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跟着其他人走进教学楼，就像我的名字还在学校的登记簿上。我顺着人流走着，听着他们在我身边叽叽喳喳个不停。唯一不同的是，我现在是一个幽灵，他们看不见我，也听不见我说的话。

向教室走时，途中会经过走廊墙壁上的一排挂衣钩，挂衣钩下面是一个长椅，上面可以用来放学生的午餐饭盒，如果不想吃学校的午饭，学生们也可以自己带三明治吃。

总之，经过这里时，我停下了脚步，想看看我用过的那个挂衣钩。我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想要看到什么。那里可能早就已经被挂上了一块铜牌，真的很有可能，就是那种小小的铜牌，律师事务所外面的那种，上面通常会刻着“邦克利、斯诺特和万普斯勒科律师事务所”什么的。

这就是我能想到的一切可能：一块挂在老挂衣钩下面的小铜牌。或者也可能是其他金属制的牌子，就像名人故居外墙上挂着的那种。好吧，我想，在我的挂衣钩下面挂上那样的牌子，倒也很有格调，只不过上面写着的不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故居”，而是“本校著名小学生哈里·德克兰挂衣处”。

然而当我看过去时，我压根儿就没找到我的挂衣钩。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失忆了，或是眼睛在和我开玩笑。肯定是哪里弄错了。不可能前一天那里还有一个挂衣钩，第二天它就消失了。挂衣钩是不会自己消失的。我凑过去仔细看着，把每一个地方都看了。还是没有。可我确信它应该就在那里，就在哈丽雅特·威尔逊和本·朱特莉的挂衣钩之间，绝对不会错的。可现在钉在那里的，钉在两个挂衣钩之间的那个挂衣钩，上面的名字却是“鲍勃·安德森”，或是别的什么。我无法理解，我真的无法理解——

当然，我很快就理解了。可即使是这样，即使是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我也仍然无法相信。我真的无法接受。

他们竟然把我的挂衣钩分给了别人！

没有金属牌，没有小铜牌，没有人提到著名的哈里和他的死有多么不幸。什么都没有。他们已经把我的挂衣钩分给了鲍勃·安德森。

鲍勃·安德森？嗯？一定是个新来的家伙，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这么一想，倒也情有可原。他或许还什么都不知道呢。这么说，那多半是汉伦特先生的错。是的！汉伦特先生，我们的校长，他才是幕后操纵者。这个鲍勃·安德森不可能自个儿跑过去，硬要把我的挂衣钩据为己有。一定得有个管事的告诉他这样做。那就只能是汉伦特先生。

好吧，这么说——他们真的很有胆量。我感觉到了一种背叛。背叛、失望和彻底的寒心。他们竟然把我的挂衣钩给了别人，让别人挂上他们的外套，长椅上本来属于我的“地盘”也被放上了别人的午餐饭盒。我真的想不下去了。这让我恨不得立刻就逃回到坟墓里去。

我就这么站在原地，直直地盯着我的“挂衣钩”，当我意识到身边的人都已经走光时，已经是好几分钟以后的事了。走廊上空空荡荡，只剩下几个掉队和迟到的人。教室的门都已经关好，大家开始上课了。

我又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挂衣钩”，确认自己没有弄错。可我还是错了，它现在已经是别人的挂衣钩了。这一点也毋庸置疑。

校长汉伦特先生这时从走廊那头走了过来。像往常一样，他步履匆匆，很可能是要赶着去为某个生病的老师代课。

“汉伦特先生，”我说，“打扰您一下，我不是来抱怨的，可是，是您让别人用了我的挂衣钩吗？”

他并没有停留。只是用眼神穿过我，然后又直接用身体穿过我，走了过去。

我站在那里，有些热血沸腾，也有些吃惊自己怎么会感觉如此糟糕。你难以想象一个死人的心情也会如此糟糕。我以为只有活着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好吧——丢脸的感觉。我以为他们会永远记得我，可他们似乎还没过五分钟就已经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渐渐冷静下来，沿着走廊一直走着，想去看看我的班级，想去偷着看看教室里的情形。那里应该已经不同了，我知道，那里应该就像是一座神殿。他们会用整间教室来纪念我。他们不像汉伦特先生，既不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学，也不是我亲爱的思罗格老师（全名思罗格莫顿）。思罗格老师真的非常好，虽然很严格，但是很公正；既善良又温和，还很有幽默感（不像我刚刚提到的某位校长先生）。

我沿着走廊继续走，沿途瞥了一眼四年级2班的教室，想看看里面的人都在干什么。科利斯老师正在进行拼写考试，所有学生都在埋头答题。我觉得这些人也是活该。他们肯定根本就没学会写那些字，而且我打赌他们事先也肯定不知道今天要考试。所以，这一定又是科利斯老师的“突袭考”。

我继续走着，又瞥了一眼五年级1班，那里好像是在上地理课。接着，我就开始准备迎接下一刻的到来。我的教室就在隔壁。其实我也不确定自己到底希望看到什么。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黑臂纱！他们一定是在戴黑臂纱。所有人都正在座位上佩戴黑臂纱，用压得很低的声音交谈着。肯定是这样。这肯定是思罗格老师的要求。只要课间一结束回到教室，他们就必须戴上黑臂纱，放低声音说话，以此来纪念我。或许甚至还会戴上墨镜，这样就看不出他们哭得有多伤心；还要有大手帕，可以在擤鼻涕的时候用一下。

肯定是这样的。我几乎有些迫不及待了。

我加快速度，匆匆地向教室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