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们在理解现代国家这一重大现象时，为什么会不可避免地求助于种族、语言和领土呢？答案很简单：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要素当中，我们发现了存在于个人与公共权力之间的那种亲密的、根深蒂固的休戚与共感，而这正是古代人所不能体会的。在雅典和罗马，国家是由少数人组成的：其余的人如奴隶、同盟者、外邦人、殖民地居民等，都不过是国家的臣属罢了。但是，在英国、法国或者西班牙，却没有一个人仅仅被看作是国家的臣属，而毋宁说，他往往被看作是国家的参与者、合作者。人们在国家之内的联合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联合所采取的形式，尤其是其法律形式，在不同的时期往往大相径庭。尽管在社会等级与个人地位上，人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社会相对划分为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然而，一旦我们深入探究每一个时期政治形势的真实情况，再现其精神实质，我们对此就会一目了然：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国家的积极公民，既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合作者。“国家”意味着公共权力与其所统治的集合体之间的“实质性联合”——在西方世界这个词获得这一含义迄今不过才一个多世纪。
不管国家的形式如何，不管是原始的国家、古代的国家、中世纪的国家，还是现代的国家，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一个群体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的事业而向另一些群体发出的邀请。可能在这一事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间目标，但从最终来看，它却是要组织某种类型的共同生活。国家与共同生活的计划、国家与人类活动或行为的程序，在这里都是密不可分的措辞。国家类型的不同取决于发出倡议的那个群体同其他群体实现合作的方式的不同。以此观之，古代的国家从来没有能够成功地与其他群体融合。罗马统治并引导着意大利以及各行省的居民，但它却从未鼓励他们与自己融合。即使是在首都，罗马的统治也没有带来公民之间的政治团结。我们不要忘记，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严格说来，实际上有两个罗马：元老院和平民。这时候的国家统一仅仅限于不同群体之间的简单联结，而没有消弭它们之间的隔阂和陌生感。因此，当罗马帝国受到威胁的时候，它根本就不可能指望民众发扬爱国精神，而只能以行政和军事的官僚措施聊以自慰。
在与其他群体的融合上，古代雅典人和古代罗马人表现出的无能有着深刻的原因，这里不是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地方，但我们可以把它们简要地概括为如下一点：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存在着合作，但古代世界的人却以一种简而化之、粗糙至极的方式来解释这种合作，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复合体。对罗马人来说，他们天生就是要发号施令，而不是服从；而对其他人来说，却只有服从，而没有命令。这样一来，国家在pomoerium［围墙］之内，在城墙包围的城市之内被物质化了。
然而，新兴的民族却不再以物质论的观点来阐释国家。如果国家是一项共同事业的计划，那么，它的实体就纯粹是动态的：某种需要完成的东西、行动中的共同体。从这一点来看，每一个人都构成了国家积极的一部分，都是一个政治主体（politicalsubject），他将竭尽全力支持这项事业，相形之下，种族、血缘、地理位置以及社会阶级等都将退居次要地位。真正称得上是一种政治伙伴关系的并不是过去那些传统的、古老的共同体——也就是那些宿命的、不可改变的共同体；而是那种属于未来的、具有明确行动计划的共同体。将我们团结在国家周围的并不是我们昨天的状态，而是我们明天即将要共同完成的事业。因此，西方世界的政治统一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曾经束缚了古代国家的种种限制。因为，与homoantiquus［古代人］不同，欧洲人更愿意放眼未来，自觉地生活在未来之中，从未来的立场决定他当前的行为。
这样一种政治倾向将不可避免地推动国家朝着一种更加广泛的联合迈进，从原则上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这一趋势。融合的力量是没有止境的，不但民族之间的融合是如此，而且，民族国家最典型的融合——也就是同一个政治实体内所有社会阶级之间的融合——更是如此。随着一个国家在疆域以及种族方面的扩张，其内部的融合将更加紧密。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民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政府形式的差异更具决定意义。
当人们试图用传统的共同体来定义国家时，往往因为勒南在血缘、语言以及共同的传统之外增加了“日常公民投票”（dailyplebiscite）这一新的要素，而把勒南的公式视为最完美的定义。这一点真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然而，这一概念的意义真的是那么清晰明了吗？难道我们现在就不能赋予它一种与勒南的国家定义全然不同，但却更加精确的内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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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共同拥有一个辉煌灿烂的历史，而现在则拥有一个相同的意愿：齐心协力地完成某些伟大的事业，并期待着创造更加宏伟的业绩。所有这些都是构筑一个民族的基本条件。……回顾过去，他们分享着共同的荣耀和憾恨；展望未来，他们拥有同一个蓝图。……国家就是一种日常的公民投票（adailyplebiscite）。”这就是勒南对国家的著名定义。
对于这一定义所取得的非凡成功，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呢？毫无疑问，这得归功于勒南在最后一句话上做的优雅转折。国家就在于日常的公民投票，这种观念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血缘、语言以及共同的历史都是静态的原则，它们是僵死的、惰性的，带有致命的缺陷；宛如禁锢人们想象力的监狱。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由这些要素构成，其他什么也没有的话，那么，它就成了一种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弃之不顾的赘物。也就是说，国家将成为某种既成的、固定的事物，而不是某种需要我们去创造与维持的事物；当它受到攻击时，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捍卫它了。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人类的生活总是始终如一地关注着未来。在当前的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会关注继之而来的下一个时刻。因此，生活永远是一种无休止的、绵延不绝的作为（doing）。而所有的作为无非就是要让属于未来的事物得以实现，即使当我们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时也是如此。我们在当前这个时刻唤起的记忆就是要对接下来的时刻中出现的事物产生影响，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回顾过去时的唯一乐趣。这种适度但隐秘的乐趣在转眼之间就会由一种值得向往的愿望变成现实，因此，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可以断言，任何事物除非它能指向未来，否则它对人类就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一个国家仅仅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中，那么，当它受到攻击时就没有人会奋起捍卫它。持相反意见的那些人不是伪君子，就是疯子。然而，不管未来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一个国家的过去往往能够折射出它对未来的吸引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所向往的未来是我们的国家在其中能够延续的未来，这才是我们动员起来保卫国家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为了血缘、语言或者共同的传统。
这就是透过勒南的定义所得到的回响：国家是一幅宏伟的蓝图，公民投票决定着未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存在于过去的延续之中这一事实丝毫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它只能表明勒南的定义实际上也是有缺失的。
因此，民族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原则必然比囿于血缘关系的古代城邦或者阿拉伯人的部族更加接近于纯粹国家的理念。实际上，民族国家的观念保留了不少与传统、领土、种族相关的要素；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人们看到如下的情形时往往感到不胜惊讶：人类基于一个美好的生活蓝图而实现联合这一精神原则在国家之中总是占有重要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西方人的灵魂中从未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传统的压舱石”“物质原则的相对局限性”这样的观念；毋宁说它们源自浪漫主义对国家观念所做的博学阐释。
如果19世纪的国家观念盛行于中世纪的话，那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就不会诞生。因为19世纪的国家观念将以下两种要素混为一谈：一是国家的动力、国家的构成要素；二是巩固与维持一个国家的要素。可以这样断言：造就了国家的绝不是爱国主义精神。如果不相信这一点，那就是幼稚十足，然而勒南在他的著名定义中却认可了这一点。
如果为了国家的存在，它必须依靠一个共同的过去，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应该如何来指称这个人类共同体在目前——它很快也会成为过去——的实际生活状态呢？很显然，只有当这种共同生活（即历史传统）逐渐湮灭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宣称：“我们是一个国家。”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文献学者、那些埋在故纸堆里的考据学者都带有某种职业陋习，这一陋习使他们把注意力仅仅局限在属于过去的事物上。考据学者之所以成为考据学者，首先就需要过去的存在；但国家却并非如此，恰好相反，在拥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之前，国家必须创造出一种共同的生活；而在这样一种共同的生活产生之前，国家必须预先梦想、渴求、计划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国家的存在来说，拥有一个未来的蓝图就已经足够了，哪怕这个蓝图根本就实现不了，或者像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在几经挫折之后被迫中断。这里，我们可以以勃艮第作为例证来说明一个国家是如何因为不合时宜而消失的。
西班牙和中美洲、南美洲的各个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种族；然而，西班牙并没有同这些民族组成一个国家。为什么呢？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是因为他们缺少一种关键的要素：共同的未来。西班牙不知道如何对未来提出一个集体规划以吸引这些在血缘上极为接近的民族。由公民投票来决定未来的西班牙是行不通的，所以，文献档案、共同的记忆、祖先、“祖国”对他们丝毫派不上用场。即使在这些东西一应俱全的地方，它们也仅仅是作为巩固性的力量而发挥作用。
因此，我认为，在民族国家当中存在着一种本质上具有公民投票特征的历史结构。所有那些看似与此相悖的东西都是变动不居的、转瞬即逝的，它们代表的不过是公民投票所必需的形式罢了。正是勒南发现了这个充满魔力的词汇，它就像一束阴极射线给我们带来了启示，使我们能够洞悉一个国家最核心的部件，也就是这样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基于同一项事业的共同生活的计划；第二个要素是人们对这种具有吸引力的事业的支持。这种普遍的支持激发了内部的团结，这是民族国家区别于古代国家的地方：因为，在古代国家中，人们的联合是在敌对群体对国家构成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产生和维持的；而在这里，国家的活力来自其国民自发的深层凝聚力。事实上，国民如今就是国家本身，他们不再认为国家是一种与自己无关的事物。这是国家所获得的令人瞩目的崭新特征。
然而，勒南却把公民投票看作是已经形成的国家的一个回溯性要素，由它来决定国家的延续，这样一来，他几乎抹杀了其定义中的洞见。我则倾向于改变勒南定义的方向，把它运用到一个instatunascendi［正在形成中的］国家，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事实上，一个民族国家永远不会完全形成。在这一问题上，它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国家。国家往往要么是处在形成、发展之中，要么就是处在消亡、毁灭之中，tertiumnondatur［永远不存在第三种状态］。国家不是赢得追随者，就是失去他们，这取决于国家能否在特定的时间里规划出一项生机勃勃的事业。
因此，这里追溯一下曾经激起西方人巨大热情的一系列统一事业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将看到欧洲人不但在公共生活领域，而且在极为私人化的领域都受到了这些计划的激发。西方人是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呢，还是变得堕落、颓废，这得看是否存在某些重大的使命。
这样一项研究还可以清楚地证明另一个观点。在古代，虽然缺乏其中各个群体的亲密合作和积极支持，虽然国家总是受到其致命缺陷——部族或城邦——的束缚，但国家的事业在实践上却几乎是没有限制的。一个民族，像历史上的波斯、马其顿、罗马，可以将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强行纳入自己的主权统一体，但这样的统一并不是真正的、内在的、决定性的统一，它仅仅是对征服者军事力量和行政效率的屈从；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却必然要经历一系列不可逾越的阶段。然而，我们应该感到更加不解的事实是，欧洲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在疆域上堪与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和奥古斯都大帝所缔造的帝国相媲美的国家。
欧洲各民族国家的产生过程往往遵循如下的模式：
第一阶段：
国家就是各民族在政治和道德生活的统一中实现融合，这样一种西方人特有的直觉，首先萌生并作用于那些在地理、种族以及语言极为相近的群体当中。这倒不是说这种近似是国家的基础，而是说邻近群体的差异是比较容易克服的。
第二阶段：
这是巩固时期。在这一阶段当中，新建立的国家范围之外的其他民族往往被视为外来人，并且或多或少地被视为敌人。尚处在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表现出排他性的、自我封闭的一面，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民族主义在发展。但事实上，当外来的人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异己或对手时，他们却在经济、知识和道德方面建立了联系。民族战争被用来抹平各民族在技术以及精神上的差异。传统上的敌人在历史中逐步实现了同质化。人们渐渐地开始形成这样一种意识：那些敌对的民族和我们自己的国家一样，同属于人类的集合（humancircle）。当然，他们依然被看作是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
第三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家完全实现了大一统。这时，国家又面临新的事业：联合昨天还被视为敌人的那些民族。这样的信念开始产生：他们拥有同我们相似的道德和共同的利益，并且，他们可以同我们携手合作组建一个新的国家，以防御、对抗那些对我们来说更为疏远、更为陌生的群体。此时，新的国家观念已臻于成熟。
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晰地说明我要论述的观点。人们习惯于声称，早在熙德时代（11世纪），“西班牙”（spania）就已经成了一个国家概念，这一说法后来因为此前若干个世纪圣伊西多尔曾说过“西班牙，孕育我的母亲”而格外受到重视。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根本就是一个幼稚的错误。在熙德时代，莱昂—卡斯蒂利亚国家正在形成之中，这两个王国的合并才是当时的国家观念，一种政治上有效的国家观念。至于说“西班牙”这一概念，当时主要是那些饱学之士在使用，它是罗马帝国撒播在西欧这块沃土上的最富成效的概念之一。作为帝国后期的一个diocesis［主教教区］，“西班牙人”已经习惯了与罗马在行政上的统一。但是，这个地理—行政概念仅仅是对外在事物的认可，而不是来自内部的灵感，更不能代表对未来的真实渴望。
然而，不管人们是如何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观念在11世纪时就已经产生，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它甚至还没有4世纪的希腊人对“希腊”（hellas）所持有的观念那样精确而又富有生气，尽管希腊从来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国家概念。一种恰当的历史比较毋宁是：4世纪希腊人的“希腊”观念、11世纪乃至14世纪“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观念就类似于19世纪的“欧洲人”的欧洲观念。
这向我们表明，统一国家的努力在向其目标的推进过程中，就宛若音乐旋律中的跳动的音符。昨天的趋势必须等到明天才能在国家灵感（nationalinspirations）的倾泻中最终定型。但另一方面，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时刻一定会到来。
如今，对于欧洲人来说，欧洲转变为一种国家观念的时刻已经如期而至。今天人们相信这一点，比起11世纪人们对法国或者西班牙统一的预言来，要更少乌托邦色彩。西方的民族国家越是能够对其真实的灵感保持忠诚，它就越是能够确保自己将在一个巨型的欧陆国家中完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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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欧洲各国现有轮廓刚刚确定的同时，欧洲就已经作为一个背景在各国内部及其周围缓缓浮现。这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所出现的统一场景，并且这一欧洲的背景恰恰就是由各国自己构成的。尽管其时人们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欧洲各国实际上已经开始结束它们之间争斗不断的纷扰状态。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虽然相互征战、缔结敌对的同盟，然后又不断分化重组；但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所有这些行为都代表了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共存状态。而罗马帝国同凯尔特伊比利亚人、高卢人、不列颠人或日耳曼人之间无论是战是和都没有体现出这种关系。历史总是突出人类的冲突，凸现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而冲突与政治似乎很难成为适宜于统一的种子发芽、成长的沃土；然而，就在战争在沙场上激烈展开的时候，同敌人之间的贸易却在其他许多地方照样进行，人们彼此交流思想观念、艺术形式以及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军事冲突不过是一块障眼的幕布罢了，它的背后，和平正在顽强地融合敌对民族之间不同的生活。新一代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相似，越来越接近。或者换一种更精确、更谨慎的说法：正如你所愿，法国人、英国人以及西班牙人的精神和心灵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存在差异；但他们却具有同样的心理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也在逐渐变得相似。宗教、科学、法律、艺术、社会价值以及情感取向无一不在趋向同一，而这些事物正是人类的精神慰藉。因此，这种同质性比用同一个模具铸造他们的灵魂本身还要显著。
如果我们列出一份当代西方人精神储存的清单，包括意见、准则、愿望、预设等等，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欧洲共同的遗产，而不是法国人得自法国，西班牙人得自西班牙。事实上，我们今天受欧洲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法国、西班牙或者其他什么国家对我们的特殊影响。我们不妨在头脑中设想这样一个实验：假如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行为、思想和情感中所有的外来影响剔除掉，而仅仅保留属于自己“本国”的东西，那么，其结果会让人触目惊心。我们会看到，仅仅依靠自己来生活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我们起码有五分之四的精神财富属于欧洲共同的遗产。
今天，对于我们这些欧洲人来说，最迫切、最重要的历史使命莫过于实现“欧洲”这一概念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所暗含的承诺。唯一对这个命运构成障碍的就是旧的“民族国家”的偏见，也就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国家观念。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欧洲人到底是不是罗德之妻的后裔，会不会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执拗地把头转向后方。我们在上文中曾经提到罗马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古代世界的人，他们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对某一类人来说，要他们放弃已经植根于脑海之中的旧的国家观念是异常困难的。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民族国家的观念是欧洲人自己——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创造的观念，而不是考据学者向他们灌输的那种迂腐不堪的观念。
现在，我就可以来总结本文的主题了。如今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其主要征兆之一就是史无前例的大众的反叛。大众反叛的根源在于欧洲的衰败与没落，而欧洲没落的原因又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先前欧洲管理自己并支配世界的权力发生了转移。欧洲对自己、对自己领导世界的权力丧失了信心，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亦开始不愿接受领导。历史上曾经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发现自己正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
不会再有什么“充盈富足的时代”了，因为这个观念预先假设了一个呼之欲出、确定无疑的未来，就像19世纪假想的那样；通过这样的假设，人们就认为自己可以预知明天将会发生什么。然而，一旦面对无数的不确定性，他们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因为人们现在不知道谁将统治这个世界，也不知道权力将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分配；也就是说，不知道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些民族将统治这个世界；更进一步地说就是，不知道哪一个种族，哪一种意识形态，哪一套偏好体系、价值标准或者哪些生机勃勃的运动将指引这个世界。
没有人知道，人类事务的重心在不久的将来会移向哪里，因此，这个世界的生活开始变得飘忽不定。今天，人们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甚至在良知的深处——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显得局促与狭隘，唯一幸免的大概只有某些学科的某些领域。只有睿智之士才会认识到当今时代所宣扬、所支持、所鼓励、所称颂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所有这一切来得快，去得也快，倏忽而至，转瞬即逝：从对体育运动的狂热（我这里说的是狂热，而非运动本身）到政治上的暴力，从“新艺术”到时髦浴场里让人发痴入迷的日光浴，无一不是如此。所有这些新奇的事物恰如无根的浮萍，它们纯粹是一种“发明”，发明一词在其最糟糕的意义上就等同于心血来潮的奇思怪想。这些事物不但缺乏坚实的生命根基，而且也不能代表任何真实的冲动或者需求。总而言之，从生活的角度看，它们是虚假的。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悖谬：一方面它孕育的是真挚，但另一方面它实践的却是矫饰。只有当我们感到自己的行为具有某种确定不移的必然性时，生活才会存在真实。然而，如今却没有哪一位政治家会认为自己的政策是势在必行的；事实上，他的态度越是极端，他的行为越是显得轻举妄动，越是游离于命运之外。只有那些由必然的行为所构成的生活才可以说是具有根基的生活、本真的生活。其他所有的一切，那些我们可以任意攫取、抛弃、替代的东西仅仅是对生活的一种扭曲。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里，生活在过去与未来这两种历史法则所构成的真空地带当中。因此，我们的生活在本质上是局促的，以至于男人们不知道到底应该接受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女人们不知道到底应该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除非重新投身于某些伟大的统一事业，否则欧洲人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一旦缺乏伟大事业的召唤，欧洲人就会逐渐变得颓废堕落，松弛懈怠，他的灵魂就会枯竭干涸。如今，这个可怕的过程就在我们眼前展现。迄今一直都被我们称为国家的那些群体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达到其扩张的顶巅。除了超越它们，除了向更高的境地迈进之外，西方人已经无计可施。它们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一堆历史的赘物，它使得欧洲人不堪重负，寸步难行。尽管我们现在比以前享有了更加广阔的自由，然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却感到难以呼吸，因为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全是令人窒息的浑浊空气。从前曾经为八面来风敞开胸怀的国家，如今已经变得狭隘与局促，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空间。在我们所想象的“超国家的欧洲”（thesupranationaleurope）中，多样性不应该也不会消失。而古代的国家取消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或者渐趋式微，或者至多保留在凝固、干枯的形式当中。本质上更为活跃的民族国家观念，要求多样性的积极参与，这种多样性始终都是西方人生活中的一个sinequanon［必不可少的条件］。
每一个人都知道现在亟须一种新的生活原则。然而，就像在类似的危机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总有一些人妄图通过饮鸩止渴的方式来挽救当前的局势，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凭借的正是那些早已过时的原则。近些年来西方所迸发的民族主义浪潮，其意义恐怕就在于此。因此，我再次强调，凡事莫过于此：最后的光芒才是最持久的，最后的叹息才是最深沉的。所以，只有在它们即将消失的前夜，各国的边界——包括军事的和经济的——才会显得如此清晰、突出。
然而，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全都是死胡同。如果我们试着将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投射到将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主义始终与创造了国家的原则背道而驰。民族主义具有排他性，而国家原则却具有包容性。在巩固统一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有其积极价值，它是一个崇高而有力的标准。可是，对当前的欧洲来说，巩固时期早已经过去，民族主义完全蜕变为一种狂热；崭新的宏伟事业正需要人们去开辟，但民族主义却成了逃避这种必然性的一个借口。民族主义所使用的原始的行动方式以及它所激发的那一类人充分地表明，它在与创造了历史的壮举背道而驰。
唯有把欧洲大陆各民族缔结成一个伟大国家的雄心壮志，才能使欧洲获得新生。只有这样，古老的欧洲才能再度确立自信，并自发地对自己提出严格的戒律。
但是，现实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真正的危险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欧洲人将逐渐接受当前的低调生活，习惯于既不统治，也不自律。长此以往，欧洲人所有的美德和超群的能力都将化为乌有。
然而，就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所遭遇的那样，欧洲的统一受到了保守阶级的反对。但他们的顽抗很可能会导致他们的毁灭，因为在欧洲已经确定无疑地走向衰败、堕落，欧洲的历史活力已经全然丧失这一众所周知的危机之外，又出现了另一个更加具体、更加逼近的威胁。当极权主义在东欧平原中部取得胜利的时候，许多人都忧心如焚地认为，整个西方世界将淹没在这股潮流之中。我对此却不敢苟同，恰恰相反，我当时就在文章中写道：东欧平原中部的极权主义是一种欧洲人所无法同化的形态，因为，欧洲人向来只把自己的精力与热情奉献于个人主义的目标。
这样一个人心惶惶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人们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事实上现在恰恰是他们最不应该高枕无忧的时候，因为，当前正是胜券在握、势不可挡的极权主义极有可能席卷整个欧洲的时刻。
我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形。现在，同以前一样，东欧平原中部之极权主义的信仰并不能吸引欧洲人，因为它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富有诱惑力的未来远景。之所以如此，绝不是出于那些微不足道的理由，诸如，极权主义者同所有的使徒一样，都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的，对事实视而不见等等。就连西方的资产阶级自己都清楚地知道，即使没有极权主义，食利阶层完全靠利息和租金过活，并以此世代相传的时代已经去日不多了。这并不是欧洲人拒绝东欧平原中部之极权主义的原因，而且，它也不会让人感到惊惧不安。索雷尔在二十年前提出了暴力论的策略，他的立论基础今天在我们看来不但武断，而且荒谬至极。资产阶级并非如索雷尔想象的那样懦弱无能，在当前的时刻，他们比工人阶级更倾向于暴力。每个人都知道极权主义之所以在东欧平原中部取得胜利，就因为那里没有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一种运动，它所表现出来的暴力倾向比所有的劳工运动加起来都要多。因此，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都不是阻止欧洲人陷入极权主义深渊的原因，它毋宁是出于一个简单得多的理由，那就是欧洲人在极权主义的组织当中没有看到人类幸福的增进。然而，在我看来，欧洲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对极权主义逐渐产生热情。这倒不是因为极权主义本身的缘故，更确切地说，极权主义是什么根本无关紧要。
想想看吧，那里的政府苦心经营的庞大的计划，终于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它不但恢复了东欧平原中部的经济状况，而且还使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管极权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它都象征着人类一项波澜壮阔的宏伟事业。置身其间的人们坚定不移地拥护一项改革的目标，并严格地遵守这样一种信仰所灌输的纪律。假如自然的力量对人类的热情不是如此无动于衷，不是去挫败他们的目标和努力，而是给他们一个自由行动的空间；那么，一番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必将犹如一个崭新而耀眼的星座，照亮整个欧洲大陆。与此同时，如果欧洲继续保持过去几年里的那种平庸、呆板的生存状态，那么，他们的神经将会因为缺乏锻炼、缺乏新的生活计划而松弛懈怠。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如何才能抵制这样一种令人惊骇的事业所带来的强大冲击呢？
如果你指望欧洲人在还没有提出一种堪与其对手相抗衡的事业标准时，就能够对采取新行动的海妖的召唤无动于衷，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富有意义，为了避免存在的空虚，当代的欧洲人很有可能抑制住自己对极权主义的异议而接受它的指引，极权主义信仰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的实质性内容，而在于它所激发的行动的热忱。
我个人认为，缔造一个伟大的欧洲国家是唯一能够与其计划的胜利相抗衡的事业。政治经济学的专家向我们断言：东欧平原中部经济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如果反极权主义者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对手所遇到的物质困难上，那么，这显然是一种耻辱。因为，他们的失败无异于当代所有人的普遍挫败。极权主义虽然是一种苛刻的道德准则，但它毕竟还是一种道德准则。唯有一种新的欧洲人的法则，一种指向崭新生活计划的灵感，才能对抗他们的法则，这看起来难道不是更有价值、更有收获吗？
注释
米太亚德（miltiades，540?bc—489?bc），雅典将军及政治家，曾在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中打败了波斯人。
丹东（danton，1759—1794），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领袖之一，后因主张宽容政策，被处死。
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6—1274），中世纪最著名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著有《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等。
休谟（david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英格兰史》等。
塔列朗（charlesmauricede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代表法国参加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
神圣罗马帝国（theholyromanempire），虽然“神圣罗马帝国”的说法直到1157年弗里德里希一世时代才正式出现，但史家一般都把它追溯到公元962年，是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强迫教皇约翰十世在罗马为其加冕，称“罗马皇帝”；1806年哈布斯堡王室的弗朗茨二世在拿破仑的逼迫下宣布神圣罗马帝国结束。
指罗马教廷。
指斯宾格勒名噪一时的《西方的没落》。
弗兰克（waldofrank，1889—1967），美国小说家和社会批评家，《重新发现美国》（therediscoveryofamerica，1929）曾于1927—1928年间在《新共和》（thenewrepublic）上连载。
不妨对照古代犹太拉比的名言：如果我不为自己，谁来为我；如果我只为自己，我又是谁；如果不是现在，那在何时？
席勒（johannchristophfriedrichvonschiller，1759—1805），德国启蒙时代的诗人及剧作家，代表作为《强盗》《阴谋与爱情》。
从下文看指的是希腊—罗马文明。
“vegetable”的比喻意义是“像植物一样具有生命和生长的性质”。这一用法是基于由经院哲学家所释的三重灵魂的古代宗教和哲学观念之上的：vegetative的灵魂为植物、动物和人类所共有；sensitive的灵魂为动物和人类所共有；而rational的灵魂却只存在于人类之中。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356bc—323bc），古代马其顿国王，伟大的征服者。
参见西塞罗对“respublica”下的定义：“共和国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论共和国·论法律》，第39页，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对“politeia”一词语源及内涵的详细考辨，参见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rightandhistory,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5），第135—138页。
迦太基（carthage），非洲北部的一个古代城邦，位于今突尼斯东北部突尼斯湾沿岸。由腓尼基人于公元前9世纪创立，并在公元前6世纪之后成为地中海地区的霸主。
布鲁图斯（juniusbrutusmarcus，85?bc—42bc），古罗马将军和政治家，图谋暗杀恺撒。后来在与安东尼和屋大维的权力角逐中战败自杀。
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527?bc—460?bc），雅典将军及国务活动家，公元前480年，他领导雅典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湾击溃了波斯人。
奥尔特加的这一段内容很容易让人想起由佛经中“白黑二鼠”的寓言衍化而来的一则禅宗公案：某生于荒野遇虎，大恐而逃，虎追不舍。生逃于危崖，攀藤而身悬荡于空。崖上虎吼如雷，崖下血口如盆，生惊，胆欲裂。当此际，又两鼠噬藤，险情万状。生茫然忽见一鲜美草莓，遂一手攀藤，另手采莓尝之，曰：“味美矣！”。
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106bc—43bc），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著作家。
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制面临危机，以马略（marius，155?bc—86bc）和秦纳（chinna）为首的民主派同以苏拉（sulla，138bc—78bc）为首的元老派为争夺政权展开了殊死搏斗，双方兵戎相见，互相报复，意大利血流成河。斗争的结果是苏拉派勉强维持了元老派统治，推行民主改革的马略派死伤殆尽，一蹶不振。“前三头”克拉苏、恺撒和庞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政坛的。
应该是指恺撒违反他自己担任执政官时通过的《犹理亚反贿赂法》，这条法律规定行省长官本人，如未经人民会议或元老院许可，不得对别国发动战争。恺撒在高卢的多次战争从来没有得到元老院的批准。
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86?bc—34?bc），古罗马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等。
拉甲提卓（lagartijo，1841—1900），西班牙著名的斗牛士，他一生中杀死了近5000头公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头名为“蜘蛛”（murcielago）的公牛，1879年，拉甲提卓在西班牙科尔多瓦与它进行了生死较量。
正如下文指出的，这里所谓的“考据学者”实际上就是指历史学家。
指共和国后期在罗马政坛上崛起的一个阶层。除本文中提到的巴尔布斯外，像西塞罗、马略等人均为“新人”。
科尔涅利乌斯·巴尔布斯（luciuscorneliusbalbus），西班牙人，古罗马政治家，恺撒以及屋大维的重要幕僚之一。
加地斯（cádiz），西班牙西南部的一个港口，临大西洋。
萨维德拉·法哈多（saavedrafajardo，1584—1648），西班牙外交家和文学家，以其所著的反对马基雅维利观点的寓意诗集《一位基督教君主的思想》（ideadeunpríncipecristiano，1640）而闻名。他在这部作品中呼吁恢复传统的德行，以拯救国家的衰落。
塔西佗（tacitus，55？—120？），古罗马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编年史》以及《日耳曼尼亚志》等。他的《日耳曼尼亚志》和恺撒的《高卢战记》是记载古代日耳曼人和高卢人的比较早的文献。
莱昂（león），中世纪西班牙的一个王国，统治加利西亚、阿斯图里亚斯以及独立之前葡萄牙的许多地区，1230年，与卡斯蒂利亚合并。
阿拉贡（aragon），西班牙东北部的一个地域和王国，1479年，它与卡斯蒂利亚合并形成了现代西班牙的核心。
维辛吉托列克斯（vercingetorix，？—46bc），高卢部落阿维尔尼人的首领，公元前52年，领导了一次反抗罗马人统治的叛乱，起初曾连连获胜，后来被恺撒俘获处死。
圣马洛（saint-malo），法国的一个海港；斯特拉斯堡（strasburg），法国东北部靠近德国的一个重要城市。
熙德（elcidcampeador，1043？—1099），11世纪西班牙具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军事统帅、民族英雄，原名叫罗德里哥·迪阿斯·德·比发尔（rodrigodíazdevivar），生于卡斯蒂利亚一个小贵族之家，起初为阿方索六世服务，后来被逐，投靠穆斯林的萨拉戈萨胡德王朝。其间他曾多次建立殊勋，被人尊称为elcidcampeador（斗士首领），熙德的名字即由此而来。
天涯角（finisterre），西班牙西北端一个多岩石的海角，在大西洋沿岸；直布罗陀（gibraltar），西班牙中南部海岸的半岛，在西班牙和北部非洲之间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英国于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控制了直布罗陀。
三十年战争（thirtyyears'war），发生于1618—1648年间的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国际性战争。战争的一方为哈布斯堡集团，由奥地利、西班牙和德意志天主教联盟组成，并得到罗马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另一方为反哈布斯堡集团，由法国、丹麦、瑞典、荷兰、德意志新教联盟组成，并得到英国、俄国的支持。最后，以法国为首的一方取得了胜利，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法国取得了除斯特拉斯堡以外的阿尔萨斯地区和其他一些小领土的所有权；瑞典和德意志的几个大诸侯也得到了大片领土；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得到承认。
最后这一句话30年代英译本没有译出，根据80年代英译本补译。
勒南（josephernestrenan，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著有《科学的未来》《耶稣的一生》《法国的君主立宪制》等。
80年代英译本的译法稍有不同：“国家是一种伟大的团结，它的凝聚力来自其公民为它或者准备为它做出牺牲的情操。它意味着一个过去；但它现在却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同意（consent），明确表达出来的共同生活的意愿。如果你不介意用譬喻的话，我们可以说，国家就是一种日常的公民投票。”80年代英译本的编者还指出这一定义出自勒南的《凯尔特人之歌及其他研究》（thepoetryofthecelticraces,andotherstudies）；其中著名的《何谓国家》已有中译文，李纪舍译，载（中国台湾）《中外文学》，24卷6期，1995年；又见曹海军译，《中大政治学评论》（第3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勃艮第（burgundy），法国东部的一个地区。历史上，勃艮第人曾经在公元5世纪建立过强大的王国，后来为法兰克人所灭；其后，该地区的政权曾多次易手，并在14和15世纪时势力达到顶峰；1678年，勃艮第领地完全并入法国。
圣伊西多尔（st.isidore，560？—636），西班牙基督教家神学家、最后一位西方拉丁教父，著有《语源学》《教父生平始末》以及《论教会的职责》等。
莱昂—卡斯蒂利亚（león-castile），莱昂与卡斯蒂利亚曾经是两个独立王国，1230年，卡斯蒂利亚国王费迪南德三世兼领莱昂王位，两国实现统一。现在，卡斯蒂利亚—莱昂是西班牙的一个大区。
奥尔特加这里所说的“欧洲人”并不是一种泛指，而是在前文中提到的尚未形成的“欧洲合众国”之“欧洲人”。
凯尔特伊比利亚人（celtiberian），西班牙北部古代凯尔特人的一支。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813—1814年，横扫欧洲的俄国军队中的青年军官对欧洲的自由与进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引发“十二月党人运动”。
罗德之妻（lot'swife），《圣经·旧约·创世记》中的人物，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当他们逃离罪恶之城索多玛时，他的妻子因不听上帝的劝告回头观看而被化为盐柱。
30年代英译本这一段的内容到此结束，下面几句话根据80年代英译本译出。
索雷尔（georgessorel，1847—1922），法国社会哲学家，著有《暴力论》《进步的反思》等书。
海妖的召唤（thesirencall），在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塞壬常常用美妙的歌声来诱惑过路的航海者，导致他们触礁毁灭。
参见笔者《黑格尔眼中的美国》（hegelyamerica）一文，载《观察者》，第7卷，1930年。
参见笔者的《论罗马帝国的覆灭》（sobrelamuertederoma）一文，载《观察者》，第6卷，1927年。（30年代英译本没有具体指出文章的标题，根据80年代英译本补译。——译注）
这就是物理学和生物学思考问题的方式，它构成了所谓的博物学家的理性（naturalistreason），由此，它们向世人证明它们比“历史理性”更少合理性。因为当历史理性对现象做深刻的检查时，它不仅仅是像我们这样只言片语地草草而过，它拒绝承认任何事实是绝对的。对“历史理性”而言，推理包括了在揭示其起源时让所有的事实流动。参见作者的散论《历史是一个体系》（historiacomosistema,r.deo.,2nded.）。（30年代英译本没有这个脚注，根据80年代英译本译出。——译注）
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catalonia，西班牙东北部的一个三角形地带，位于法国和地中海交界处，巴塞罗那是其首府。该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与阿拉贡合并为阿拉贡王国。1469年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合并为西班牙后，它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译注），两种相互对立的趋势并行不悖：欧洲的民族主义和巴塞罗那的地方主义。在巴塞罗那，早期地中海人的那种脾性仍然残留。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说过，西班牙东海岸的人是古代人（homoantiquus）在伊比利亚半岛的遗孑。
法理上的同质结构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央集权。
这一草率的论断是以对“什么是政治——不管是坏的政治还是‘好的’政治”有一个清晰的看法为前提的，关于这一论断的意义可以参见笔者题为《人与民族》（elhombreylagente）的社会学论文。（30年代译本没有正文中的那句话及注释，根据80年代译本补译。——译注）
参见笔者《国家运动的起源》一文，载《观察者》，第7卷，1930年。（30年代英译本没有这个注释，根据80年代英译本译出。——译注）
参见道普施（alfonsdopsch，1868—1953，德国文化和经济史学家。——译注）：《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economicandsocialfoundationsofeuropeancivilisation），第2版，1924年（30年代英译本误作1914年。——译注），第二卷，第3—4页。
不管他们居住得多么密集，罗马人从不把蛮族居民点看作是城市，充其量称之为sedesaratorum［庄稼汉居住的地方］。（30年代英译本没有这个注释，根据80年代英译本译出。——译注）
我们知道，奥古斯都的帝国与其养父恺撒渴望建立的帝国是大相径庭的。奥古斯都追随的是恺撒的政敌庞培的路线。迄今，论述这个问题最优秀的著作要算迈耶（e.meyer）的《恺撒的君主制和庞培的元首制》（themonarchyofcaesarandtheprincipateofpompey，1918）一书。尽管这本书相当出色，但在我看来，它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这并不奇怪，因为，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发现那种具有广阔视野的历史学家了。迈耶的书直接针对杰出的历史学家蒙森（mommsen，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其最著名的作品为三卷本的《罗马史》，他曾获得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译注），虽然迈耶不无道理地指责蒙森将恺撒过分理想化了，以至把他描绘成一个超人；但我认为，蒙森对恺撒政策本质的洞察远非迈耶所能匹敌。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蒙森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考据学者”，在他身上还具有许多未来主义的特征。而且，一个人对过去的洞察力与其透视未来的能力是大致成正比的。（80年代英译本的注释没有评述迈耶和蒙森的部分，大概是作者在后来的版本中删去的。——译注）
即使所有的西班牙人都说西班牙语——就像所有的英国人都说英语，所有的德国人都说高地德语（highgerman）一样——情况也是如此。
当然，我没有将古希腊共同语（koine，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6世纪希腊化时期，通行于希腊、马其顿以及非洲部分地区和近东一带的语言，由雅典方言发展而来，是新希腊语的基础。——译注）和佛兰卡语（linguafranca，曾经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使用的一种通用语，由多种语言混杂而成。——译注）考虑进来，因为它们不是单个民族的语言，而是某种特殊的国际性语言。
乍一看，它似乎与一项事实相矛盾，但仔细斟酌一下，就会发现这项事实反倒可以确证上述结论，那就是：帝国所有的居民最后都被授予了公民权。然而，这恰恰是在公民权丧失了政治身份这一特征之后，完全成为一种负担和对国家的服役，或者仅仅成了市民法中一条挂名的头衔时，统治者被迫做出的让步。在一个奴隶制被奉为原则的国家里，人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呢？要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奴隶制纯粹是一个残存的事实。
从这一点来看，人类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未来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他首先生活在未来之中，并且首先是为未来而活着。然而，我却又在对古代人与现代欧洲人的比较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古代人对未来是相对盲目短视的；而现代欧洲人则相对具有远见卓识。因此，在这两个论题之间，存在着一种表面上的矛盾。但实际上人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是他真实的自我；另一方面则是他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既可能与他的真实存在吻合，也可能不吻合。很明显，我们的思想观念、偏好和愿望均不能取消我们的真实存在，但它们却可以使之复杂化，并对它进行修正。古代人和现代人都关注未来，但古代人总是将未来寄托在过去的制度之上，而我们现代人却为未来、为新生事物留出了更大的自由空间。这种差异并不是实际状态上的差异，而是偏好上的差异，它让我们相信现代人是未来主义者，而古代人是复古主义者。当欧洲人开始将他自己的时代称作是“现时代”的时候，他就已经觉醒，并意识到了自己的角色。众所周知，所谓“现代”就是指某些即将替代古代用法的新事物。早在14世纪末叶，人们就开始关注现代性，特别是在那些最能切中时代脉搏的问题上。例如，神秘主义神学（mysticaltheology）的先驱“现代虔信派”（devotiomoderna，14世纪末至16世纪天主教内部的一个派别，强调沉思和内省，不重视仪式和表面行为，摒弃13、14世纪注重思辨的灵修理论。--译注）就是如此。
从年代上说，国家的原则是18世纪末浪漫主义的最初征兆。
如今我们宛如身处实验室一般，正在目睹一项浩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我们将看到英国是否能够成功地提出一种诱人的生活规划，以维持帝国（指英联邦——译注）各个部分在共同生活上的有效联合。
然而，这种同质化一般来说并不能将他们原来的差异一笔勾销。（30年代英译本没有这个注释，根据80年代英译本译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