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至1998年间，五架飞机消失在安哥拉上空，总计23名机组成员，分别来自白俄罗斯、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2003年5月25日，一架属于美国航空的波音727离开了罗安达机场，从此消失。那架飞机之前已经有14个月没有飞行过了。

丹尼尔·本希莫尔收集安哥拉的失踪故事。任何种类的失踪都行，尽管他更偏爱飞行器的失踪。比起被大地吞噬，永远是被天空拖走更有意思，就像基督耶稣和他母亲一样。当然，这里单指“吞噬”是比喻义而非字面描述的情况。毕竟，人或者物品真的被大地吞噬，就像似乎发生在法国作家西蒙–皮埃尔·穆兰巴身上的例子，算起来还是极为少见的。

这位记者用从零到十的等级划分失踪事件。比方说，那五架在安哥拉上空消失的飞机，就被丹尼尔划为了八级。波音727是九级失踪；西蒙–皮埃尔·穆兰巴也是。

2003年4月20日，穆兰巴到达罗安达，他受法盟的邀请来参加一个关于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生平和著作的会议。他个子很高，个性鲜明，总是戴着一顶非常漂亮的毡帽，帽子总是略微往右边倾斜，装作很冷漠。西蒙–皮埃尔很喜欢罗安达。那是他第一次来到非洲。他父亲是拉丁舞教师，来自安哥拉的黑角，曾给他讲述过那里的炎热和潮湿，警告过女人的威胁，但却没有让他准备好迎接那种什么都过量的生活、旋转木马般的感情还有混乱但令人陶醉的声音与味道。第二天晚上，讲座刚结束，作家就接受了爱丽莎贝拉·蒙特斯的邀请，去岛区最高档的酒吧喝一杯。爱丽莎贝拉是一名年轻的建筑学专业的学生。第三晚他一直在奇卡拉的佛得角人的后院跳莫尔纳和克拉德拉，还有爱丽莎贝拉的两个女性朋友陪着。第四晚他就消失了。法国文化参赞本来约好要和他共进午餐，就去安置他的旅馆找他，那是个十分美丽的地方，靠近宽扎沙洲。没有人看到他。电话没人接听。房间里，床整整齐齐，床单绷得直直的，坐垫上放着一块巧克力。

丹尼尔·本希莫尔比警方先知晓作家的失踪。只是打了两通电话，他就已经事无巨细地了解到了各种细节，前几夜西蒙–皮埃尔是在哪里、和谁一起过的。又打了两个电话，他发现有人看到那个法国人凌晨五点从一家迪斯科舞厅离开，舞厅位于基纳西谢，光顾那里的都是欧洲的流亡者、放荡的妙龄少女以及欲望比灵感更多的诗人。当天晚上，他去了这家舞厅。胖男人们大汗淋漓，无声地喝着酒。其他人在昏暗的桌边抚摸着年幼少女裸露的膝盖。其中一个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她戴着一顶毡帽，帽子是黑色的，还有一缕红色的饰带。他正要走向她，这时候一个长发扎成马尾的金发男子抓住了他的胳膊：

“昆妮是我的人。”

丹尼尔让他冷静：

“放心，我只想问她个问题。”

“我们不喜欢记者。你是记者吗？”

“有时候是的，朋友。不过我自我感觉犹太人的成分更多。”

那人放开了他，很是疑惑。丹尼尔向昆妮问好：

“晚上好。我只想知道你的帽子是哪里来的。”

女孩笑了：

“一个昨天在这里的法国混血儿输的。”

“他把帽子输掉了？”

“或者相反，那个混血把自己输掉了。帽子自己找到了我。”

她解释说，前一天晚上，一群流浪街头的少年看到法国人离开舞厅。他走出去几米，来到一栋房子背后小便，这时候大地吞噬了他。只有帽子留了下来。

“大地吞噬了他？”

“他们是这么说的，老先生。也许是流沙，也许是法术，我不清楚。那些少年用一根木棍把帽子拽了出来。我从他们手里买了下来。现在它是我的了。”

丹尼尔离开了舞厅。两个少年坐在人行道上，正对着一家商店的橱窗看电视。电视里的声音传不到外面，所以两个人在编造依次出现的演员的对话。记者看过那部电影。不过，这些新的对话完全改变了剧情。他待了几分钟，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场表演。他利用广告间隙走向他们：

“有人对我说，有个家伙，一个法国人，昨天晚上在这附近消失了。听说他是被大地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