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主要演员去了新东宝，我们的根据地——东宝制片厂连一个明星也没有了。

东宝与新东宝两个制片厂，自然而然地各自树立了导演中心主义和明星中心主义的旗帜，一决雌雄——简直是兄弟相争的战国时代。

新东宝发表了大肆吹嘘、罗列着明星名单的作品表，我们为了与之对抗，把坚决据守东宝制片厂的导演、编剧和制片人请到伊豆温泉旅馆开会，商讨东宝作品表。

那时的气氛，完全像大会战前夜的作战会议一般，非常热烈、紧张。

这次伊豆会议的结果，是决定拍摄由衣笠贞之助、山本嘉次郎、成濑巳喜男、丰田四郎四位导演执导的《四个恋爱故事》，五所平之助的《现在第一次》，山本萨夫、龟井文夫的《战争与和平》，我的《美好星期天》，以及谷口千吉的处女作《银岭之巅》。

决定由我执笔三个剧本：《四个恋爱故事》中的一篇、谷口千吉的《银岭之巅》和我的作品《美好星期天》。

为此，我先和植草圭之助商量了一下《美好星期天》的框架，具体结构交给植草。《银岭之巅》则由我和谷口千吉共同执笔。散会后我们留在伊豆温泉把剧本写成。

《四个恋爱故事》中的那一个剧本是在《银岭之巅》完成之后、同植草一起执笔《美好星期天》之前，花了几天时间写成的。

我按照规定写了三个剧本。如果不是情况紧迫，对新东宝有强烈的对抗意识，坚决反对他们的明星中心主义，这项工作是很难完成的。

首先，就谷口千吉导演的《银岭之巅》来说，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构思：要拍一部以男性为主、动作性强的作品。谷口是生长在山区的人，所以要以山为主题。

我和谷口隔着桌子相对而坐，面面相觑了三天，一个好点子也没有想出来。

后来，我想干脆先动笔，就简单地写了个报纸标题式的梗概：强抢银行的三人一伙的强盗，逃往长野县山岳地带，搜查总部移到日本阿尔卑斯山麓。然后让三个强盗逃进白雪皑皑的日本阿尔卑斯山，警察跟踪追击。再由谷口千吉适当地加上他的登山经验与知识。我们按照这样的安排，每天不停地写下去，居然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花了二十天就完成了《银岭之巅》的剧本。

随后，我马上就开始写《四个恋爱故事》中的一篇。这是个短篇，而且故事早已在头脑里形成，所以只花了四天就完成了。这样，我就和植草圭之助联席而坐，开始写《美好星期天》的剧本。

自黑田小学毕业已有二十五年，“植草式部”与“黑泽少纳言”再次联席而坐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三十七岁了。

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渐渐留意到，尽管两人表面上变了，精神和意志却一如往昔。

我们朝夕相处，从对方将近中年的神态中，各自看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影子。二十五年星霜虽然像梦一般逝去，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互称小圭、小黑的时代。

像圭之助这样毫无变化的人是少见的。究竟是因为天真呢，还是由于固执？他既软弱又有股韧性，既是浪漫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净干些让人替他捏一把汗的事。总而言之，从小学时代起，他就是个让我提心吊胆的家伙。

在我们一起写《美好星期天》的大约十年之前，我正在露天拍《藤十郎之恋》外景，当我在吊车上指挥群众演员时，有一个家伙忽然挥起手来。

拍电影的原则，是演员无论如何都不准看摄像机。我想狠狠地训那家伙几句，就朝那人跑去。

这是个戴着不合尺寸的假发髻的家伙，他向我打招呼：“喂，小黑！”喊了一声便对着我笑了。

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植草。

我简直惊呆了，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到这儿当群众演员赚几个钱。他说得十分轻松。我很忙，如果此时跟他闲扯起来就分了心，所以立刻给了他五元钱让他回去。

几年之后，植草自己“招供”，他接了我的五元钱并没走，而是改扮成一名流浪汉，戴着一顶足能遮住脸的斗笠混过我的眼睛，照样领了一份群众演员费。

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怪不得《藤十郎之恋》露天布景这部分戏里有个来回瞎窜的流浪汉把我气得够受，原来竟是他。

总而言之，圭之助这家伙，总让我提心吊胆又无可奈何。

不知道这家伙前世跟我结的什么缘，说不定哪天他就忽然从我眼前消失，哪天忽然又冒出来，而且在外面净干些使人大吃一惊的事。听说他有时去当采石的苦力头，有时在哪个制片厂当群众演员，还和吉原妓院街的妓女私奔，而这期间又写了一部很好的话剧剧本……

这个神出鬼没的植草可能是过够了流浪生活，写《美好星期天》的时候非常沉静，每天写个不停。

这个剧本描写的是战败初期一对贫穷恋人相爱的故事，这对于性格软弱、看重人生阴暗面的植草来说，堪称绝好材料。所以，关于这个剧本，他和我几乎没有不同意见。

但关于最后的高潮，我们却意见相左。就是这对贫困潦倒的男女在空无一人的露天音乐厅听幻想中的《未完成交响乐》这个场面。

男人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指挥，当然不会有声音；女人则违反电影的原则，在银幕上对观看电影的观众讲话。她说：“诸位，如果认为我们值得同情，就请鼓掌吧。如果大家给我们鼓掌，我们准能听到音乐。”

观众鼓掌。

于是，电影中的男人又开始指挥，《未完成交响乐》的乐曲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