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蒂尔德姑妈一动也不动。
突然，她发问道：“它是怎么进来的呢？”
她这一问好像是在赞扬这样的壮举：跳过破烂的围墙，要么就是从破窗户潜入地下室，要么就是嘲弄了女佣们的监视从偶然敞开的屋门溜进过厅。
“玛蒂尔德，叫人把它弄出去！”我父亲说道，然后上楼去了，后面跟着古斯塔沃叔叔。
我和她留下来望着小白狗。
“它脏透了。”姑妈低声说。“还在发烧。瞧，有伤……”
姑妈叫来一个女佣把它抱走，同时还吩咐给它吃的，第二天去看兽医。
“它能留在家里吗？”我问。
“它这个样子怎么能上街呢？”姑妈嘟囔道。“它的病好了才能上街嘛。得让它快点好起来，我不愿意家里有动物。”
接着，她又加了一句。
“你上楼睡觉去吧！”
她跟着抱狗的女佣走了。
我承认姑妈办事一向雷厉风行，要诸事都妥当；也承认她办事的能力和经验，这让她毋庸置疑地成为家事的主宰者，在她自己的权限内绝对自信，她认为唯一必须做的就是解决瑕疵，改正非故意性质但状态不良的错误。因此，小白狗的病必须痊愈。她要亲自负责此事，因为小白狗已经进入她的权限范围之内。她要亲自监督医生用绷带包扎小白狗的伤腿，当然要绑上橡皮膏和敷料保护起来；她亲自用消毒液给它清洗脓疮，弄得小狗呻吟不已。但姑妈肯定不予理睬，她相信，十分确信她做的一切都是为狗好。
事情果然如此。
小白狗留在家里了。我并没有看见它，但我熟悉家中各位的平衡关系，因为任何外来物的出现，哪怕它待在地下室，都可能在我们习惯的生活中造成一种不平衡性。种种迹象告诉我小狗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了。也许这迹象不好估量。有时，我看见姑妈戴着橡皮手套，端着一个装有红色液体的小瓶子。我去地下室欣赏大人刚刚送给我的自行车，在地下室过道上发现放有碎肉的盘子。有时我还听见一声可疑的狗叫声，声音很弱，大概是墙壁和楼板隔音的结果。
一天下午，我下楼去厨房。小白狗进来了，它浑身被红色消炎药染得像个小丑。女佣们毫不客气地轰它出去。我看到它走路已经不瘸了，它的尾巴从前是低垂的，如今像羽毛一样弯曲着，露出难看的臀部。
那天下午，我问玛蒂尔德姑妈：
“什么时候轰它走啊？”
“轰谁？”她问我。
其实她心里很明白。
“小白狗啊！”
“它还没好利落呢。”她答道。
后来，我本想追问，告诉她：小白狗就算没痊愈，可是肯定不妨碍它登上垃圾筒去寻找食物。可我没问，因为我想正是那天夜里姑妈输了第一局球之后，就决定不再玩了。兄弟们继续玩下去，她坐在皮沙发上，一一指挥该谁上场。忽然，姑妈把名字的顺序搞错了。他们稍稍乱了片刻，但顺序很快就恢复了，因为兄弟们拒绝情况不利下的偶然混乱。这在以前我也见过。
那情景仿佛玛蒂尔德姑妈不在场似的。她一如既往地在我旁边讲话。厚厚的毛毯一如既往地吸收了她双脚的声音。她的双手静静地放在裙子上——也许比以往更平静。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一个人心在别处而确定她是走神呢？她只是心不在焉，而她一一呼喊兄弟的声音则带有无用的意思，因为声音源于别处。
随后几个夜晚的情形也是一样的，被她那心不在焉几乎看不见的懈怠所搅乱。她彻底不参加击球游戏了，也不管吆喝兄弟轮流上阵的差事了。他们好像没有察觉，但也可能察觉了，因为每场比赛的时间缩短了。我发现兄弟们对她的尊重少有增加。
一天晚上，我们走出餐厅的时候，小白狗出现在过厅，加入了家庭的行列。兄弟们一如既往地在书房门口等玛蒂尔德姑妈先走，请她先进台球室。这一次，小白狗姿态洒脱地跟在她后面。兄弟们没有任何议论，仿佛没有看到它，像每晚一样开始玩球。
小白狗坐在玛蒂尔德姑妈的脚下，非常安静，活泼的眼神扫视着台球室，追踪着玩家的动作，好像这一切让它十分开心。如今它胖了，毛发发亮，全身从翕动的口鼻到时时摇晃的尾巴都显得活力充沛。它在家里有多长时间了？一个月？可能还多些。在这一个多月里，玛蒂尔德姑妈强迫它接受治疗，照料它吃睡，虽不露柔情，可是瘦瘦的双手十分聪明地修补好了它伤残的部位。是她治好了它的烂疮，面对它的痛苦和呻吟，她不动声色。它的腿已经痊愈了。是她给它消炎，喂食，洗澡；如今小白狗是健壮的生物了。
尽管如此，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能把小白狗与姑妈协调在一起。姑妈接受它，就像那天晚上我叔叔和父亲接受它出现一样，因为如果拒绝它来家里等于重视它，可对他们来说，它不可能那么重要。我看玛蒂尔德姑妈安静，深居简出，满足于接受这么一个不会乱碰她东西的生物；现在我们分摊地毯和空间的成员是六位啦。
一次玩球时，手笨的阿马多叔叔把白垩粉扔到了地上。小白狗立刻像被弹簧弹起来一样（与它过去流浪街头的习惯有关）向白垩粉块扑去，从阿马多叔叔手中抢走了他刚刚捡起来的粉块，叼在嘴里跑了。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玛蒂尔德姑妈仿佛突然融化了一样放声大笑，全身抖动，无法停止，有好几秒钟之久。大家都惊呆了。小白狗听见她的笑声，丢掉粉块，摇晃着尾巴向她跑去，跳到她裙子上。姑妈的笑声逐渐减弱了。可是阿马多叔叔受到了侮辱，离开了台球室，不看这由于荒唐东西的闯入而导致秩序崩溃的情景。我父亲和古斯塔沃叔叔继续玩球；现在最重要的是不看、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说、对任何事都装聋作哑，或许这样可以阻止事情的发展。
我不觉得姑妈的大笑是因为有什么可乐的地方。显而易见的是，一定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因素刺激了她。小白狗在她裙子上安静下来了。台球碰撞时的噼啪声，清脆而响亮，似乎在引导姑妈的手从沙发到裙子上，最后落到打盹的小白狗的脊背上。一看到这冷若冰霜的手落在了狗的身上，我便发现原来我没察觉姑妈的脸上还会有如此紧张不安的表情——一直以为是尊严——现在消失了，安详的神态让她的表情柔和了许多。我忍不住了，服从比毅力更强大的冲动，我走到她身边的沙发前。我盼望她用眼神叫我，或者冲我一笑。但她没有，因为她和小白狗刚建立的关系太排外了，那里没有我的位子。只有狗和她心连心。尽管我不乐意，我是局外人。其余的人，我叔叔和父亲是与世隔绝的，因为他们不理睬姑妈敢于接受的危险邀请。
五
我下午放学归来，就直接去了地下室，骑上我的新自行车，在院子深处窄窄的花园里兜着圈子，花园中央有棵白杨树和两把铁制的长靠背椅。墙那边，邻居家的核桃树开始展露淡淡的春色，但我不管季节的变化和春天的礼物，因为有更严重的事情要考虑。因为我知道不到盛夏不能把花园变成非去不可的地方，家里没人下楼，因此对我思考家中的事来说，这是最佳之地。
表面上看，家中没发生什么。但是，面对我姑妈和小白狗之间建立的奇怪关系，怎么能无动于衷呢？这就好像我姑妈辛辛苦苦为大家服务又甘心于简朴的生活之后，终于找到了知音，找到了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如同贵妇人之间那样，过一种充满热情和细心照顾的亲密生活。她和小白狗吃盒装的巧克力，那些纸盒用花花绿绿的带子包扎着。我姑妈在高高的玻璃果盘上摆放了橘子、菠萝、葡萄。小白狗望着她，好像在批评她的口味，或者是打算给她提意见。这就好像是她发现在这个共同分享快乐的活计中有个更宽松的生活领域，因此现在她面对这个新感情世界，别的一切都失去了重要性。
每当我从她房间门前走过的时候，就听见类似那天晚上推翻她旧生活秩序的哈哈大笑声，或者听见她在谈话——不是自言自语，而是跟一位交谈者聊天，可我又听不到对方的声音。这就是新生活啊。小白狗，那个始作俑者，睡在她房间的一个篮子里，是个精美的、女用的、照我看来简直荒唐的篮子。小白狗跟在她身后到处走，只有餐厅除外。对它来说那里是禁区，但它在外面恭候着女友，跟她去书房或台球室，根据我们的位置而定。小白狗坐在姑妈身边，或者是裙子上，时不时地交换着互相理解的亲密眼色。我觉得小白狗比我姑妈还强势，它经常向我姑妈展示或教授陌生的玩意儿。姑妈完全信服狗的经验了。
我常常想：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她一定要等到现在才终于超越自我、第一次在自己的生活中建立一种对话关系呢？有时，我看到她面对小白狗时举棋不定，好像担心有一天小白狗走了，丢下她一个人，让全部财富压在她手上。或许她还为它的健康担心？这太奇怪了。这些想法飘浮不定，好像脑海里悬着一些斑点，与此同时，耳边传来我的自行车轮子轧在小路沙石上的沙沙响。我脑海里清晰的意识则是很想大病一场，看看我是不是也能建立起类似的关系。因为小白狗的病是这一切的起因。没有这个原因，我姑妈绝对不会和它建立联系的。可我健壮得就像铁打的；再说显而易见的是我姑妈的心胸里一时只能装下一种爱；尤其是这爱正博大的时候。
我父亲和我叔叔们似乎没察觉到什么变化。小白狗很安静，逐渐地放弃了流落街头的举止，似乎有了与姑妈相般配的风度，但保留了母狗的全部性情，生活的艰难都不曾遮掩住它的好情绪以及冒险的爱好。父亲、叔叔们认为，接纳它比拒绝它更容易，因为假如拒绝它，那至少会危及他们的议论，甚至不愉快地修改他们的安全法则。
一天夜里，当柠檬汁罐早已放在书房靠墙壁桌上的时候，那里黑暗的角落都变得凉爽起来，所有的窗户都已经打开通风孔。我父亲一进台球室就猛然收住了脚步。
他望着地面吼叫起来：“这是什么啊？”
三个男子汉惊愕不已，驻足观看打过蜡的地板上有小小一摊狗尿。
古斯塔沃叔叔喊道：“玛蒂尔德！”
她走过来瞧了瞧，羞得脸红了。小白狗早已藏到隔壁房间的台球桌下面去了。我父亲向台球桌走过去的时候，看到了它，于是突然改变了方向，离开了台球室，后面跟着两位弟弟，三人回卧室去了，各自无声无息地关在自己房间里。
姑妈什么也没说。她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后面跟着小白狗。我留在书房里，手里端着一杯柠檬汁，望着夏日的夜空，听着、听着、焦急地等待远方轮船的鸣笛声，还有那座陌生、可怕、又令人向往的城市喧嚣的声音，它在星空下扩散开来。
忽然，我听见了姑妈下楼的声音。她出现了，戴着帽子，手里拿着钥匙，叮当作响。
“睡觉去吧！”她说。“我带它上街遛遛，让它大小便。”
后来，她又补充一句让我心颤的话：
“夜色真美啊……”
她出去了。
从那天夜里以后，姑妈晚饭后不再上楼给兄弟们掀被窝，而是去自己的房间，戴好帽子，下楼，一路上弄得钥匙叮当作响。她带小狗上街，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父亲、叔叔和我则留在台球室；天更热以后，我们坐在长靠背椅子上，耳听白杨树“刷刷”作响，眼望头顶上的晴空。大家一直不谈玛蒂尔德姑妈的夜间兜风，一直不以任何方式表示发现了自从一个打乱全部秩序的家伙进门后家里发生的某种重要的变化。
起初，姑妈在外面的时间最多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很快就回来跟我们一起喝点什么，议论些琐事。后来，她出去的时间无法理解地一再延长。她已经不是出于卫生原因带狗散步的贵妇人了；她在外面，街上，城里，有什么东西、强大的东西把她给吸引住了。我父亲在等候她的时候，时不时瞟一眼怀表；要是拖延的时间很长，我叔叔古斯塔沃就上二楼的客厅，好像把什么东西忘在那里了，从阳台上向外张望。但大家都保持缄默。有一次，姑妈出去的时间长得过分了，我父亲在两侧种有绣球花坛的弯曲小径上走了一次又一次，那些绣球好像蓝眼睛一样仰望着天空。阿马多叔叔打翻了一杯咖啡。我看着父亲和两位叔叔，盼望他们最终会发作起来，会说些什么，会表示焦急，以填补这一再延长的时间，玛蒂尔德姑妈不在家的时间。十二点半的时候，她回来了。
她笑着问道：“干吗还站着等我？”
她把帽子拿在手中，平时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现在变成乱蓬蓬的一团。我注意到漂亮的皮鞋外沿沾着一圈泥巴。
“出什么事了？”
“没事。”这是她的回答，以此永远抹杀了兄弟们干涉她私人时间（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还是乏味）活动的权利，因为现在这活动是她的生活。
我之所以说是她的生活，因为在她带着也沾了泥巴的小白狗上楼之前与我们在一起的几分钟里，我发觉她的眼神里有股兴奋劲，有股类似小白狗眼中的欢快躁动，仿佛刚刚看了从未见过的什么场面，而我们则是没有机会去看的。女主人和小白狗成了伴侣。夜色在保护她和它。那该是城市的喧闹，该是船只的鸣笛声：穿越码头、街道、工厂、公园上空进入我的耳中。
姑妈遛狗的活动持续了一段时间。如今，晚饭过后，我们立刻分手道别，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我父亲、两位叔叔和我都要等到她回家后才入睡。有时她回来很晚，晚得厉害，一直到曙光映照在我家的白杨树上才进家门。只有听到她关了自己寝室的门，停止了她在房中的脚步声（我父亲估算出来的）；或者某位叔叔的寝室窗户终于关上了，方才结束这并无危险的一夜。
有一次，我听见姑妈在上楼时已经很晚了，由于我觉得她好像在唱歌，唱一首轻柔的曲子，唱得十分甜蜜，我就开了门缝，窥视外面。我看到姑妈从我门前经过，她怀里抱着小白狗，脸色惊人地年轻、漂亮，虽说不大干净；我还看见她裙子上撕破了一块，心想这个女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将来会有好果子吃的。我提心吊胆地上了床，心想末日就要到了。
果然没错。因为一天夜里，就距离上次不久，姑妈晚饭后又出去遛狗，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家。
我们等了她整整一宿，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可她没有回来。次日，大家谁也没说什么，但依旧沉默地等待。我们静静地转悠，似乎并不情愿；家里的窗户开着，等待着她回来。从那一天起，恐惧打翻了兄弟三人脸上和谐的尊严，不久就让他们苍老了许多。
等我大着胆子问厨娘的时候，她回答说：“你姑妈旅行去了。”
可我知道这不是真话。
家里的生活依然如故，好像玛蒂尔德姑妈依旧生活在我们中间。不错，三兄弟依然经常在书房里碰头，也许是闭门说话，为的是冲破孤独、恐惧的大墙，释放出恐惧与怀疑的情绪。但我不能肯定。有个客人（显然不是我们这个圈子的）来过好几次，三兄弟闭门与这位客人交谈。但我想不是来传达关于她下落的消息的，或许只不过是码头装卸工工会头目来要什么事故赔偿的。书房的门太厚实了，太沉重了，我始终不知道玛蒂尔德姑妈在小白狗的带领下是不是在城市里迷了路，死在了某处，或者迷失在她和小狗都感觉特别神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