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从维拉克鲁斯火车站的列车上下来，那热烘烘的喧闹世界就把我闹得心烦意乱，它与我熟悉的一切完全不同。我有一种不舒服的预感：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里，一切都不会顺利。果然，一开始就不顺，就在站台上，我的一件行李丢了。接着，出租车司机耽搁了好久才找到我要住宿的旅馆。随后，在旅馆里，我跟经理发了火，因为我在旅途中就热切盼望的淋浴没有洗成，直到管道工检修之后才好。
解决了初来乍到的问题之后，我下楼到街上转转；为了喝点冷饮，我在街对面维拉克鲁斯主广场的一家商店的柱廊下落座。我心中的不安神奇地消失了，逐渐为视觉和听觉发现的一切而感到惊奇。此前，在沿墨西哥高原大大小小的城镇的旅行中，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想干脆结束游览，快些进入热带地区。从座位上，我看到的就是墨西哥热带风光啊。
忽然间，我的信心又恢复了——年纪太轻，只知温带气候的人的信心——相信在这片充满无节制行为的地方，我会毫无疑问地获得决定性的经验，比此前我知道的经验要丰富许多。这些经验近在咫尺，几乎伸手可得，仿佛我的手指触摸冰凉的高脚杯一样。
夕阳已经不照在街对面浅橙色大教堂的屋顶了。如同每个傍晚一样，乱云飘过小海湾的上空，从海上吹来温暖、潮湿的风。天越来越黑，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是一片鼎沸的喧闹声。流动的木琴声越来越响亮。衣着光鲜的姑娘们不慌不忙地漫步其间，半理不理地回应着男人的目光。男人们身穿白衣白裤，悠闲地聚在一起，炫耀着皮鞋，或者与小贩为面包夹菠萝讨价还价。在距离一个街区之遥的地方，街道游廊的后面，码头上的起重机在轰鸣，它们在装货、卸货，那些船只来自牙买加、伯利兹、梅里达、坦皮科、哈瓦那和利蒙港。
教堂咖啡馆虽然不处在广场最热闹的地段，却是维拉克鲁斯港最富有墨西哥特色的地方。黄昏时分，城里的工业家和政治家，带家属或不带家属的都经常光顾广场，为的是找某个熟人一面喝着冷饮一面闲聊一阵。那里还常常可以看到肤色发黄的糖厂主，他们是要去糖厂的，在这里转乘飞机，前往塔巴斯科、恰帕斯或者金塔纳·罗。很多美国游客来维拉克鲁斯观光，但很少有人迈进教堂咖啡馆，因为他们更喜欢广场那一侧更为繁华的旅馆游廊。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离开旅馆直奔这家咖啡馆而来。但是，我刚一落座，就失望了，因为听到邻桌传来的典型美国佬的鼻音腔调。邻桌是三位女性。乍一看上去，三人均无动人之处，因为已经上了年纪，也缺乏姿色。可我正准备换座位的时候，突然注意到其中的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妇女以为去墨西哥就必须佩带贵重首饰和穿鲜艳的长裙。她没穿那种服饰，不假装入乡随俗。她是三位中年长的，身穿草绿色裙子。她的面色是晒黑的，脸型优美，头顶是一团灰色乱发。我和她目光对视的片刻，她做了一个奇怪的表情：冲我嫣然一笑。随后，她若无其事地戴上眼镜，从包里掏出毛线和毛衣针开始编织起来，同时还继续闲聊。我没换座位，注意听三人的谈话。
她对墨西哥的事物、城镇、植物和人的评价朴实又有权威，她的职业是植物学家，在墨西哥生活了多年。她的女伴是来旅游的，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们与这位灰发妇女聚在了一起。她叫赫兰女士。
她对跑堂的说：“盖罗，给我再拿一瓶可乐来！”
“马上就来，盖罗。”
在墨西哥，“盖罗”是“金发”的意思，是用友好的语气说给那些看上去没有印第安和黑人血统的人听的。这个跑堂的小伙子绝对不是金发青年，可他肤色不特别黑，说“盖罗”就很自然了。我很想结识这位赫兰女士。她的微笑及流露出的平静神态表明她的生活和知识是我喜欢的那一类。
跑堂的小伙子给赫兰女士送来了可乐。喝完后她说，该走了，因为明天还要早起呢。女伴们纷纷问她去哪里，她回答说：去特拉科特拉尔班，那是巴巴劳阿班河上游的一个村庄，从阿尔瓦拉多乘驳船五小时可达。她对这个“蝴蝶河畔”的古老村庄说了好大一会儿工夫：该村位于原始森林中，与世隔绝。她极力要把那座村庄都回忆出来，结果她的一番话在我心头产生的意象，竟然让我觉得从餐桌上看到的一切突然显得平庸起来：广场上的棕榈树、游廊里的木琴乐队、乐师白草帽下面露出的微笑，只不过是吸引游客的庸俗广告的组成部分。我那时年轻，对自己的游客身份感到不好意思，希望自己成为受欢迎的人。也许赫兰女士的话能给一条出路。
她摘下眼镜、收起毛线活，随后又冲我笑笑，准备离开。她与女伴们一一道别。我望着她顶着突至的大雨渐渐远去，这场急雨把广场上的人驱散得干干净净。我回旅馆去了。我查了一下：阿尔瓦拉多距维拉克鲁斯有几公里远。我请服务员次日早晨叫醒我去乘公交车。
我一到阿尔瓦拉多，首先看到的就是赫兰女士。她正坐在出售水果和炸鱼的摊子旁边，身下是她的行李箱。她兴致勃勃地注视着工人怎样从驳船上卸下海龟。没人注意她，这并不奇怪，因为墨西哥有很多“老外”，但这个身穿草绿色长裤、神情十分好奇的女人，还是值得瞧上一眼的。至少她看上去比我奇特。我虽然模样不大引人注目，衣着也俭朴，镇上还是有许多人常常回头看看我，顺便无拘无束地说一声：“盖罗，再见！”也许是因为我观察过久，早晨这番五颜六色、人头攒动的景象令我眼花缭乱，那条缓缓流向地平线的大河风景令我倾倒。
驳船靠岸后立刻上满了乘客，人们纷纷在肮脏的遮阳布下寻找座位。许多人挎着篮筐，里面装着饮料。赫兰女士就在背包袱、抱孩子、挎篮筐的人群中落座。
我登上了甲板，因为不愿意遮阳布挡住我看风景的视线。我确信自己头上这顶宽大、柔软的维拉克拉鲁草帽足以抵挡似火的骄阳。
驳船起航了。我侧身靠在背包上，注视着那座以白色房屋以及棕榈和芒果树为标志的村庄渐渐远去。随后，只剩下阴沉的天空、湿漉漉的闷热以及线条粗犷的河岸。驳船缓缓前行，躲避着一层层漂浮的水莲花，留下一阵阵汽油味。
赫兰女士的喊声搅乱了我欣赏风景的兴致。
“先生，先生，下来！您会中暑的。”
我探身到遮阳布的边缘，回答说：
“放心吧，夫人，我习惯了晒太阳。再说，还有这顶帽子……”
“小伙子！”她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就是本地出生的人也不敢这么干呐！别犯傻！马上下来吧！”
她在身边为我挤出一个位子，周围全是乘客。赫兰女士不停地织毛线，织啊织，我猜不出她织的是什么物件。她平静地织着，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突然，她说了一句：“啤酒解暑最好不过。我去要两瓶。”
她跟船上的负责人要了两瓶。我俩举瓶喝了起来。接着，赫兰女士擦擦嘴说道：“我昨天在教堂咖啡馆看见您了……”
“对，下午我是在那里。是您启发了我来特拉科特拉尔班……”
“您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吗？”她一面问我，一面摘下眼镜，仔细看她的织物。“那是个神奇的村落。位于这条河边，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没有受到半点破坏。它四周全是原始森林和可可种植园，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办法就是这条驳船以及收获季节来运农产品的船只。”
“您现在住在村子里吗？”
“现在不住。从前住过特拉科特拉尔班。有好多年没回去过了。据说那里一点也没变。”
“为什么没回去过呢？”我冒着唐突的危险问了一句。
“几个月前，我丈夫去世了。只有现在我才能自由地来这里。他恨特拉科特拉尔班。他脑子里装满了痛苦的回忆，就不让我回这边了。他一死，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来看看在这座我一生中经历过最重大事件的村庄里，能不能找到某种重要的东西，让我度过余生。我和我的丈夫一样，都从事植物研究……”
她沉默了片刻，我发现她正在梳理思绪和种种激情。遮阳布垂下的帘子在她眼前摇来摆去。忽然，仿佛刚才是沉浸在往事的深海里，她一下子冒出来这样一个问题：
“您认识那种根据理论来生活的人吗？就是给每样东西都规定一个正确的名字和准确重量的理论，为的是用这种办法发掘出全部秘密的可能性。”
她好像用尽了提问的力量，因为她又重新沉默起来。但赫兰女士提问的声音反复在我耳边回响，仿佛驳船拖拉着她的话语。我不知如何回答，也不认为有必要回答。她在继续说下去时，声音变得比较平和了：
“我和我丈夫属于人类里完美的典范。他和我都来自富裕家庭，父母都与美国科学界、知识界有密切联系。我俩是同学，相识的地方是一所地方不大、名气却很响的大学。他叫鲍伯，从认识他起我就很钦佩他。他是全系最棒的学生；另外，他个子高，一头金发，直到去世前还很漂亮。从事研究的年代里，我俩一道工作，一道思考，配合得很好。那时我俩确信世界上没有比我俩更阳光、更健康、更聪明的人了。家庭纽带是荒唐的；种族和等级的偏见是愚蠢的；只有科学是唯一重要的；而普通常人是无聊和庸俗的。毕业后，我俩结了婚。我俩应有尽有：美貌（小伙子，您别笑！年轻时我也是美人啊），文化，智慧，健康，因此在我俩清晰设计的生活里没有什么不快。让我俩感兴趣的是实验植物学。我俩的观点有创意，又有学术价值，那所大学聘我俩做助教。
“您了解美国一所小型大学的生活吗？那您很快会知道那样的生活环境对我俩这样的人来说实在是最好不过了。白天，我俩热情地投入工作，傍晚去老树林里散步，给草地上的松鼠喂食，跟熟悉的小伙子们打招呼，眺望树林后面学生宿舍灯光通亮的窗户。时不时地我俩也参加聚会，总是穿上我俩最好的衣裳。会上谈政治、科学、图书，或者谈论这个小圈子里的新笑话。我俩的得意门生每周来看望我们一次；我俩请他们喝茶，表明我们也是懂人情世故的。
“我俩的大学生活有几年之久，很幸福。后来，我俩迁居到纽约，接受了那里为我们安排的职务。起初，我俩在那座大都市里感到非常孤单，想一心一意投入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可纽约是个能吞下最后一点谦逊的魔鬼。鲍伯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调研工作，其结果后来很晚才被评价为严肃、深刻、困难的事业。与此同时，我禁不住诱惑，为一些伪科学杂志写些科普文章，因此迅速成名。人们认为我是个才华横溢的女性，却嫁给了一个不起眼的男人、一个书呆子、一个一事无成的人。我也开始相信这些言论，开始厌倦起丈夫了。我收起了校服和乡下衣裳，去找高级女时装设计师了。穿着绫罗绸缎让人看，接受所有人赞赏的目光，这是一种冒险。我越来越疏远丈夫，他也一样。可是在彻底决裂之前，我发觉自己怀孕了。娃娃出生了，可一周后就死了。这就越发让我疏远丈夫，投身到大家所说的‘生活’里去了。我觉得自己很满意这种生活方式，认为既然成了文明人就不能限制自己的爱好。我以为这下子可自由了，我把全部责任都扔到脑后去了，但内心深处却备受良知的谴责，因为自己做不了鲍伯所进行的那种高端研究。
“一天夜里鲍伯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九个月后，我又生了一个男孩，是鲍伯的儿子。就在这个时候，鲍伯应墨西哥大学的邀请，去做终身教授。我不知该如何是好，但是抓住了儿子给我俩提供的表面联系，投奔丈夫去了。鲍伯从事的科研工作极为光彩照人。而就在这期间，在墨西哥的头十年我没下决心离婚，但那危险的嫉妒心理让我终于彻底地离他而去。
“与此同时，我决心把我儿子培养成伟人，现在看来这是一种为自己解闷的游戏。那时我认为儿子应该从小就独立思考和按照自己的爱好活动，应该完全摆脱种种妨碍他生活的愚蠢思想。我儿子很漂亮，大眼睛，蓝眼珠十分明亮；形状完美的脑袋上长着丝绸般光洁的金发。
“我儿子叫麦克。他九岁时，鲍伯不得不找个绝对安静的地方写一部著作。这是根据他多年在教学和实验中积累的大量资料要写的书。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书。有个朋友建议说，特拉科特拉尔班村是最合适的地方。那部著作也许会是鲍伯的毕生之作。虽说我没兴趣跟一个我不爱的男人埋葬在原始森林里，但我认为那部著作会为他赢得荣誉，而我又不想被排除在这个大制作之外，这两个原因促使我跟他前往。
“我觉得这条驳船就是二十年前我们第一次乘坐的那同一条。就算我们此前在墨西哥旅行过很多地方，但是发现一个有两千居民的村庄居然在密林深处用舶来品修建起一座大教堂，实在是件神奇的事情。条条小巷长满了野草，两侧是一排排平房，门廊上刷了玫瑰色、黄色、蓝色和绿色。这条河悄无声息地流经木码头、香蕉树、芒果树和棕榈树，带走了一片片蓝色的风信子花。一座座可可种植园和再远处的原始密林包围着这座河边的村落。家家户户的庭院里，种植着红色的郁金香，好像灯笼一样支撑在草丛中，一入夜，就挤满了萤火虫。院子里还有鹦鹉笼，屋前有回廊；妇女脚踏木屐在屋内光洁的瓷砖地上走来走去。
“哎，开头的那些日子，真好哇！这记忆之美可比第一次看到的还要刺眼！那位阿玛达·巴斯盖斯是老古董啊！在她那印第安人的眼睛里，混杂着魔幻、难分辨的宗教信仰以及恐惧的神情。她至今还活在世上，好像在嘲笑时光的流逝；而我则重返她的住宅，仿佛那里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她那玫瑰色的庭院、那永远摇摇晃晃的摇椅、那些迷雾般朦胧的蚊帐，那些干净、浆洗后平展的床单，都依然存在。过不了几个小时，我就又将见到它们啦！那只鹦鹉还活着吗？我儿子麦克还教过它几句英语呐！它还在那后院面向这条河的私家小码头旁的大水缸上跳来跳去吗？
“就在我们全家上岸的同时，前来围观驳船到站的人群立即靠近了我们，一看到麦克就都惊奇地喊叫起来：‘盖罗！盖罗！’一位妇女伸手摸摸我儿子的金发。我可以自豪地证明：麦克没害怕。
“我丈夫说，他只看了一眼，就爱上了阿玛达·巴斯盖斯。她是个小巧的女人，肤色发黑，像个蜚蠊，走路飞快，可好像没有迈步。她年事已高，躯体萎缩，长长的细辫子花白相间，脸上的皱纹像是树皮。她把房间出租给贵客。可我们太喜欢她的住宅了，就恳求她把整幢房子出让给我们，连同她本人的服务。阿玛达那时单身，以给教堂做白袍为业。不知道有多少次我看见她那双黝黑的手在洁白的麻布上拆毛边、绣复杂的图案、添加流苏和穗子。在炎热的下午，她常常坐在住宅门廊上的一把藤制摇椅上。过往的行人都尊敬地冲她微笑致意。这套住宅是德拉拉家族几位小姐遗留下来的，那几位小姐作古已久，她们心地纯洁，为了奖励阿玛达侍奉多年而把住宅赠送给她。假如阿玛达去世，住宅应交给教会支配。
“我们不久就在阿玛达的住宅里安家落户了。麦克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我们的女房东，整天跟在她身后忙来忙去。此前，我们在墨西哥城一直不同意送儿子上学，因为担心他养成偏见。我们自己教儿子学些初级教育必学的知识。可眼下他马上就要满十岁了；如果他能跟村子里的孩子一道在特拉科特拉尔班公立学校上课，那可就太好了。儿子应该学会公正、平等的观念，这是我俩都非常在意的。
“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周，我送儿子去学校。接待我们的女老师是伊达尔戈女士，她说很荣幸接受一位‘盖罗’加入本班的行列。那天上午我亲自送儿子进教室。麦克在教室中间一个空位上坐下的时候，伊达尔戈老师命令在第一排坐着的一个孩子换到后面麦克的位子上去。我不让她换位，还特别强调说：伊达尔戈女士，我希望您别让我儿子享受特殊待遇。
“儿子那模样实在是太美了。看到他坐在教室中间，四周是些漂亮的孩子：黑皮肤，大眼睛活泼灵动，像一群黑色小虫纷纷回头看麦克。我儿子则天真地微笑：他与众不同，又很出色。
“麦克下午放学回家，我吃惊地看到他进家门的头一件事就是回自己房间脱鞋。
“‘你干什么呐？’我好奇地问他。
“‘我是唯一穿皮鞋上学的人。’他回答说，有受到羞辱的口吻。‘皮鞋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