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来了。我们拥抱、亲吻，然后又拥抱了一下，告别。她走之后，虽然我无法证明宇宙有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对我来说，周围的一切分解成了模糊的色块，色块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大。

一滴。又一滴。雨越下越急，砸在水泥地面上发出肃穆的声音，曼哈顿渐渐褪去了水雾面具，露出了跳动的心脏。妈妈给我买的外衣湿透了，缩水后衣服变紧了，本来衣服就不大，她还没有完全习惯我已经是超过一米八的成年人，不再比同龄人矮小了。当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没有比同龄人发育慢这回事了。

窗内的人群纷纷落座，但是我宁愿在外面淋雨也不想加入他们。我原地挪了几下，把身体的重量换到右腿。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曾经摔断的地方还是会疼。我告诉自己是下雨的缘故，但其实是心理原因。与此同时，我身后的河水涨潮了。

我出国了。这不是我的本意，只是我不想回学校了，主要是不想在校园里碰见艾米。开学前我开车去学校咨询办理转学，见到一位身材娇小、年长的负责人，她的眉毛上挑，好像时刻质疑着什么。当我问她怎么转学的时候，她镇静地放下手中的钢笔，双手交叠支着下巴看着我。

“为什么要转学？”她问。

“我只是不想待在这里。”

她笑容友善地摇摇头，好像不止一次听过这样的话。

“你学了什么外语？”她问。

“西班牙语。”虽然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关系，但是我需要给她一个答案。

“你不需要转学，”她说，“去西班牙吧。”

就这样，我大学的最后一年去了巴塞罗那。学校负责人认为出国能够治愈心碎，她是对的。当然不是马上见效。虽然寄宿家庭和同学都很亲切友好，但我还是常常迷失在歌德区迷宫一样的街道里，脑子里想的全都是艾米。不过终于，我偶遇了这次旅行的意义。

高低不平的鹅卵石地面上有一张小桌子，三个年轻的外国人正围着桌子热切地辩论着什么。我从外表和穿着判断他们是外国人，不过后来才确认了。金发碧眼的德国人赫伯塔靠在桌子旁，她的西班牙语水平跟我差不多，一边说话一边用手不停地比划。韩国男生钟夏咧着嘴笑，对着她翻了个白眼摇摇头。智利男生文森特会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外表看上去跟本地人没什么区别，他斜躺着，双脚搭在旁边的椅子上。他看见我之后，收起双腿站了起来。

“有个学者来了，”他说，“问他。”

赫伯塔看了我一眼，问文森特：“他去过斯洛伐克吗？”

“我不知道，”文森特回答，一脸期待地看着我，“你去过斯洛伐克吗？”

“没去过。”我回答。

“克罗地亚呢？”赫伯塔又问，“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我摇头。赫伯塔夸张地挥了一下手，告诉其他人：“他没有资格做独立裁判。”

“胡说，”钟夏说，“他肯定知道什么事，问问他。”

虽然他们的讨论听上去似乎很严肃，但我从他们的表情和漫不经心地放在桌子上的空酒杯判断这只是个游戏。在这个平静、温暖的夜晚，在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酒吧嘈杂的声音马上就要响起了，但三位闹中取静的辩手似乎没有结束对战的意思。

“你们要问什么？”

“好吧，”赫伯塔夸张地叹了口气，她的嘴唇咧开一抹微笑，“吸血鬼做爱吗？”

我不知道，我们也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但是谈话一直进行到了第二天日出，桌子上又多了几个空酒瓶。当我坐在最后一个空位子上的时候，这个小小的聚会有了圆满的感觉。其他人跟我一样，来西班牙学习一年。他们几周前才刚刚认识，但我们好像是认识了几十年的老友一样。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开始逃课，不眠不休地跑到兰布拉大道加入他们，其实已经不是我加入他们或者他们加入我，因为“我”很快就变成了“我们”。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巴塞罗那的咖啡馆里谈天说地，开怀大笑，偶尔还会去其他的城市探险。有时候我们想进行室外活动，就偷偷溜进奥林匹克运动场，在巨大的赛道上比赛。赫伯塔最喜欢的项目是螃蟹走十米之后选择：1.干杯，2.说一个秘密，3.脱一件衣服。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探讨自己的人生哲学：存在主义的合理性，有没有不同大小的无极限，吃了哪道凉菜放的屁最臭，等等。我们事无巨细，都怀着极大的热情认真思考。我们观察、舞蹈、大笑和歌唱，文森特说我们像惠特曼一样，用自己的肉身作诗。“四角诗人”是我们的队名，不过我们谁都没写过诗，世界也没有四个角落。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四个来自远方的陌生人。

我们一直故意忽略这个事实，但是大家早晚都得离开巴塞罗那。学年结束了，房东略显忧伤地嘱咐我要保持联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觉得离开不可思议。

“为什么？”我们问，“我们为什么不留下呢？”

这个提议引起大家的共鸣。“难道我们不快乐吗？”我们说，“这对我们来说不就是家吗？我们会找到工作，租一间公寓，移民到西班牙，一起住在这里。这不就行了吗？我们为什么不留下？”

短暂的沉默之后，有人说是因为钱，有人说签证、机票还有家人的期待。可是这些原因不是明确答复，也不是绝对理由，不能解释为什么生活必须是这个样子。即便如此不舍，我们还是没有留下。大家整理好行装，各自登上飞机，向现实屈服，回到了来时的角落。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

我们再次变成了我。

空气中没有一丝风。雨滴重重击打着纽约，像是拳头一样砸在身上，身上的灰色薄外套仿佛被雨水剥离，自己赤裸地暴露在雨中，我不想进去面对一圈陌生人，反而觉得身后的河水更亲切和安全。

一颗心破碎前能够承受多少次打击？失去艾米是第一击，失去诗人朋友是第二击，失业、搬去跟父母住也算……棒球也早就放弃了。我不知道人一生中能承受多少下，也许是无限的，也许某个时候开始人们就不再尝试了。

我没有跟家人提起过心脏的疼痛，而是让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我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这件事上，大家都认为这是我“忧郁”（妈妈的原话是“消沉”）的原因。大学最后一年出国对于找工作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事实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经济不景气，前途渺茫，有没有文凭都差不多。我考虑过开始自己的咨询业务，但是家人们不是很支持。爸爸说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迪恩在他的会计事务所帮我找了一份入门级的工作，妈妈给我买了一套面试穿的西装。

工作日，我告诉妈妈去面试，然后穿着正装坐地铁去纽约，但其实我只是在中央公园散步，一直到晚上坐火车回家。这天下午，我坐在椅子上，盯着《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雕像看，心想自己宁愿变成爱丽丝身边的一朵黄铜蘑菇，突然，我注意到了“疯帽子”的帽子侧面贴着一张传单，那是一张自杀干预小组的邀请函，也就是现在亮着灯的窗户里正在举行的集会。

我想自己可能无法接受。身后河水低沉的呼唤变得越来越诱人。如果我转身面向河流，窗户里的人会永远从我面前消失。我还是转身了。

这时，一辆黄色出租车突然出现在路边，车轮擦过湿透的沥青地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车缓缓停下，车头灯的光束扫过我的膝盖，后门猛地弹开，一个年轻女人一步跨进了雨中，用一个大大的笔记本遮住头。她关上车门，冲向大楼，咔嗒咔嗒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她走过我身边时突然停住，从她的临时雨具下面打量着我。

“你的雨伞怎么了？”她问。

我低头看见手里攥着一把合着的雨伞，我忘了自己带着伞。

她似乎被我的反应逗笑了，黑色的眼睛闪着光，表情有些困惑。她放下笔记本，雨水很快浸湿了她的灰色外套，黑色的短发贴着头皮。这一刻，她站在雨中，淋着雨微笑着，然后望向亮着灯的窗口。

“对了，”她说，“我们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