朴，人都很正派的，没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奇怪的是，他又和北新泾桥下钓鱼、顺便说说抗美援朝往事的老头子不同，他是真的很气的。回想起来，父亲那时应该已经患上了毛病，身体不痛快，心里也不痛快。不过，他没有跟我说，他的徒弟（那个终于也不再年轻的老婆）也没有跟我说。父亲撩起电话骂了我一通，我都懒得骂回去，你怎么能和自己徒弟结婚呢，你脸都不要了吗？后来又过了一段日子，他就病逝了。据我继母跟我说，父亲没有留话给我，他到死都不想见我。她还说，你当时应该多给你爸爸打打电话的。他每天听你节目的。你每次在广播里“哈哈哈哈哈”笑，他都很不开心。他没亲眼见过你这么“哈哈哈哈哈”笑过。现在也没机会了，你去坟墓前，也不好“哈哈哈哈哈”笑给他听。

“你给他埋在哪？”

“金山，树葬，一棵树东南西北四面，可以放四个人。”

“你们一起？”

“没有。他一个人。”继母说。

搞得我很搓火。但我忍住了。她眼见老了不少。她也不容易。不知道图啥。再嫁，也不会容易。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孤儿了。“上海孤儿”，听上去像一部名著。我有天在电台里说了一些自己的事，没有忘记说这个梗，我说，天地之间，我只有和“上海”，有比和父母在一起更长久的感情。上海陪我的时间更长了，它还将越来越长，天长地久一样。随后就进了广告，再后来我又播送了一段南北高架下匝道均有拥堵状况发生的新闻……日复一日，生活的惯性是如此。总好像有过一点强烈的感情，愤怒、嫉妒、委屈，差一点要爆发，转眼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讲座结束后，有位教务处的工作人员加了我的微信，他说他听过我的节目，很喜欢我说长辈们的故事。他给我的留言，就像很多听众一样，是一整屏一整屏的心声，不能细看，细看会有一点难过，而我早已经过了随时随地难过起来的年纪（总有一个难听的声音在我耳边泼冷水：帮侬搭啥界呢？）：

我爸是十八岁从上海到安徽，我是十八岁从安徽到上海。我今年三十七岁，在上海十九年，超过安徽了。我儿子有时候开玩笑，说我是外地人，我说你是上海人，不会说上海话，算啥上海小孩？

我爸喝了酒就喜欢说他插队的事情。你节目里说过的白莲泾，我也特别有感触。我爷爷家以前就在那里的，名叫大何家宅，是很多平房连成一片的住宅区。我爸小时候，会和小伙伴从白莲泾桥上跳水，有一次脚踩到河底玻璃，骨头都扎出来了，回家还要装作没事一样，怕被爷爷骂。

具体地址应该就是现在浦东游泳馆对面。

他们那代人，用上海话说，就是很经格，不娇气。

上海话中“经格”是“经得起折腾”“经受得住冲击、撞击”的意思，是一个男人词，不太用在女人身上。生猛者“经格”，孱弱者“勿经格”。看得透“经格”的人，大多都是不够“经格”的。人对自己不够狠，受不了晴天霹雳，就成不了大器。

父亲对1950年上海大轰炸那么敏感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那时候生的。七十多次空袭，现在的人简直无法想象。死去的人刚用棺材盛起来，停在空地上，米格机就又来炸一遍。十六铺、高昌庙、杨树浦、浦东杨家渡等地都一片狼藉。死的人中间，就有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后来为了养活他，奶奶在码头扛大包，兼职做油漆工，女人做男人的活，很经格。更经格的是，她见过太多死人，她会用十分文学化的无锡话形容，很多人从虹口和苏州河一带涌过来，长长的三轮车队载着的那些人不知道要去哪儿，“大上海穷人可以生活的地方那么小，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唷，开盖货”。

父亲部队复员回来，就当了警察。

“其实我父亲也是警察。”后来我对那位教务员说。

“那你警察世家啊，厉害了……”他说。

“在江南制造局对面附近有一条河叫作白莲泾，河的尽头便是川沙镇，即是沙之川的意思。从这条河进去不远，对面就是董家渡码头，路过的第一个地方叫作六里桥……”我说。

“哈哈哈，你这么说话好像在做节目！播音腔！播音腔！”他说。

如今，我就住在白莲泾路附近，却无从涉渡时间之河中的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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