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人

秋白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

之华:

临走的时候,极想你能送我一站,你竟徘徊着。

海风是如此的飘漾,晴明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六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的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桅樯,像是依恋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鞅掌。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

独伊想起我吗?你一定要将地名留下,我在回来之时,要去看她一趟。下年她要能换一个学校,一定是更好了。

你去那里,尽心的准备着工作,见着娘家的人,多么好的机会。我追着就来,一定是可以同着回来,不像现在这样寂寞。你的病怎样?我只是牵记着。

可惜,这次不能写信,你不能写信。我要你弄一本小书,将你要写的话,写在书上,等我回来看!好不好?

秋白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瞿秋白善治印,水平极高,当时很多人都以得到一方他刻的印章为荣。为了纪念自己和杨之华的结合,他刻下一方“秋之白华”印章,并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后来,瞿独伊在回忆中提及:“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有人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纳入到时间里去,固化到物品上去,你拥有的东西,你所有的人,最后都是落在物品上了。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一生便是落在那方“秋之白华”的印章上了吧。

他们一起转过一个又一个革命区,一起去苏联学习,一起给爱国的学生上课,也一起为那些牺牲的战友伤悲,他们的命运因为革命,因为爱情紧紧交缠,只有死亡能将他们分开。

毕竟,只有一个世界

为我们准备了成熟的夏天

我们却按成年人的规则

继续着孩子的游戏

不在乎倒在路旁的人

也不在乎搁浅的船

然而,造福于恋人的阳光

也在劳动者的脊背上

铺下漆黑而疲倦的夜晚

即使在约会的小路上

也会有仇人的目光相遇时

降落的冰霜

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

有你和我,还有很多人

革命与局势的风云变幻总是很难预测,而革命时期的爱情在风云变幻中,更是难以为继。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的人生里更多地是被战争、颠沛、流离所占据。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期,杨之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了30年代初,他们被密召回国,谁知不久就遭到王明等人的迫害。瞿秋白离开了领导岗位,杨之华担任的中央妇女委员的职务也被撤消。

由于两人都被排除在组织之外,经济上也受到制约,瞿秋白只好捡起“老本行”,转入文学艺术界。他本就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久便与鲁迅等文人结为亲密战友,一同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做贡献。

即使退到外面也总有人不放过他,从1933年9月起,全党开展对瞿秋白的批判,污蔑瞿秋白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但是不久之后,又指派他去执行任务,这次的指派不但仓促起急,而且不许他的妻子杨之华同行。这让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陷入了生活上的困顿。

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带领一支小分队加入了福建闽西山西游击队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瞿秋白因长期患肺结核,翻山越岭难以支撑而被敌人逮捕。据瞿独伊回忆,根据蒋介石密令给父亲照相以验明正身的人曾很感慨地说:“瞿先生与行刑者走在一起时全然不惧,竟分不清谁即将是杀人者,谁是即将被杀者!”在父亲就义前夕,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派了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到长汀监狱去劝降,企图用亲友之情去打动父亲。父亲回答:“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带来长期的耻辱和痛苦。”

“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接着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每次看到上面这段话,我都不禁暗暗思索,只有那时代的人才会连死亡都这般充满诗意吧。这是一个行走于黑暗,却给人以光明的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能不堕尊严。

当时,有一位身在现场的记者写下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作为报道: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瞿秋白“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瞿秋白说罢此话,坦然正其衣履,到公园凉亭前拍了遗照——他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在狱中,他写下《多余的话》,书中他勇敢地将自己全然剖开,从革命到生活,全然坦白,莫说在当时,纵古观今,怕也没人有这等勇气。

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

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

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

念此际你已回到滨河的家居

想你在梳理长发或是整理湿了的外衣

而我风雨的归程还正长

山退得很远,平芜拓得更大

哎,这世界,怕黑暗已真的成形了……

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没有再嫁。虽然她外表单薄柔弱,但内里却是年轮久远,质地坚韧的。在那样的时代里,虽知不易,她也不再求什么依附或陪伴,只是曾经沧海,用她自己的话说:并不是由于自己的封建,而是自己感到没有人能够比瞿秋白对自己更好。那个最好的人从自己的生命中半局而退,这盘棋就此不下,也便罢了。

是的,如未有爱如山之记得,便不会有爱如海之遗忘。他们是夫妻,也是战友,这双重的情意,如山,如海,一旦记取,便再难忘。

像那位对释迦牟尼许下“若你离去,我绝不哭泣”誓言的妙德女,杨之华一个人一边照顾女儿,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同时还要不懈寻找瞿秋白的骸骨。长达20年的寻找,她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自己至爱之人的骸骨,并将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后来,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

从此后,山高水远,而杨之华对瞿秋白的深情和记忆却一如往昔,对她而言,爱人已然是一方印在她心上的红色戳记,一旦落下了印,便是结了同心,永不分离,直到生命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