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奥·莫雷拉·蒙特醒了，这是一个没有阳光的早上，他感觉自己就像失去入海口的河流。外面的雨慢慢停了。妻子穿着内裤和凉鞋，坐在床上梳头。

“结束了，”蒙特说，“我忍不了了。”

玛利亚·克拉拉带着母亲般的平静看着他：

“挺好，亲爱的。现在我们能幸福了。”

现在是2003年。党的新方向让他感到愤怒。他不同意放弃原先的理想，向市场经济投降，向资本主义强国靠近。他放弃了新闻工作，重新开始了当私人侦探的生活。顾客被熟人推荐来找他，为的是寻求有关竞争企业、巨额偷窃和失踪人员的信息。来找他的还有绝望的妻子，她们要的是丈夫出轨的证据；也有妒忌的丈夫，会开出可观的价钱请他监视妻子。蒙特不会接后两种业务，他鄙视地称之为床上业务。他会介绍别的同行。

一天下午，一位著名企业家的夫人来到他的办公室。她坐了下来，就像电影《本能》中莎朗·斯通一样，跷起然后放下那一双美腿，朱唇轻启：

“我要你把我丈夫杀了。”

“什么？！”

“一点点杀。很慢很慢地杀。”

蒙特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他沉默地望着她，时间很久，指望能击破她的意志。然而那个女人并没有躲开视线：

“我给你十万美元。”

侦探知道那个企业家，一个毫无底线的机会主义者，早在马克思主义阶段就已经到处靠公共建筑中饱私囊。

“对这么一桩小事来说，你给的钱很多。”

“这么说你接受了？”

“你为什么要杀他？”

“我厌倦他的出轨了。我要他死。你接受吗？”

“不。”

“你不接受？”

“不。我不接受。我杀他一点不会后悔，甚至还会挺开心的，尤其是慢慢地杀，不过女士您给我的理由不对。”

女人愤怒地离开了。几个星期后报纸报道了企业家的死。他当时正在车里，试图反抗抢劫，之后就遭枪杀身亡。

直到今天，偶尔听到有关西蒙–皮埃尔·穆兰巴失踪的评论时，蒙特还是无法掩饰嘴角的微笑。那些看到他微笑的人误解了他。那些人觉得他——一个铁杆马克思主义者——天性多疑，所从事的职业也需要疑心，他们觉得他笑的是民众的迷信。当时，对于行动的失败他很是恼火。他从不容忍失误，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不过这一团混乱的最终结果还是让他感到满意。最后，他提出辞职。“这是让我无尽耐心之杯溢出的最后一滴水。”他对一个朋友解释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在罗安达的旅馆挤满了从葡萄牙、巴西、南非、以色列和中国来的企业家，他们都试图在这个疯狂重建的国家搞快钱。从上头——从某个豪华恒温的办公室——来了条指令，要让一个记者闭嘴，那名记者名叫丹尼尔·本希莫尔，专门研究失踪事件。丹尼尔已经连着几周在采访各式各样的人，飞行员、机械师、企业家、妓女、流动小贩、反对党和执政党的政客，谈的都是一架消失了的波音727。这架45吨坚固的金属构成的飞机在黎明时分消失，没人知道这件怪事是怎么发生的。

“所有坚固的东西都消失在空中。”蒙特低声说，他想起了马克思，而且和马克思一样，他想到的不是飞机，而是资本主义系统，在那里，在安哥拉，资本主义像废墟里的霉菌一样蓬勃，正在让一切腐化变质，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在造成它自身的终结。

蒙特认识这个记者。他觉得那是个实诚人，甚至有些理想主义，而周围很多人都选择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署名发表的报道总是带有一丝幽默，会激怒和困扰新的资产阶级。他的祖先是摩洛哥犹太人，从十九世纪中叶就定居在本格拉，之后经历了跨人种婚姻并改信基督。他的爷爷叫阿尔贝托·本希莫尔，是一位广受爱戴和尊敬的医生，曾加入过“库里贝卡”，这是共济会在安哥拉的叫法。“库里贝卡”这个词来自奥文本杜族的说法，意思是主动承担，自告奋勇。库里贝卡大约在1860年建立，在本格拉、卡通贝拉和木萨米迪什都有分会，似乎和多次民族主义倾向的起义有关。孙子从爷爷那里继承了冲动和坦率的性格，这些特质是蒙特所欣赏的。接到让记者闭嘴的命令时，侦探没有掩饰他的不满：

“这个国家已经是非不分了。正直的人得为有罪的人买单。”

他坚定地高声在两位将军面前做出这样的评论，并未得到什么好结果。一位将军趾高气扬地说：

“世界在发展。我们懂得与时俱进，懂得现代化，正因为此，我们还在这里。同志你该反思一下历史进程，学习学习。你跟我们干了多少年了？从小到大吧，我想。你想要回过头去反对我们，我觉得已经太迟了。”

第二位将军耸了耸肩：

“蒙特同志喜欢挑衅。他总是这样，就是个惹事精。这就是他的风格。”

蒙特顺从了。执行命令。下达命令。说到底，这就是他的整个人生。他派人去盯着记者。他发现每周六记者会在宽扎沙洲的一家小酒店订一间房，和一名著名政客的妻子会面。他会在四点左右到达。情人再过一个小时才来，而且从不停留很久。与之相反，男人会在那里待到早上，吃过早餐，然后才会回家。

猎物被捕获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有规律。

蒙特有个好朋友收藏蟒蛇和棕榈树。安哥拉独立后没过几个月，乌利·波拉克来到了罗安达，他是民主德国国安局“史塔西”借调来帮助安哥拉革命的。他娶了一个比他小十五岁的本格拉女人，两人生了两个儿子，两德统一后，他请求并获准入籍安哥拉。他守口如瓶，话很少，靠生产经销瓷花为生。他在鹿山旁边建了座房子，圆形的阳台像院子一样大，阳台大部分都在水面上方。正是在那里，当大海吞没夜晚的时候，他接待了好友蒙特。他俩坐在舒适的藤椅上，喝起了啤酒。他们谈起安哥拉的时局，对伊拉克的入侵，以及混乱的城市。乌利等到黑暗将万物笼罩时才开口：

“你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谈交通状况。”

“你说得对。我需要一条你的蟒蛇。”

“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会来这儿问我要这种东西。我很喜欢我的蛇。它们不是武器。”

“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我最后一次请你帮忙了。你决定当花商开始新的人生，当时很多人嘲笑你。但是你的决定是对的。”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卖花？我对花可是一窍不通。”

“花店。面包房。幼儿园。丧葬公司。这个国家百业待兴。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会成功。”

“做生意？”蒙特笑了。他的笑容很苦涩，“我可没有让钱生钱的本事。再好的生意我也会搞砸。我只会一直过足够温饱的生活，我已经认命了。别的不说了，把蛇给我，然后忘了这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