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

早晨七点，我听到了刺耳的嗡嗡声，像是破损的割草机一样，但据我所知，几年前纽约市的最后一块地就被铺平了，几公里内连一片草都没有。是闹钟的声音。我按下了小睡键。九分钟后，我又按了一次。这场争斗一直持续到我必须小便，我关了时钟，承认自己与清醒的斗争以失败告终，对生理性的起床需求感到愤恨。珍妮弗待在床上，闹钟和时间都没有给她醒来的理由。纽约的年轻律师工作时间不规律，睡觉总是睡过头。休息的时候，珍妮弗平时不知疲倦的举止几乎变得平静。不知为何，我觉得她昏迷时的样子更可爱，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我们公寓里的空调坏了，很热，但我还是打开了咖啡机，每天我需要摄入至少七百二十毫克的咖啡，少一点儿也不行。第一口还是能尝到一丝化学反应的美妙，但很快就被剩下的几盎司给淹没了，也许是因为没了新奇感吧。我打开衣柜，盯着那三套西装和两双鞋，我已经穿了好几年了。十一条领带无精打采地挂着，上面机器编织的花纹是自我表达的可悲尝试。我随意挑了一条，关上衣柜，留下父亲的旧大衣，天气太热了。而且，如果松松垮垮地穿在我瘦弱的身体上，会让人注意到我在减肥的事实。

早晨八点，我走到街上，和其他上班族一起在列克星敦大街上疾行。我们不是老鼠，也没有在赛跑。老鼠是主动的，机智的。我们更像是仓鼠，被动的，顺从的，沿着为我们铺设的道路来回窜动，就像一个预先安排好的轨道管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管子，尽管我们的物理距离很近，却完全隔绝了彼此。

地铁是更显眼的一种隧道。我们挤在一起，在人造的灯光下，尽量不碰对方，碰了就道歉。周围的人脸色阴沉，仿佛被送去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也不会再回来了。大多数人都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眼里已经透出了预期的工作压力。另一些人则在报纸上翻来覆去地翻看，试图分散注意力，但只会加剧他们的焦虑。总之，难得遇到同行的旅行者的目光。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不是真正的旅行者。如果哪里都不去，就不能算是个旅行者。

早上八点三十分，办公室的电梯里多了些社交的气息。咖啡因和日常产生的焦虑感在电梯间传播。面对新一天潜在的问题，恐慌几乎难以掩饰。同事们烦人的胡言乱语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着，周而复始，月而复始。

“昨天晚上在俱乐部里，”丹尼斯说，“我这辈子没这么宿醉过。”丹尼斯是个酒鬼，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设法避免被炒鱿鱼的。

“你说是就是吧。”海蒂说。她尴尬地笑了笑，试图掩饰自己的不适。她讨厌丹尼斯。“你昨天晚上就肯定在家。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在家——除非你算上电视。”

“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出去。”

海蒂又强颜欢笑。“你想得美。”

“啊，年轻人。”杰夫说，他左眼上方沾着颜料，是孩子的手指印。他蜷缩在电梯的角落里，仿佛想躲着谁。他摇摇头，似乎在说，为了再次享受一次聚会，或者一瓶酒，他愿意付出一切。“等你安定下来，”他说，“你们就知道了。”悲惨总是会招致更多的不幸。其他人都笑话他。

“我们都面对着门站着，大家不觉得很奇怪？”我问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我确实觉得这很奇怪，而且我也想知道是否还有人这么想。从丹尼斯和海蒂脸上的表情来看，我可能早该知道。

“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丹尼斯说。

“如果我们不对着门，反而很奇怪，”海蒂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转过身去盯着对方看？”

早上八点三十五分，我进入办公室，脱下西装外套，挂在门后面。马特已经在他的办公桌前，低着头，把自己隔离在文件箱的隔板后面。他头顶上的波拉波拉岛的海报，根本就是天堂的模样。我想起了在巴塞罗那的一个学年，那是迄今为止我唯一的一次旅行，虽然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做得更多。显然，马特也是这样想的。也许我们的共同点比电子表格和财务报表更多。

“你去过波拉波拉吗？”

马特的注意力终于离开了电脑，似乎对我主动跟他搭话这个事实隐约感到困惑。

“没有。”他说，迅速转身回到他的屏幕上。

“所以是为了激励自己。”

“是什么？”

“你的海报。”

当马特发现我还在说话时，他的困惑转为轻微的恼怒。这……

他花了一会儿时间才意识到我指的是海报。“哦，”他说，“那不是我的。这是我来的时候就在这里。我想这是为了掩盖墙上的污点。”

他回到了自己的电脑屏幕前，显然是决定我们的对话已经完全结束了，我想这的确终结了什么。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把注意力转向装满文件的箱子和电脑屏幕上一串新的电子邮件。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是一种挣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与我开始时没有任何不同。按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变得愈来愈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前需要一个小时的事情，现在需要两个小时。我再熟悉不过的电子表格公式，现在却让我迷失了方向，直到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

事实是，我只是不在乎有钱的投资者或银行认为是完美的财务报表，对于烧掉别人几百万美元的创业公司来说是否符合“公认的会计原则”。但是，正如我父亲所说，这就是我的问题。他认为对工作要充满激情的想法是扯淡。

当我抗议说，我觉得我只是为了薪水而工作时，他皱起了眉头。“总得有人付房租。”他说。我不能和他争论，但我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争论。

十二点半，我在办公桌前吃午饭，巨无霸汉堡、薯条和可乐。据说以前人们都会出去吃午饭，坐在餐厅或公园里，慢慢地吃着饭，互相交谈。而现在，如果你离开办公室的时间超过了拿起外卖的时间，你就会开始感到内疚，隐隐约约地害怕有人会因此找你的麻烦。

商业手册就留在了抽屉里，我已经没有什么智慧可以为它添砖加瓦。它的名字现在让我觉得很自命不凡，而内容在我看来幼稚而无用，更别提市场前景了。这几年，我公司的客户都变成了互联网公司，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把“眼球”吸引到自己的网站上，这样就可以把公司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挣快钱。公司不但不赚钱，实际上是在大出血，这些已经不再重要了。从多年仔细研究和分析中总结的企业建设经验已经过时了。

萨莎的新广告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整整一页都是关于一辆贵得离谱的车如何让你更性感，从而让你更快乐。我半信半疑地试图解开萨莎的谜题，知道她无法抗拒如此简单的诱饵，但我还是遇到了困难。我寻找“贪得无厌”“贪婪”和“物质主义”，满页的字母，我找不到答案。我不断地猜出“感恩”这个词，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放弃了，转而打了个盹，不过我小心翼翼的，让别人觉得我其实是在看桌子上的什么东西。我背冲着门，一只手肘靠在桌面上，头枕在手里，闭上眼睛。这种小睡方式没有名字，其实是一连串的小睡，每次持续几分钟，直到当我的手肘滑落、点头或者走廊上的声音让我以为自己被抓住了。尽管如此，这种无名的小睡也许是我一天中最喜欢的时刻，这是在梦的边缘蹑手蹑脚的感觉，是平静的不在意，是仿佛要溜走的感觉。

下午三点，迪恩执行巡逻任务。

虽然最近大家比往常更加焦虑，但迪恩一直都没变，他还没有贪得无厌之前就是这个样子。他继续用抓落叶的方式一刻不停地转着——小题大做，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更糟糕的是，我意识到我们都开始效仿他了。迪恩的无脑操作正在成为商业“最佳实践”，如果不像他那样工作——比如每天只工作八个小时，或者在午餐出去吃饭——会被视为不“全身心投入”，不具备团队精神，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工作，不愿意继续做下去。于是，我们都低着头冲锋陷阵，像一艘没有船长的帆船，当我们在慌乱的漩涡中追踪圆周时，空荡荡的船只互相碰撞。

不知是由于他的不安，还是因为他的客户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迪恩的口头禅变得简单粗暴。他喜欢说：“早起的鸟儿就会被人泡”。或者是“如果你受不了热，就脱掉你的毛衣，让我看看你的胸”。这些无聊的笑话再也无法让我笑出来，它们让我感到悲哀，几乎绝望，似乎连迪恩也开始注意到我不再装作被逗乐了。

我把艾瑟尔的死归咎于迪恩吗？理智上来说，不。他不可能知道，我午饭迟到会间接导致她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他甚至不知道我见的是艾瑟尔，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从没告诉过他，也不打算告诉他。我无法忍受迪恩对艾瑟尔做出什么轻浮的评论，显得他还记得她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看着迪恩永远睁大的双眼和上唇上的汗珠，就像一只恐惧的动物，专注于眼前的环境，和未来一两分钟的事，但不会更多。迪恩根本不会流连于过去，更不用说包括艾瑟尔在内的美好回忆。

他的巡视结束。如果他说了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我已经忘记了。我并没有真正听进去。他看了我最后一眼，轻拍着鼻翼一侧，好像在分享一个秘密。“记住，书呆子，”他说，“如果生活打了你一巴掌，就把另一半屁股也转过去。”

晚上八点，我和班诺尔约好了一起去散步。

尽管我的工作时间很长，但我从来不会错过和班诺尔一起散步的机会。

班诺尔真不可思议，真的，他总是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时间和地点，就好像是专门根据我的日程表而计划的出行。如果你有精力去想的话，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晚上的地点是华尔街。我提前几分钟到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等待，出神地盯着它的大理石柱子看，直到我的视线模糊，它们扭曲成错落有致的美元标志。我眨了眨眼，转身离开。夜晚很温暖，此时街道停止车辆通行，街面上挤满了游客。一支五颜六色、拿着相机的松散队伍，与偶尔从石楼口走出的灰衣银行家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就像从陵墓里吐出的苍白尸体，看着手机的苍白尸体。

如果游客和银行家互相注意到彼此，会立刻产生大致的印象。游客把银行家和周围的一切一起照下来，就好像这些面无表情的灰色动物是动物园里的展品——也许是爬行动物——为了娱乐游客把他们从围栏里放出来。银行家在人群中穿梭，看到羊群，他们的目光就算不是掠夺性的，也不怀好意。虽然我们都是动物，但至少每个群体在这个王国里都有自己的等级。我穿着灰色的西装，却像个游客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看，我在这两个群体中都没有位置，在这两者之间的夹缝中迷失了方向。

班诺尔来了。他和往常一样，向我打招呼，无声点头，我一直想把它当作一个微笑，但我现在承认，这只是一个无声的点头。距离我和班诺尔在自杀干预小组里第一次见面，已经快七年了。他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时间对他很温柔。也许他的胡子里多了点银色的光芒，他额头上的皱纹略微明显。他似乎不比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老，当然也不比自己的死期更近。班诺尔唯一过时的地方，就是他的呢子西装和他绅士帽上折痕的准确度。一个世纪前，游客们可能会误以为他是个银行家，但今天不会。在这个现代，他是个奇怪的人，一个——我不知道班诺尔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他从不谈论自己。如果不是讨论未来，或者自杀，或者是我们散步时的细节——比如说某只鸟的叫声——班诺尔通常都是无话可说。

通常情况下，我觉得这种沉默是愉快的，甚至是平静的。但今天，我觉得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封闭，一种伪装成陪伴的孤独，与迪恩的陈词滥调、同事们的无休止地重复的废话，或珍妮弗同事们老掉牙的婚礼仪式没有什么不同，这些都只是分散了我对真实的东西的注意力，而不是真实的东西。就算说班诺尔是我的爸爸也没什么不可能，他在早餐桌前，举着报纸遮挡住眼睛，避免谈话，直到能出门为止。我突然想到我根本就不认识班诺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