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婚，张允和周有光就一起去日本留学。后来因为允和怀孕，又匆匆回来了。1934年4月30日，他们的儿子晓平在上海出生。正好是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第二年，女儿小禾也出生了。儿子用的是周耀平的“平”字，女儿用张允和“和”的同音字。

当时在上海，周有光一面在大学教书，一面又在银行工作，张允和在上海光华实验中学教书。因为写文章是她的兴趣，她又有着天然的才气，就兼了个为报纸编副刊的差。新婚的生活顺遂圆满，又得一儿一女。不久，他们举家搬回了苏州。

新婚的生活在他们两人的回忆中都是美好的，可以从他们的文章略见端倪：

“抗战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苏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苏州一个大家造了房子，他们的孩子都在外国，房子没有人住，就租给我们。那个地方叫乌鹊桥弄，大门外面有一片田，农民种玫瑰花，我们大门一开，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玫瑰花干什么的呢？放到茶里面，叫花茶，玫瑰花茶。种花的农民叫花农，花农有钱。苏州的生活还是比较好。打仗以后，苏州就不行了。水乡的苏州也没有了，城里原来是一条一条的水。不仅是苏州、杭州，江南城里都是以水路为干线，以陆路为支线。我们家是后门在水上，前门在岸上，因此有许多桥，苏州有两百多座桥。……”

只是，无法自定旅程的人生常常如风卷的浮云，变幻莫测，然而旧式的读书人自有嶙峋骨，断不会因时代的风云而让自己堕下去的。

抗战开始了，十年间，他们全家辗转在芜湖、合肥、官亭、圩子、汉口、重庆、成都、宜宾、江安、南溪、西安等地避难。然而尽尝颠沛流离还不算，父亲去世，爱女夭折，儿子被流弹打中，仿佛命运将世上最难的题统统交给了他们。

一个人的千回百转，只是爱，只有两个人共同经历千回百转，才是爱情。在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后，抗战终于结束，他们的生活也渐渐安定，所有的伤痛也渐渐平复，重要的是，他们始终携手相依。

1946年底，在新华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被派驻美国，张允和便随他一同前往美国。工作结束后，他们没有立刻回国，而是开始了他们的“环球航行”，从美国出发，再到英国，然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缅甸，最后到香港。直到上海解放后的第八天，他们才乘轮船回到了祖国。

“我活在爱的光里，我活在你的光里。”

解放后，周有光在复旦大学和上海经济研究所担任教授，张允和在上海一所高中当历史教师。后来因她写了一篇关于修改历史教材的长论被辗转送到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就聘她过去做编辑。

但是直率固执的性格让她无法适应这份工作。“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她被莫名其妙打成老虎。整天就是写检查,不吃不喝不睡,患上了齿槽骨萎缩,一口好牙全掉光了。从此“快嘴张允和”变成了“掩口葫芦”。

既然工作无以为继，她就下岗回家，做了46年的家庭妇女。1955年，周有光被邀请参加国家拟订汉语拼音方案及文字简化等工作，张允和就随周有光来到北京定居。

张允和后来回忆说:“‘塞翁失马’,时间越长我越体会到这是一种幸运,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好巧不巧的是，当他们来到北京才发现“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在同一个院子。旧地重回，那些受过的委屈也一起回来了。她吵着要走但是没走成，没想到这次“塞翁失马”,却让她结识了一生中最后一位老师,也是她最尊重的恩师——俞平伯。也算是因缘际会，1956年，张允和与俞平伯共同创办了北京昆曲研习社。从此，她潜心研究昆曲艺术，记昆曲日记，编昆曲灯谜，还不时登台表演。自幼热爱的昆曲艺术成了她一生的事业。

日子就这样流水般淌过，不快也不慢，无风也无浪。1959年国庆节，他们的孙女出生，取名周和庆，既有“举国同庆”之意，又是对失去的女儿小禾的暗自纪念。

1993年，他们的重孙出生，取名周安迪，小名安安。

四代人，四个名字：周晓平、周安迪、周有光、周和庆，连在一起正是“平安有庆”，所以张允和写家书的信末常常会落上“祝平安有庆”。这四个字寄托了她心中对家人的祝福和希望。

“人得多情人不老

多情到老情更好”

一个人和自己相处了几十年的人能相伴得这样好，不仅仅靠智慧，更是一种难得的幸运。遭遇过丧女之恸，抗战时又差点失去了儿子，在批斗最紧的时期，她也好几次频临绝境。虽然张允和的人生是四姐妹里最坎坷的，但她却有着七十年举案齐眉的幸福陪伴。

周有光说：“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所以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

他们两人生活中逸事多多，因为他们心中存着爱和希望，对彼此，也是对生活。

周有光93岁、张允和89岁时，他们两人补拍过一次婚纱照，周有光在照片上题了一句“人得多情人不老”，张允和则在旁边题上“多情到老情更好”，这两句话写尽了他们多情的一生。

张允和有一个著名的“三不原则”，即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与老伴的“三不原则”相唱和，周有光有个三“自”政策，即“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

1999年，90岁的张允和先后出版了《多情人不老》、《最后的闺秀》和《张家旧事》三本书，一时掀起文化圈内人士热议的浪潮，各类读者也对张家和他们的爱情津津乐道。她曾自豪地说：“我现在比周有光还有光！”也许真的像张允和说的，她是属于大器晚成的人，要“晚”到90岁时才能“成”。

“总有一天，我要在别的世界的晨光里对你唱道：‘我以前在地球的光里，在人的爱里，已经见过你。’”

1906年1月13日：他出生；

1909年7月25日，她出生；

1925年相识，她16岁，他19岁。

1928年相恋，她19岁，他22岁。

1933年4月30日结婚，她24岁，他27岁。

1934年4月30日儿子出生，她25岁，他28岁。

1959年孙女出生，她50岁，他53岁。

1993年重孙出生，她84岁，他87岁。

2002年7月，她93岁，他97岁。

2002年8月，张允和心脏病发，安然离世。

棺材中的她身着她最喜欢的紫衣，盘了二十多年的发依然一丝不乱，闭目安睡，神色平和。她的骨灰撒在西郊永定河畔雁翅镇观涧台山中，在那里还种了一棵小小的枫树。因为她曾说过最喜欢由绿叶变成红花的枫叶。

张允和走后，周有光在她的遗著《浪花集》出版后记中这样写道：“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后来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现在，她走了，把多情带入另一个世界；他还在，每天喝茶、读书、散步，还要不断地推出新著，正如他在《百岁新稿》的“自序”中所言：“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最后一本书。”如今他以109岁的高龄坚定驻守在这片土地上，保持自己清醒的目光和声音，和她在的时候一模一样。

愿天下其他的读书人能像他们一样：心无二心，意无二意，明始明终，了己了人；愿其他的有情人也能像他们一样：长相厮守，不负斯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