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醉天使》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公映，那时，第三次东宝罢工开始了。

我完成《泥醉天使》后立即去了秋田。刚给父亲做完法事，就为罢工的事被催了回来，卷入了罢工的旋涡。

现在看来，我觉得和小孩子吵架差不多——两个孩子为争一个玩偶吵了起来，结果把玩偶的头和手脚拧了下去。

这两个吵架的孩子就是公司和工会，玩偶就是制片厂。

这次罢工是从公司开除职员的攻势开始的。这场进攻的目的是把制片厂工会中的左翼力量赶出去。十分明显，这件事从上一年十二月开始就作了精心安排，公司更换了首脑人物，把破坏罢工的专家安插在主管劳务的岗位上，解雇对象集中在左翼工会会员。

事实上，制片厂工会左翼力量强大，有一时期曾经大喊大叫要参加生产管理，有许多过火的行动。但是，公司发动进攻的时候，工会已经接受了以导演为首的电影制作部门的批评，停止了过火的行动，电影制作也已经开始进入正常轨道。公司的攻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发动的。这对刚从第二次东宝罢工之后的荒凉境况中重建立足之地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又一次莫大的打击。我觉得公司这种做法绝不是明智的。

有一桩愚蠢的事，直到今天我还难以忘怀。那是在我们这些导演向新任社长陈述意见时发生的。

新任社长听了我们的意见颇为动容。恰巧在这个时候，工会会员的示威游行队伍拥到会议室的大玻璃窗外，而且高举红旗！

万事休矣！这简直是挥舞一块红布给斗牛场上的牛看。

这位社长一看见红旗，再怎么说都没用了。

长达一百九十五天的大罢工开始了。

在这样开始的大罢工中，我得到的只有痛苦的经验。

罢工期间，东宝制片厂工会再次分裂，退出工会的人加入上次罢工分裂出去的人组织的新东宝。势力大增的新东宝企图夺回东宝制片厂，因此，东宝制片厂成了美日决战的瓜达尔卡纳尔岛。

新东宝的队伍每天蜂拥而来，守卫东宝制片厂的员工为了保住制片厂，加强防卫，整个制片厂成了一座要塞。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纯粹是儿戏，而且相当滑稽，当时可是十分认真地对待。

凡是能从外面进来的地方都架上了铁蒺藜，安装好拍片用的照明灯，以防夜间偷袭。

更厉害的是前门和后门的警卫把拍片用的吹风机搬来安装好，像大炮一样对着前后门，还准备了大量辣椒粉，一旦对方来袭，就用吹风机猛吹辣椒粉，使对方的人睁不开眼睛。

这不仅是为了对付新东宝，也是考虑到幕后操纵他们的公司可能利用警察力量强行进入而准备的。

现在说起来近于笑话，但是那时，罢工的胜败和员工的生计休戚相关。

我们这些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人对制片厂有股执着的爱，和摄影棚以及一切摄影器材有斩不断的情感，所以愿豁出命来保护它们。

恐怕新东宝的人也被和我们同样的感情所驱遣，才企图夺回东宝制片厂，因此，双方形成了严重的敌对状态。

他们虽然走了，但我们对他们仍有反感，特别是在他们走后，我们重建制片厂的艰苦的一年半中，这种反感就更加强烈。当新的分裂分子和他们合流的时候，我们之间就形成更加强烈的对立，以致无可挽回了。

况且，新东宝所有行动的背后，都有敌对公司的领导和有计划地支持他们的制造分裂的首谋者在操纵，所以，这种对立已经造成双方难以弥补的裂痕。

这次罢工使我最感痛苦的，是我被夹在东宝制片厂的员工与新东宝的员工之间，一方要求进厂，一方决不允许，我经常处在争吵不休的最前端。

当时，想要冲进来的新东宝员工之中，就有我从前的摄制组成员，他们说，为了把我从遭到限制的局面中解救出去，拼了命也要把我这个伙伴拉走。

这些人全都哭了。

看到这番情景，我对公司的领导愤恨至极。我认为他们根本不想改正第二次罢工时所犯的错误，而且错上加错。他们正在对我们精心培养起来的聪明才智的共同体进行无情的肢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