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尔特加看来，以科技知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政体是迄今最高级的公共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或许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最好的，但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公共生活方式却必欲保留这两条原则——自由民主政体和科技知识——的本质。因此，退回到19世纪之前的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无异于自取灭亡。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奥尔特加将国家视为最大的危险。他感叹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国家已经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机器，这台机器以其非凡的方式在运转着，其精确无比且数量惊人的手段所带来的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一旦国家在社会中拔地而起，只消轻轻一摁按钮，它就可以启动无数操作杠杆，并以它们势不可挡的力量作用于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部位。

更加糟糕的是，当国家的公共生活出现困难、冲突和危机时，大众就会倾向于求助国家的即刻干预，凭借其巨大无比、不可抗拒的手段直接加以解决。

因此，奥尔特加指出，“当前威胁文明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这就等于说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本来，人们为了使整个社会可以生活得更好而建立了作为一种手段的国家，但是，如今国家却盘踞于社会之上，反而使得社会不得不开始为国家而存在。以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的观点来审视这一现象时，我们会发现，奥尔特加所担心的正是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要求甚嚣尘上，超出了社会产出最大化的追求，悖论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里，自由主义在欧洲面临着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严峻挑战，对此，奥尔特加奋起捍卫自由主义。他认为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当前出现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两种“新”的政治冒险，是欧洲走向倒退的典型例证。他指出：

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尝试都没有达到我们时代的高度，因为它们没有能够通过透视法再现整个过去的缩影，而这正是改善过去的基本条件。通过正面交锋与过去作战是不可能的，未来只有把过去囫囵地吞噬下去才能征服它，如有任何遗漏，未来就是失败的。

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都是虚幻的黎明，它们带来的不是崭新一天的破晓，而是又一个陈旧时日的轮回：它们是纯粹的原始主义。和所有类似的运动一样，它们不去积极地消化吸收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而只能陷入一场以过去的某些传统为对手的愚蠢搏击中。

奥尔特加承认，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各种批评都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自由主义依旧颠扑不破，此种真理既不是理论上的、科学上的，也不是智识上的，而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更具有决定性的真理，即“命运的真理”。同样，19世纪的自由主义必须被超越，但这完全不是法西斯主义之类宣称自己是反自由主义的运动所能做到的。

尽管奥尔特加悲愤地痛斥法西斯主义、工团主义以及极权主义，而竭力捍卫自由主义，然而，恰恰是对自由主义的这种爱之切，使他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前途忧之深。奥尔特加不无悲观地预言道：

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富有意义，为了避免存在的空虚，当代的欧洲人很有可能抑制住自己对极权主义的异议而接受它的指引，极权主义信仰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的实质性内容，而在于它所激发的行动的热忱。

四、大众民族与欧洲合众国

《大众的反叛》全书分为两大部分，这两个部分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在第一部分中，奥尔特加对“大众的反叛”这一时代特征做出诊断与剖析；在第二部分中，他将“大众的反叛”由欧洲国家之内推延至整个国际领域，由“大众人”转而分析“大众民族”。

如果说奥尔特加对一国之内“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的回答多少有些含糊其词的话，那么，他对世界范围里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明确的：统治世界的民族是英、法、德这样三位一体的三个民族。不过，奥尔特加对此并没有刻意渲染，因为，他心目中理想的候选人毋宁是作为“一个同质化群体的欧洲”“超国家的欧洲”或者说“欧洲合众国”，而不是哪一个具体的民族。

奥尔特加认为大众反叛的根源之一在于欧洲的衰败与没落，但他对一战以后喧嚣一时的“西方的没落”，也就是所谓的“欧洲的没落”这一悲观论调颇不以为然。对此，他展开了详尽的分析。

首先，他指出“欧洲的衰落”是一个含糊而拙劣的措辞，因为它没有说清楚我们所谈论的是欧洲的国家呢，还是欧洲的文化，抑或是隐藏于二者背后的“欧洲的活力”。在他看来，只有生命力的衰落才是真正的、绝对的衰落与颓败。但当前欧洲人确实在经历一种衰微、没落的内在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多少有些悖谬，“因为此种没落的预设前提恰好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方面他们的能力已大为增强，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发现自己受制于一种过时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已没有足够的空间供其施展才能”。在欧洲的巨大潜能与其得以发挥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正是这种不均衡导致了欧洲人的萎缩感、挫折感和无力感，欧洲的活力由此受到了沉重的压制。

那么，奥尔特加所谓的这种“过时的组织”“残存的制度”“历史的赘物”指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民族国家，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族国家的观念与情感是欧洲最具特色的发明。然而，现在，它发现必须得超越自己。这就是在未来的几年中欧洲必然要上演的伟大历史戏剧的轮廓”。如果说民族国家的观念在欧洲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话，那么，这种国家观念如今难逃城邦国家的命运：“今天，对于我们这些欧洲人来说，最迫切、最重要的历史使命莫过于实现欧洲这一概念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所暗含的承诺。唯一对这个命运构成障碍的就是旧的民族国家的偏见，也就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国家观念。”

因此，“欧洲各国唯有把欧洲大陆各民族缔结成一个伟大国家的雄心壮志，才能使欧洲获得新生。只有这样，古老的欧洲才能再度确立自信，并自发地对自己提出严格的戒律”。在奥尔特加看来，欧洲的统一与欧洲在世界上继续保持统治权是一回事，当然，后者必须以前者为条件。所以，

如果欧洲人逐渐习惯了不去统治，那么，不出一个半代的时间，古老的欧洲大陆连同整个世界就会堕入一种道德颓惰、智识贫乏的普遍野蛮主义状态。唯有对统治权的热切期望以及由此产生的严于律己的训练，才能使西方人在精神上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科学、艺术、技术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有赖于权威意识所创造的激励性氛围。如果缺乏这样一种氛围，欧洲人就会逐渐退化，他们的心灵将会失去那种根深蒂固的信仰，而正是这种信仰激励着他们精力充沛、义无反顾、坚韧不拔地追求生活每一个层面中的伟大的新观念；缺乏这样一种氛围，欧洲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的人。由于缺乏创造精神和深入钻研的努力，他将退回到昨天，永远地驻足于习惯与例行公事。他将成为一个平庸、琐碎、空虚无聊的造物，就像衰退时期以及整个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一样。

为了鼓吹他所提出的欧洲联合的主张，奥尔特加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追溯国家历史，详细地描述了原野—城邦（城市国家）—民族国家的演变历程，并提出了一种动态的国家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不是血缘、语言或者“天然边界”，而是共同生活的意愿和计划：

在拥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之前，国家必须创造出一种共同的生活；而在这样一种共同的生活产生之前，国家必须预先梦想、渴求、计划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国家的存在来说，拥有一个未来的蓝图就已经足够了，哪怕这个蓝图根本就实现不了，或者像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在几经挫折之后被迫中断。

奥尔特加认为，民族主义不仅是一些“大众民族”决意反抗那些伟大的、具有创造力的民族——也就是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少数几个民族——的借口，也是目前欧洲统一道路上最大的障碍。然而，

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全都是死胡同。如果我们试着将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投射到将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主义始终与创造了国家的原则背道而驰。民族主义具有排他性，而国家原则却具有包容性。在巩固统一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有其积极价值，它是一个崇高而有力的标准。可是，对当前的欧洲来说，巩固时期早已经过去，民族主义完全蜕变为一种狂热；崭新的宏伟事业正需要人们去开辟，但民族主义却成了逃避这种必然性的一个借口。民族主义所使用的原始的行动方式以及它所激发的那一类人充分地表明，它在与创造了历史的壮举背道而驰。

面对当时欧洲各国普遍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奥尔特加声称：最后的光芒才是最持久的，最后的叹息才是最深沉的。因此，所有的经济、军事上的民族主义都不过是历史的回光返照罢了。

我们知道，欧洲统一的理想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源远流长，我们也无法断定奥尔特加的设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现实，但在20世纪30年代西欧各国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奥尔特加能够预见到欧洲联合体的出现，这不能不说是慧眼独具的。

以上只是译者在阅读和翻译本书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初步印象，事实上，本书涉及的内容远不止这些，尤其是其中包含的丰富的生命哲学、历史哲学思想绝非译者目前学力所能窥其精要的，因此，提请读者自行阅读、评判。

注释

汉语学界虽然在不同的学科中都曾提到奥尔特加的名字，他的一些著作也有了中译本，但总的说来，我们对这位20世纪伟大思想家的了解还是相当欠缺的，据译者所知，大陆介绍奥尔特加思想的重要文章大概只有何兆武先生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一文（收入《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港台地区则要稍好一些，但也不是很深入。——若无特殊说明，除导言以外，本书尾注均为中译者注，下同。

霍华德·李·诺斯特兰德：《大学的使命·导言》，第10页，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奥尔特加的主要著作及其英译本和中译本参见本书。

参见巴雷特：《非理性的人》，第15—16页，杨照明、艾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参见ferratermora:ortegaygasset:anoutlineofhisphilosophy,yaleuniversitypress,1957.

参见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314页以次，曾炳钧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j.gray:liberalism,minnesotauniversitypress,1986,p.93.

萨托利：《民主新论》，第40页，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

西方学术界研究奥尔特加的众多文献中，约翰·格雷厄姆积十年之力推出的三部曲是迄今最全面的著作，参见johnt.graham:apragmatistphilosophyoflifeinortegaygasset；theoryofhistoryinortegaygasset:“thedawnofhistoricalreason”；thesocialthoughtofortegaygasset:asystematicsynthesisinpostmodernismandinterdisciplinarity,universityofmissouripress,1994；1997；2001.

以下引文凡没有注明出处的都引自本书。

在这个问题上奥尔特加迥别于桑巴特，后者把无产阶级描写为一种“毫无质的纯粹的量”；全世界的无产者，“在伦敦和在罗马，在莫斯科和在巴黎，在柏林和在维也纳，几乎都是同一种毫无色彩的和毫无个性的形象”（转引自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第102页，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打算详细论述奥尔特加与前人的继承关系、他与同时代人的比较以及他对后人的影响。

关于精英理论参见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尤卫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关于政治精英理论参见geraintparry:politicalelites,praegerpublishers,1969.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哈耶克何以会对奥尔特加赞誉有加了。

奥尔特加对美国和苏俄这两个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民族似乎并不看好，这一点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不过，奥尔特加的民族国家观与其说来源于他对西欧历史的深刻考察，不如说来源于西班牙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今天的西班牙在历史上就是因为种种历史机缘，由若干个小国逐渐重组、合并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