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  沉  樱

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绝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是山东人的脾气吧！

——沉樱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秋天，

当黄叶，或尽脱，或只三三两两，

挂在瑟缩的枯枝上索索抖颤——

荒废的歌坛，曾是鸟儿合唱的地方。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暮霭，

它在日落后向西方徐徐消退：

黑夜，死的化身，渐渐把它赶开，

严静的安息笼住纷纭的万类。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余烬，

它在青春的寒灰里奄奄一息，

在惨淡灵床上早晚总要断魂，

给那滋养过它的烈焰所销毁。

看见了这些，你的爱就会加强，

因为他转瞬要辞你溘然长往。

识得他，是因为这首十四行诗。看过很多译本，只有他这首不论韵脚、用词还是神韵都与莎士比亚的原作极为贴合。从此记住有这样一个诗人、翻译家叫梁宗岱。而后知道他有一位太太，有着极美的名字，叫“沉樱”。

他们相遇之前，各自有过一段婚姻。梁宗岱早年在老家，因父母包办娶了同乡何氏为妻。接受新思想的梁宗岱根本无法忍受这种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旧式婚姻，所以刚结婚便出了远门，多年不曾回家。当他在北大教书时，何氏突然找上门来，在学校大闹一场。可是梁宗岱根本不承认这种包办婚姻的合法性。结果，何氏直接找到当时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让胡适对梁宗岱大为不满。最后，何氏还将梁宗岱直接告上法庭，从而让这件事闹得全校乃至全北京城都沸沸扬扬。而身为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直接站到了何氏的一边，为她辩护，最终梁宗岱败诉。他愤而辞职，离开北大。

沉樱早年在复旦大学读书。在学校时，她参加了复旦剧社。因缘际会，认识了马彦祥，并与他合演了意大利哥尔多尼的喜剧《女店主》，一段恋情浮出水面。相识相恋不过半年，两人便结了婚，还生有一女，名为马伦。这段闪电般的婚姻很快就闪电般结束了。当时上海正值白色恐怖，左翼作家马彦祥为了避风头，跟着剧团去北京巡演，谁知遇到团中一位名为白杨的女子，竟移情别恋，这段婚外情一传开，毕业后专职创作的沉樱就立即与马彦祥终止了维持一年半的婚姻。人们把一年多的婚姻称为“纸婚”，果然如纸，一捅即破。

虽然婚姻失败，沉樱的创作却到达了高潮期。她的小说才华开始在四处的报刊杂志上小露头角。她终于让人知道，这个世上有个叫做沉樱的人，这个人有着小小的才华。后来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刚从法国归来，在北大担任教授的梁宗岱。其时，二人对彼此的名字已经很熟悉，因着同在《小说月报》发表文章的缘故，也对彼此有着小小的钦佩和向往。

最初，他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只能靠书信往来，从畅谈诗文、翻译到互诉衷肠。如今回首这一生，文学始终是他们之间不断的纽带，即使日后劳燕分飞，远隔重洋。

后来沉樱迁居北平，两人的恋情正式开始。他们都对文学有狂热的爱，他们都在过去的婚姻中受过伤害。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两人又都从事翻译，这本是最完美的结合，他们能够站在同一高度并肩眺望世界，也能够相依相偎互相抚平伤口，这一切根本大于爱情。

梁宗岱离婚后，又辞去北大的教职，生活上滑入了低谷。于是就决定去外面呼吸下更自由的空气。因为同对日本文学的喜爱，两人决定去日本住上一年。到日本后，他们同居于叶山。

在日本这一年可以算是他们十年生活中最特别的一年。他们四处游历之外，一边学习日语，一边从事写作和翻译，还认识了很多诗人和作家，其中就有草野心平和巴金。从沉樱《在日本过年》《我们的海》等散文中便可一窥他们的生活。二人居住乡间，人烟稀少，连邻居都没有一个，除了写作学习之外，两人最大的消遣便是去海边散步，和经营“我们的海”。他们在玻璃鱼缸里铺上“一片平沙，几点乱石”便成了“我们的海”，而每天的海边散步便成了对小动物的采集，将采集来的大海小动物放进去，遇到不认识的生物，还会翻书查字典，完全把这当做一件大事来经营。

他们的生活不仅仅有这些小小的甜蜜和宁静，各自的创作还都有了新的进步，梁宗岱很重要的一本译诗集《一切的峰顶》便是在日本这一年完成的。就像几十年后的女歌者所唱：

我最快乐那一年

是你陪我经历一切

什么都生动又强烈

有真正在活着的感觉

我们最快乐的那一年

像浓缩了最精华的时间

短暂却永远是火焰

在情绪冰凉时暖和心田

也许遗憾和年轻

总绑在一起

不容许一点委屈

等放手才懂惋惜

静下心来发现过去大半是甜蜜回忆

第二年，他们离开日本。梁宗岱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执教英文系。在天津，沉樱与梁宗岱正式举行了婚礼。婚后的沉樱闲居家中，生活只有读书、家务，偶有所作，便是于193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作家》。

到达南开，他们二人算是正式结束了从前波折无定的生活。在南开，有稳定的薪水，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而且经常有各界名人往来。他们二人很多一辈子的朋友都是在此时相熟的。这样的环境显然让梁宗岱和沉樱都乐而安之。

就在“七七事变”发生的前两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梁思薇出生。日本的铁蹄踏进天津，连学校也不放过，他们炸平了南开的多栋校舍和教学楼，将南开40年的基业毁于一旦。

彼时，梁宗岱去了南方。沉樱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和梁宗岱的弟弟梁宗巨躲进租界才幸免于难。后来，梁宗岱想法设法混过日军检查，终于将他们带出天津，一同来到上海。

失了生活来源，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他们最后决定回到广东新会，梁宗岱的老家。奈何广州也被袭击，万般无奈，只好来到广西百色。沉樱在百色谋到了教职，梁宗岱便一个人来到了桂林，进行剧本创作，以此激励人们团结抗战。梁宗岱幼时起便好斗、善辩，性格任侠、热血，即使浸淫诗书多年也未能改变。抗战开始他屡次想去参军，虽然未能成行，却也未能让他停止抗日的念头。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彼时，西南联大迁往昆明，正在招聘老师，因与胡适等人结怨已深，梁宗岱拒绝了邀请，反而接受了要迁往重庆的复旦大学的邀请，跟随复旦大学撤退到重庆北碚。从此，他们开始了数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他们最先住在重庆郊外北温泉的“琴庐”，在此遇见了他们的好邻居——女作家赵清阁。幸得与赵清阁成为邻居，沉樱的写作才能终没被庸常的生活淹没。如今她的散文代表作《春的声音》、《我们的海》都是被赵清阁逼着写出来的。

随后，他们与赵清阁合租了一幢二层楼房，沉樱梁宗岱住一层，赵清阁一人住二层。最后为了方便梁宗岱上课，他们又搬到复旦的宿舍，与众多复旦学人往来，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梁宗岱在复旦大学是个非常受欢迎的著名教授，他的课座无虚席不说，旁听的同学也极多。“梁宗岱时常穿英国式西装短裤和长及膝头的白袜，潇洒地慢慢走向教室。而他饲养的一只山羊，像狗一样，温顺地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一直跟着他走进课堂，便自己转身回去。”后来他的学生这般回忆说。

比起梁宗岱的意气风发，沉樱的生活就单调许多。在重庆这些年，能得到的书极少，沉樱反复翻看的不过就是本英文《伊索寓言》和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又因为家务所累，她写作极少，翻译一事也只存着个“希望将美的英文变成美的中文”的念想。但是，沉樱心里是不甘的，她不甘就这么顶着“梁夫人”的称呼，一路庸常下去。可是，沉樱追求创作的想法一旦出现，家中的很多事便不能一一周全，问题也就不断出现。夫妻二人又都是硬脾气的人，所以经常发生口角，感情也慢慢出现了裂痕。就像一句古老的诗：“我的少年是托付给你的，然而我们终究因太过相像而分离。”也许就算没有其他人，他们也只剩一条路可以走。

思薇在回忆父母在一起的情形时，说：“小时候，我经常听到父母亲吵架。即便没有甘少苏，两个人也未必合得来。母亲看不惯父亲那种爱吹嘘的性格，有时不免说他，两人就会吵嘴。两人在一起时，吵吵闹闹不停，一旦分处两地，却频繁地书信往来。应该说，两个人是有真感情的，父亲对母亲的为人也很尊重。母亲只是不喜欢父亲爱吹牛这一点。甘少苏自然会顺着父亲，还可能会捧着他。他们当然就吵不起来。父亲当时是不在乎我们三姐弟的，说没有孩子可以再生，后来结果就没有孩子。”

后来，沉樱说起与他分开的缘由：“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沉樱是一个能在文学艺术上与他携手共进的人，他们志趣相投，品位相近，却又一样的倔强，谁也不肯为谁牺牲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但是甘少苏不同，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一生飘零孤苦的她，虽不懂他的世界，他的文学，但她懂得服软，懂得从低微处仰视他，成全他，“时时处处为他鼓掌喝彩”。对于梁宗岱来说，这样的女人更适合。

而回头检阅女作家的一生，会发现：和梁宗岱辗转流离这些年，对沉樱来说，她的创作是一块不毛之地，几乎没有收获。但她又是这么刚烈倔强的一个人，不允许自己淹没在人群里，活得不够丰盛。

“在走和留之间，日子摇曳，

沉入透明的爱。

此刻，环形的下午是片海湾

世界在静止中摆动。

一切都清晰可见，一切都难以捕捉，

一切都近在眼前，一切都无法触摸。

纸，书，笔，玻璃杯，

在自己名字的阴影里栖息。

时间在我的庙宇震颤，重复着

永恒不变的血的音节。

光将冷漠的墙，

变成幽灵般的反光剧场。

我发觉自己处于眼睛的中央，

用茫然的凝视望着自己。

瞬间在弥漫，一动不动，

我留，我走：我是一个停顿。”

他们到重庆几年后，梁宗岱的父亲病逝，他回去奔丧并处理家族产业。父亲离世的伤痛固然深沉，却也给梁宗岱的人生转折埋下了伏笔。本来安顿好的家中产业继承之事，却所托非人，为了不让父亲一生的血汗流于一空，梁宗岱辞去了复旦大学的教职，回到百色亲自管理家中产业。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兄弟友人一起去看了场粤剧。本是无限看低粤剧的人，却在正花甘少苏亮相时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在看了甘少苏多场演出之后，他为她的演技彻底折服，不禁好奇她的人生，而就是这种禁不住的好奇，改变了三个人的一生。

自此，他开始倾听她的遭遇，关心的她的生活，每晚都出现在她的戏台下。他们的交往渐渐密切，她饱经风霜的心灵又有了暖，有了希望。而他也因为她的存在而诗意汩汩，热血沸腾。

只是，天真热情的人往往是感情先行，从不计较事情的后果。梁宗岱就是这样的人。他生就一副侠义心肠，少时好斗，有“翻天郎”之美称，故性子暴烈，反而不像读书人。正是这种任侠的性格让他在听闻甘少苏的凄苦遭遇时，按耐不住地血气上涌，同时又对她的遭遇倍感同情与惋惜。他自告奋勇救她脱离苦海，不但为其砸下重金，还上演了一场“全武行”。当时，《广西日报》还写了“梁宗岱教授为一个女伶大演全武行”这样的报道。

从此，这个侠义诗人便陷入了激烈的生活漩涡中，只是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可谓进退维谷，他本意是为了“她的艺术前途”，却做得太过了。一种逾了度的感情注定要让人吞下更多不得不吞的苦果。而且，在重庆，他是有沉樱和两个孩子的。

这般轰动的情事，即使远在重庆，沉樱也是有耳闻的。她没在人前表现出什么，也不想等他的托词和解释，径自带着两个孩子投奔了自己的妹妹。杜拉斯说：爱是爱消失的过程。昨日爱笃情深的，今天劳燕各自飞，只剩下曾经相爱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