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艾略特·尚斯的好日子。

早晨七点，闹钟发出低音提琴般的嗡嗡声，仿佛交响乐开场了。闹钟的按钮上镶着珠子，就算在黑暗中也能看到。春天的早晨，我公寓的水银散热器没有什么用，屋里冷冰冰的，但是想着起床能喝一杯热咖啡——咖啡的味道和咖啡因的恩赐——我立即掀开了被子。在我剃胡须、洗澡的同时，工业咖啡机嗡嗡工作着，为我准备好了一杯十六盎司（我习惯用一百八十毫克）热乎乎的咖啡。

穿衣服的间隙——内裤、袜子（一口）、衬衫、裤子（一口）、领带、西装（一口）——几口就可以喝完。我已经竭力简化了这个过程，只有三件西装、两双黑色的鞋和十一条领带循环搭配。现在是四月初，外面的天气又冷又湿，所以我在外面又加了一件爸爸淘汰给我的大衣。当你住在曼哈顿，窗户对着砖墙，外面天气怎么样只有到了外面才知道。

早晨七点四十分。我走上街道加入了西行的西装上班族，我们在莱克星顿大道向南转汇入更多的人流，到了86街的时候仿佛置身一条蓝灰色的大河，稳稳前行，没有一丝波动，接着从地铁入口倾泻到地下，拨动旋转栅栏，灌满等待的车厢。

随处可见的黄色出租车是纽约最具标志性的特点之一，但是真正的纽约人更喜欢坐地铁，尤其是从上东区坐4、5或6号线到曼哈顿中城区。我把这三条地铁线统称为绿线，我钱包里始终夹着一张信用卡大小的塑料地铁地图，上面是这样画的。当然了，我不会公开这样说，因为迪恩好心地指出只有桥梁和隧道的人才这样说。他还好心地告诉我“桥梁和隧道”指的是住在曼哈顿外面需要通勤上班或者周末进城造成交通堵塞的人。

地铁门关上，明亮的车厢在黑暗的隧道中高速通过，车上的乘客仿佛是一起执行秘密任务的间谍，心照不宣，默默无语。我曾经试图与其他人对视和微笑，但对方无一不躲开我的目光（就像训练有素的间谍一样）。我很快就放弃尝试，迪恩再次慷慨地警告我这样会被揍。不管怎么说，跟通勤的人对视其实不是很容易。大多数人埋头看报纸，有的人若有所思盯着前方，无疑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纽约人工作非常努力。迪恩常说：“纽约人能办成事。”

早晨八点十分。电梯里比往常要热闹，也许是因为都是熟悉的面孔，也可能是大家早上喝的咖啡正在发挥作用，空气中有一种集体的能量，同事的谈话中充满了对新一天共同的期待。

“——昨晚在酒吧，”丹尼斯说，“我这辈子都没喝得那么醉过。”丹尼斯是个十足的酒鬼，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亲自见证纽约是真正的不夜城，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随便吧，”海蒂微笑着说，不完全是调情，但是差不多了，她喜欢逗丹尼斯，“你昨晚是喝舒服了，但你还是孤单一个人，不算猫的话。”

“我真的有猫，”丹尼斯说，“你不信来我家自己看看。”

海蒂又笑了。“你想得美。”没错，她就是喜欢逗丹尼斯。

“年轻人就是幼稚。”电梯角落的杰夫感慨万千。虽然他比我们只大几岁，但是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在他的办公桌上骄傲地展示着孩子们的手指画。他摇了摇头，仿佛发现了酒吧和酒瓶里不可能找到的幸福。“你们有了家庭才能明白幸福的真理。”他说完后大家都大笑起来。

早晨八点十五分，我走进公司。我和马特共用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他桌子上挂着一张波拉波拉岛的海报，我们想象自己跟传说中的白沙滩和碧蓝色大海只隔着一堵墙。门后有挂衣钩，我脱下西装外套挂在马特衣服的旁边。他总是比我先到，低着头专心致志。我不想打扰他，于是简单打了个招呼。

“嘿，马特。”

“嘿。”马特总是沉默寡言，长时间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显得很神秘。他躲在办公桌高高的文件堆后面，我通常只能看见他的头顶，和波拉波拉岛的海报。

我们安静的共享空间和整个办公室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么说吧，我们是一家会计公司，现在是四月份纳税季节。到现在为止，其他会计已经忙了好几个月，为客户（一般是中小企业）准备年终财务报表和报税。我和马特是审计，负责审查其他同事准备好的财务报表是否准确无误地表现客户的生意。对有些客户来说，这是一年一度的仪式；其他则是因为有特殊需求，比如要向银行贷款。我和马特的客户通常是后者，因此我们的工作不被四月支配。

我的桌子跟马特的一样，放满了文件盒，地上甚至也是。一半文件是客户的——财务报表、信用卡收据和投诉信件。另一半牛皮纸文件夹里是空白的，那是我用来整理、分类和对付其他混乱文件的工具。当我完成工作的时候，高级审计会分析文件、检查表格、推测结论。

通过检查生意的框架，可以了解很多内幕。比如卖什么，挣多少，花多少钱请什么人，花多少钱开除什么人，甚至管理者晚餐吃什么，去哪里度假都能知道。我除了做审计工作，还暗中进行研究，为自己将来开咨询公司、成为一名值得信赖的顾问做准备。我甚至主动给爸爸的鞋店提供审计服务，想要借此间接提高生意洞察力，虽然我向爸爸保证审计结果不会公开，但他还是拒绝了，这样也许最好。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午休四十五分钟，从必胜客买一份潘饼（panpizza）回办公桌吃完只需要十分钟，然后我会倒一杯冰可乐，在剩下的时间里慢慢享受。饮料慢慢在体内升腾出糖分，我庄严地从办公桌最底下的抽屉里拿出一本翻旧的笔记本，认真记录“研究”结论、推测和自认为将来对客户有用的想法，我称这个本子为“vademecum”（拉丁语“手册”的意思），也就是我的“商业手册”，它的重大意义只有这个词能够准确描述。

我翻看着自己紧凑的字迹，找到了一页空白页面，记录刚刚沉思的成果。

写完之后，我把“商业手册”放回原处，利用最后的二十分钟解开萨莎最新的谜语。萨莎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文案写手，她写的广告里都带着一个谜语，一方面是无聊，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减轻罪恶感。她讨厌物质主义，谜语往往是对广告物品的斥责。一则糖果广告表面上赞美巧克力、焦糖和其他甜食的美味，但如果你仔细阅读每句话的第三个字母，表达的意思就是“多吃西兰花”。如果广告比较短，那么可能只有“蛀牙”一个词。

就我所知，知道她谜语的人只有我一个。她总是在广告发表前提醒我去买报纸。今天是《纽约时报》，我翻动着页面，指尖渐渐被油墨染黑，终于翻到了一则占了半个页面的香烟广告，画面中一个性感的女人被神秘的烟雾包围着露出明媚的笑容。广告语不少，意味着谜语也比较难。但我很快找到了关键词，“第二个”和“单词”同时出现在第一行。我把每句话的第二个单词挑出来组句，意思不通。于是改变策略，把单词倒着放回原来的句子里，用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词，成功了。这次的谜语素材比往常要难，虽然谜底还是很偏激，但不是很有新意。不过我已经很满意了，如果随便什么人都能解开萨莎的谜语，她会被炒鱿鱼的。

下午三点。迪恩例行巡视。

“下午好，女士们！”迪恩靠着门柱，咧着嘴笑，他不常待在办公室里，见到我似乎很高兴。他大部分时间出差到处飞，拓展生意。迪恩既不是会计，也不是审计，他是客户经理，负责吸引新客户，让他们高兴满意。迪恩总是穿名牌西装，精心打理自己的金发，内心还是像一只金毛犬那样永远活泼开朗，喜欢讨好人。虽然他失败的次数比成功的多，但是成果非常不错，正因为如此才能帮我搞到这份工作。我很庆幸他没有因此而对我指手画脚，不过当我为他的客户工作时也会格外关注。

迪恩的巡视通常很简洁，几句问候，临走前说一句恶搞的格言，我敢肯定是他专门为了这个场合编的。“书呆子，记住，”他会说，“数小鸡的方法不止一种。”或者是：“记住我的话，书呆子，多数情况下，你可以骗大部分人。”有时候他的话非常接近原文，他也以为自己说对了，其实从来都没有。

马特没抬头，他早就不再迎合迪恩的表演了。只有我向后靠着椅背，一如既往准备看好戏。我拿起茶水间的大号马克杯，上面装饰着一句话“justdoit”，这是第二杯咖啡了，我嘬了一口抬头示意迪恩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但这次他没有立刻抛出最新的金句，而是走进办公室往我的桌子上扔了一只信封。

“这是什么？”我问。

“奖金，小弟！”他露出大大的笑容，显然已经打开了自己那份。虽然我的奖金跟他没什么关系，但迪恩喜欢做送信封的人，把这当成一种增进集体成就感和荣誉感的象征性友好表示，迪恩跟我们的工作完全不一样，他挣取的是佣金，奖金也比我和马特的要多。

无论怎么样，我的报酬很不错，因此对他心存感激。我每月合理分配支出：百分之四十用于曼哈顿高昂的房租水电，百分之十五用于食物，百分之五用于添置衣物和娱乐，百分之十五杂费，剩下百分之二十存起来。为了能够尽快自己创业，我需要尽快积累资本，依照我现在存钱的比例，最多五六年就可以了。

迪恩从不按照理财推荐的开销比例花钱，也许是因为他挣得比我多，根本不需要；也许只是因为他是迪恩，考虑未来不是他会做的事。他微笑着向我举手示意，倒退走出了办公室。

“记住我的话，书呆子，”他说，“如果人生给你柠檬，做一杯柠檬汁琴费士鸡尾酒。”

下午六点十五分。我提早离开办公室和班诺尔一起散步。

班诺尔差不多每个月都会给我电话留言，在曼哈顿找个地方约个时间见面。他的选择似乎很随意，但是对我来说从来都不麻烦，我们在双子塔之间穿梭，在哈莱姆河上打水漂，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散步，在包厘街漫步，在洛克菲洛中心滑冰。

我在自杀干预小组认识班诺尔前，他就开始了城市漫游。我问他为什么邀请我加入，他只说因为有“先见之明”，我好奇的是如果他没去过未来，还会邀请我吗？他耸耸肩，不置可否。虽然他能时空旅行，但是并不清楚原理是什么。但不管怎样，他是对的。我不再去小组会了，但常常跟班诺尔见面散步。

今天我们在华盛顿广场花园背面一处安静的小巷见面，街对面是并排的低矮住房，跟曼哈顿的高楼建筑群形成鲜明的对比。不通车的小路铺着鹅卵石，喜欢疾行的纽约人往往避开此处，因此放眼望去只有我和班诺尔两个人。进入小巷入口，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

“华盛顿缪斯。”他人很聪明，说话也言简意赅，说得最多的就是未来。由于我们之间主要（很可能也是唯一）的交集是自杀干预小组，因此他的话题总是围绕未来的自杀方式，乍一听很病态，但仔细想想其实还好。其实就连这种单方面的交谈都很少见，大部分时候我们只是沉默地走路。

班诺尔依旧穿着我第一次在小组会见到他时穿的那套毛呢西装和背心，几次之后我发现他每次都穿着同一套衣服。他解释说这是“只在特殊场合穿的衣服”，但是当我问还有什么别的特殊场合时，他却不肯告诉我。

我配合他悠闲的步伐放慢速度，闲暇之余望着两侧优雅的房屋，这片前身是马厩的住宅区早已改头换面，跻身曼哈顿租金最高的房屋之列。散步的节奏渐入佳境，突然面前出现了一个出口，我们已经走到路尽头，门外是忙碌、吵闹的曼哈顿。

“这条街真美。”我说，“只是有点儿短。”

他顺着大门的铁栅栏望出去。“是的，美好且短暂。”

我有些不知所措，虽然跟班诺尔的城市探索不总是长途跋涉，但这次的路程也太夸张了。大门与入口处一样对行人开放，无论是出门向北走去第五大道，或者绕点路去西村，总之我们都得离开复古、魔幻的缪斯地区。

班诺尔轻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脚跟转了一百八十度，朝着我们来时的方向走去。第二趟同样愉快，以至于到了入口处之后我们再次折回来。我一点儿也不介意，甚至很喜欢班诺尔泰然自若的处事。虽然他完全是个疯子，但他是我见过最冷静的人。

“没有什么事能刺激到你，”我说，“你不会激动和焦虑。”

“我不知道。”

“你就是这样，”我坚持道，“你是怎么办到的？”我不是真的想问他，只是走了四个来回，感到有点无聊。

“也许是因为当你看见过自己的死亡就不再焦虑了。”

他的回答和话中的意义都出人意料，让我很不好受。班诺尔很少提及自杀或者预知自杀的事。“你不可能百分百确定吧？”我问，“事情还是有转机的，这不正是你参加自杀干预小组的原因吗？阻止一切发生？”

他摇摇头。“不是阻止，只是试着理解。”

“没错，但除此之外你能做得更多。”

班诺尔看着地上的鹅卵石，绅士帽的前檐向下滑。他步伐缓慢、稳定。“我听说溺水的人会惊慌失措，”他说，“当然了，是肺部全是水之后。”班诺尔伸展手臂在身后轻轻握住双手说：“失去可能就是那种感觉。”

“你失去了什么，班诺尔？”

又是一阵沉默，我以为除了皮鞋踩在鹅卵石上的声音之外再也听不到他发出任何声音了，但是我又错了。

“在未来，”他说，“人们可以与死者对话。”

晚上七点十五分。我去了健身房。几个月之前我开始认真健身，因为我开始跟珍妮弗约会了，她是我的女朋友，虽然从来没有挑剔过我的身材，但最近她总是问我吃没吃饭，似乎不仅仅是担心健康，当然了，主要是健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