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训练佟德志

一、大众时代的知识贵族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ortegaygasset，1883—1955），无疑是20世纪西方思想家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然而，他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却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奥尔特加1883年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小说家和记者，母亲的家族则掌握着西班牙当时一家著名的自由派报纸，所以奥尔特加说自己是“出生在一架印刷机上”。1904年，在马德里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奥尔特加负笈德国，于1905年至1907年间在柏林、莱比锡和马尔堡等地求学。回国以后一直从事教育文化工作，1910年起担任马德里大学形而上学教授，直到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

奥尔特加绝不是一个象牙塔内的学者，而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可以说他是集思想家、教育家、出版家、作家、演说家以及政治活动家诸多头衔于一身。1914年，他与友人创建了西班牙政治教育联合会，1915年，他创办了《西班牙》（españa）杂志，1923年至1936年，他创办并主编了著名的《西方评论》（revistadeoccidente）月刊。此外，他还与他人合办了享誉全球的《太阳报》（elsol）以及西班牙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爱斯帕莎-卡培（espasa-calpe）出版公司。

奥尔特加生活的时代是西班牙历史上最错综复杂、动荡不安的年代，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其他的现代哲学家几乎很少能够像奥尔托（特）加在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时期那样，发挥如此深入人心的影响和主导作用，或许一个都没有”。在里维拉的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23年到1930年），奥尔特加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反对君主制和独裁统治，为此他曾一度辞去教职以示抗议。1931年，他和其他共和派知识分子一道创建了“共和国服务协会”。在里维拉倒台和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退位以后，奥尔特加作为莱昂省的代表当选为第二共和国的立宪议会议员，并在马德里市政府任职。但很快，奥尔特加就对现实政治感到厌倦，于第二年即退出政界。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奥尔特加对左右两派人士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坚决反对法西斯分子和极权主义者把西班牙作为实验地。他不愿意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下苟安，于是自动流亡海外，到阿根廷、法国、葡萄牙等地游历讲学。二战结束以后，他曾两次回到祖国，但直到1948年才归国定居，并创建了人文主义研究会。在最后的十年生涯中，他曾多次赴欧美等地讲学，并由此获得了崇高的声誉。1955年，奥尔特加在马德里去世。

奥尔特加也是20世纪非常罕见的一个“知识贵族”，他的著作不但数量惊人，而且涉猎范围极为广泛，哲学、文艺评论、政治、历史乃至教育等无一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堂·吉诃德沉思录》《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我们时代的主题》《艺术的去人性化》《关于小说的笔记》《大众的反叛》《大学的使命》《历史是一个体系》《走向一种历史哲学》《人与民族》《什么是哲学？》《哲学的起源》《人类与危机》《现象学与艺术》《对世界史的一种解释》以及《历史理性》等。

作为哲学家，奥尔特加被视为17世纪以来西班牙最重要的哲学家，与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乌纳穆诺（unamuno）一时瑜亮，堪称西班牙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双子星座，加缪更誉之为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虽然人们一般都将奥尔特加的哲学看作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一支，但事实上他的哲学思想极为复杂，早年他曾受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影响，接受客观主义（objectivism）；其后又转向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最后则形成所谓理性-生命主义哲学（ratio-vitalism）。

同样，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人们对他的看法也是各执一词：伯恩斯认为他的思想属于“自由保守主义”；约翰·格雷（johngray）把他与马克斯·韦伯（maxweber）、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pareto）等人一道称为“绝望的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艾因·兰德（aynrand）等自由主义思想家对他更是推崇备至；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sartori）说他“主张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而约翰·格雷厄姆（johngraham）在他最近对奥尔特加的卓越研究中，则以“后现代主义”和“实用主义”来概括他的思想体系。不过，在人们心目中，他更多是一位保守主义者的形象，并作为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而知名。

二、大众批判与精英主义情结

《大众的反叛》是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著作，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大西洋月刊》甚至载文评论说此书之于20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资本论》之于19世纪。那么，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奥尔特加所说的“大众”到底指什么人。奥尔特加认为社会是由少数精英和大众所构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少数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之集合体”。正如作者本人以及许多评论者所一再指出的，不能把这里的大众简单地理解为劳动阶级。奥尔特加关于大众与精英的区分并不是社会阶级的划分，而是两类人的划分，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中都存在着大众与精英。

奥尔特加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人：

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在后一种类型的人看来，生活总是处在既定的状态之中，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们就像水流中漂动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

在以往的时代，大众“很清楚自己在一个有序的、动态的社会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那就是各安其位”。然而，在当代欧洲的公共生活中，大众却开始掌握了最高的社会权力。奥尔特加指出，就大众一词的含义而言，大众既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因此，这一崭新的现象实际上就意味着欧洲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将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微，乃至文明没落”。这就是奥尔特加所谓的“大众的反叛”。

奥尔特加认为这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现实，它的野蛮特征一览无余：“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由此，他惊呼：欧洲正在目睹一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如果这一类人继续成为主宰，那么不出30年，欧洲将会退化到野蛮人的境地！

奥尔特加随即又指出，“政治活动虽然是公共生活中最有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但它不过是其他更隐蔽、更难以捉摸的因素之结果罢了”。因此，大众在政治上的不服从源于一种更深刻、更具决定性的智力上的不驯服，也就是说，大众的反叛根源于普通民众心灵的闭塞。

在奥尔特加看来，大众的心理存在着两个基本特性：一方面是他们生命欲望的自由膨胀，亦即个性自由的伸张；另一方面，他们却对使之生活得以安闲舒适的造福者丝毫不存感激之情。奥尔特加因此而将大众比喻为“被宠坏了的孩子”，大众与宠坏的孩子之间的心理症状是相似的：

世界对他反复无常的要求没有一点限制，尽量予以满足；并给他这样的印象：他可以任意而为，无拘无束，不知道义务为何物。……由于所有外在的压力、限制都被取消，任何可能的冲突都不复存在，于是他竟然开始相信自己是唯一存在的，并习惯于唯我独尊，而不考虑、顾及他人，特别是不相信别人比自己优秀。

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奥尔特加断言：力图领导欧洲当代公共生活的大众人正是19世纪的三项原则所培育和造就的，那就是：自由民主政体、科学实验和工业制度，而后两项原则可以合并为一个词：技术。19世纪给生活秩序带来的组织上的完美，使得大众受益匪浅，但他们却把它视为一种自然系统，而不是一种组织系统。因此，大众暴露出来的心智状态是极其荒谬的：

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但对于其原因却一无所知，也没有这个兴趣。因为他们无法透过文明所带来的成果，洞悉其背后隐藏的发明创造与社会结构之奇迹，而这些奇迹需要努力和深谋远虑来维持。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只限于对文明成果不容分说的攫取，就好像这是他们的自然权利一样。

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大众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奥尔特加相信技术与科学是互为表里的：“当科学不再关注其自身的纯粹状态时，它将不复存在；而除非人们对于文化之一般原则继续保持热情，否则这种关注也不会持久。一旦对纯粹科学的热情走向死寂——目前的情况似乎正是如此——那么技术不久也将寿终正寝，即使它还能苟延残喘一阵子，所依靠的也仅仅是文化动力的惯性。我们与技术上的需求同生共存，但并不依赖它们而生存”。也就是说，出于实用目的而对科技产生的兴趣，非但不能保证科技成果的进步与维持，反倒可能使之倒退：

我对此种情况异常惊讶，那就是当我们说到技术时，竟然忘记了技术的关键内核是纯粹科学，而技术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纯粹科学得以繁荣兴盛的条件是水乳交融的。我们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保证真正的“科学人”得以继续存在，人类的心灵与大脑需要具备哪些前提条件呢？难道我们真的相信只要有金钱，就会有科学？

更让奥尔特加感到痛心疾首的是，在科技人员自己身上竟然也暴露出对待科学弃之如敝履的冷漠态度，这使他断言：“当前的科技人员正是大众人之原型”。在现代科技分工中出现的专家，把自己限制在日渐狭小的知识范围之内，结果导致他们与科学的其他分支以及对宇宙的完整解释逐渐失去了联系，“而唯一能堪称科学、文化与欧洲文明的恰恰就是对宇宙的完整解释”。

众所周知，奥尔特加并不是“大众时代”的第一个预言者与批评者，也不是精英主义最著名的倡导者：在他之前有卡莱尔的英雄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帕累托和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mosca）的精英理论、勒庞的群众心理学说；在他之后则有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社会的剖析与批判，等等。但是，奥尔特加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众多保守主义人士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危机”的诊断何以显得如此别开生面、独具一格呢？这恐怕与他的剖析在很大程度上较早地揭示了现代人的困境有关。

奥尔特加写道：

这是一个深奥的、可畏的、无穷无尽的、无法预测的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论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现代文化的信仰是一种让人抑郁的信仰，它意味着明天与今天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进步只是沿着我们脚下的同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这条道路毋宁是一座伸缩自如的牢狱，它可以延伸拓展，但绝不指望它能让你获得自由。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则又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着过去与现代的豁然断裂这一无法挽回的事实，它引发了或多或少有些暧昧的怀疑心态，这一怀疑心态给当代生活带来了不安：

我们感到自己突然被遗弃在这个星球上，茫然无助；逝去的人不但在形体上离我们而去，而且在精神上也杳然无迹，他们不再给我们任何帮助；传统精神的鲁殿灵光也已消失殆尽，残留的规范、模式、标准对我们而言已经全然无用；失去了历史的助力与合作，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无论是艺术的、科学的，还是政治的，都必须独自解决；现代人孤零零地立于大地之上，再也没有充满生机的幽灵伴其左右。

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里：人们确信自己拥有巨大无比的创造力，却又不知道应该创造些什么；他可以主宰一切事物，却又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在自己的充盈富足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过去相比，它掌握了更多的手段、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术，但结果却是重蹈以往最不幸的时代之覆辙：今天的世界依然缺乏根基，漂泊不定。

奥尔特加对自己精英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毫不隐晦：

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并且坚持这一观点的信念与日俱增：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人类社会按其本质来说，就是贵族制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当它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才真正成其为一个社会；当它不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社会。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

他认为“贵族”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字眼，在日常语言中遭到了曲解和滥用。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贵族”仅仅意味着世袭的“高贵血统”，这样它就沦为与共同权利相差无几的事物，成了一种静止的、消极的身份与资格，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就可以获得与转移。但是，就严格意义而言，“贵族”一词的语源本来是动态的：

在我的心目中，贵族就等同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

奥尔特加所持的精英循环论正是这一时期精英主义的一个共性，帕累托、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michels）、莫斯卡、勒庞、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croce）概莫能外。

尽管奥尔特加费尽心思，对“贵族”一词做出了如此繁复的限定与说明，可是，现实中贵族头衔只能通过血统世袭这一事实还是无情地否定了他苦心孤诣的辩护。当然，奥尔特加对血统贵族也做了严厉的批判，以至于“贵族世家子弟”成了他对“大众人”的一个极具贬义的譬喻。才能与德行是无法遗传的这一简单道理不知让多少精英主义的思想家头疼不已，柏拉图“高贵谎言”的善意虚构、儒家“内圣外王”的崇高理想无一不在这个问题上露出破绽。或许人类真的走不出如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labruyère）所说的“民众缺少才智，伟人没有心肠”的困境？

总的说来，奥尔特加对大众以及大众社会的批判机智、敏锐而不失警醒、深刻，但对于如何培养精英、如何实现精英的循环等问题却几乎没有任何建设性意见。不过，对一个文化批评家提出社会科学家的要求似乎有点苛刻了，其实即便是社会学家，面对精英理论中的传统难题又能解决多少呢？

三、绝望的自由主义

同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约翰·密尔（johnmill）一样，奥尔特加对正在崛起的“大众民主”可能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

奥尔特加指出：

最近发生的政治变革全然意味着大众对政治生活的支配。传统的民主政治由于自由主义和对法律的习惯性遵从这两味药剂的作用而得到缓解，由于这些原则的存在，个人把自己限制在严格的纪律范围之内。少数人能够在自由主义原则与法治的庇护之下行动自如，民主与法律——法律之下的共同生活——的含义是一致的。然而，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场“超级民主”的胜利，在这种民主当中，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

奥尔特加的行文当中充满了对自由民主政体的推崇与辩护。奥尔特加认为，在所有的政治形式中，最能体现人类追求共同生活之崇高意愿与努力的就是自由民主政体。

19世纪的自由主义是这样一种关于政治权利的原则：在它看来，公共政治权威尽管是强有力的，但它必须进行自我限制，甚至准备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在它所统治的国家中为如下一些人留有空间，即那些在想法或感觉上与强者，也就是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人。在今天很值得我们追忆起，自由主义是宽容的最高形式；它是多数承认少数的权利，因此，它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曾回响过的最崇高的呼声。它宣告了一种与敌人——哪怕是孱弱的敌人——共存的决心。认为人类应该达到如此崇高、如此精致，但又如此自相矛盾、如此有悖自然的境界，着实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同一群人似乎又急欲除之而后快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一项过于错综复杂，因而难以在地球上扎根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