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一天，红十字会代表团来到战俘营的c区。代表团里有两个澳大利亚人，还有瑞士领事馆派来的一名副领事，专门负责日本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次来访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几个人都穿着肃穆的西装，打着朴素的领带。他们都不会说日语，只能靠涅夫斯基翻译。于是，萨特和涅夫斯基陪着他们巡视了各个囚室，包括卧具、厨房、生活用品和卫生条件——就像往常的巡查一般。此后，他们又召集了几名战俘，通过涅夫斯基向众人说，如果有任何不满，尽可放心提出来，不必担心遭到报复。战俘们自然满肚子苦水，最想抱怨的莫过于被俘带来的屈辱，但谁都不好意思开口。事实上，他们没有表示任何不满，更没有提出什么请求。涅夫斯基穿着那套极不合身的军服，对代表团的几位成员比画着，证明自己准确传达了他们的意思。
随代表团前来的，还有红十字会的一名摄影师。这倒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摄影师在两个意大利战俘区拍了些照片，准备通过红十字会寄给他们的家人。这项工作持续了几天，这天终于轮到了萨特管理的c区。在涅夫斯基和警卫的陪同下，少校走进大门，来到了主路上。在此之前，涅夫斯基在娱乐大厅里召集了囚室的代表，告诉他们摄影师会给c区的战俘挨个拍照，照片会寄给他们的家人。即便有人不想寄回家，摄影师仍然要拍照，以便红十字会存档。
青木向前迈出一步，表示要跟其他人商量过后才能决定。萨特少校表示，这天晚些时候，他会把摄影师带过来，希望那时能听到他们的决定。事实上，照片是必须要拍的，而且上面要标注姓名，这样在战争结束后，红十字会就能帮助他们返回各自的家乡。
囚室代表立刻召开会议——就像上次讨论棒球事件一样——地点在青木的囚室里。作为c区的总代表，青木刚一开口便意识到，众人显然对拍照持反对态度。不仅青木、高达和滕根反对，所有的囚室代表都不赞同。代表返回囚室，把消息传递给战俘们，所有人都表示反对，包括本恩在内。作为长老会的成员，本恩向来是比较宽容的，从不像其他人那样，瞧不起那些在行军途中掉队的士兵、同性恋者，以及精神受到创伤的人。众人一致认为，他们战死疆场的消息早已通知给家人，如果把照片寄回去，不仅对家人来说是一种侮辱，还会给他们增添困惑和苦恼。
当天下午两点，萨特少校再次来到c区。钟声敲响，c区的战俘被召集起来。涅夫斯基走到青木跟前说了些什么，青木嘟囔了几声，一副极不情愿的神情。接着，涅夫斯基又走回萨特和那排警卫身旁。“他们不想把照片寄给家人，也不想让红十字会保留他们的档案。”
听了这番话，萨特登时勃然大怒。在他看来，把这群战俘召集到一起，纯属浪费时间。不过他必须克制自己的愤怒，面对这群被宠坏的战俘，既不能用惩罚来恐吓，也不能气急败坏地骂个不休。自从儿子被俘以来，他还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照片。可这群战俘呢？上赶着给他们拍照，还要等他们煞有介事地商量一番，可最终却拒不配合。尽管涅夫斯基给他分析过日本战俘的心理状态，他还是觉得难以理解。
想到这里，萨特的眼睛被泪水刺痛了。“告诉这群狗娘养的，他们必须拍照，他们的档案要存放在日内瓦，每个人的档案上都要贴照片。就这样说，别废话。”萨特说道。
涅夫斯基说，这些话他早就对战俘们说过了。
“那就再说一遍，”萨特命令道，“就说必须要拍，没有商量的余地！”
涅夫斯基敬了个礼，转身重复了这番话。一时间，所有战俘都变得无精打采，他们蹲了下去，用手捂着脸。
“让他们给我站起来！”萨特说道。
涅夫斯基转述了萨特的命令，但战俘们谁都没有服从。
“不要拍照！”滕根捂着脸，用英语叫道。
让青木纳闷的是，这群蠢货为什么无法理解他们的心情——家人早已为这些战俘举办了葬礼，他们怎么可能再去面对摄影师的镜头？萨特对涅夫斯基说，既然他们不肯站起来，那就保持现在的姿势，不准乱动。说完，他便带着涅夫斯基、警卫以及摄影师走出了大门，来到主路上。萨特回头望了一眼c区，看到那些蹲着捂着脸的战俘没有一个人改变姿势，他只好迈着大步离开。
还是写我的剧本好了，萨特心想，干吗理会这些屁事！
几个小时后，涅夫斯基来到萨特的办公室，告诉他战俘们仍然一动不动。萨特拨通了那位瑞士副领事的电话，汇报了战俘营里的情况——所有战俘都蹲下来，用手捂着脸。副领事已经回到悉尼，他异常冷静地说：“是的，其他战俘营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但遗憾的是，现在还拿他们没有办法。拒绝配合只会延缓他们回国的时间，可这些人似乎根本不在乎。”
太阳渐渐西沉，摄影师第二天就要离开加韦尔，到瓦伊战俘营去拍照。那里除了意大利人，还关押着一些德国战俘，为数不多的日本战俘也会采取类似的抵抗态度。
c区的战俘仍然打算让“战死疆场”的谎言维持下去，这给萨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他给艾博凯尔打了电话，提出要采取一些适当的惩罚措施（当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惩罚恰好符合滕根的心意）：“我想调拨一个排的兵力到战俘营里，凡是能找到的球棒，一律没收。我还会在塔楼上增加几挺轻机枪。”
艾博凯尔沉默了一阵。萨特知道，对方正在心里掂量这件事，但这沉默的几秒着实令人觉得难熬。他从来没有收到过儿子的照片，这群战俘得到了拍照的机会却不识好歹，萨特压抑不住心里的怒火，执意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拍照一事早已演变成一种私人恩怨，而不再是协助红十字会开展工作。
“这件事我不能批准。”艾博凯尔最后说道，“没有任何规定表明，战俘必须拍照，而且瑞士方面明确表示，不能粗暴地对待战俘，也不能饿死他们，如果按照你的方式去惩罚他们，我们就更难猜到他们的心思……这样一来，他们就更有理由起来反抗。”
“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获胜好了，”萨特说，“不管怎么说，最终的赢家都是他们。”
“嗯，”艾博凯尔沉吟道，“不过是精神上的胜利罢了。在现实战场上，他们已经输了。看看前线发来的消息就知道了，根本没必要陪这群蠢货玩游戏。这群人本来就跟其他战俘不同，不可能指望他们有同样的反应。所以，萨特少校，我不建议你跟这些人较劲。让他们蹲在那儿好了，一直蹲到天黑，直到他们冷得直哆嗦。我就不信他们不起来。还是派涅夫斯基过去好些。我会让他转告战俘们，不用再拍照了。”
萨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刺得眼睛生疼。他所期待的，不只是没收球棒，而是更严厉、更有震慑力的惩罚。可他连没收球棒都办不到。
傍晚的时候，战俘们果然站起身来，不再用手捂着脸。第二天，耿耿于怀的萨特来到c区。令他觉得讽刺的是，这群战俘居然正戴着手套，相互扔着棒球，生怕手里的棒球落到沙土地上——仿佛他们和所有球手一样，追求着人类最基本的快乐。
“既不能枪毙，也不能惩罚，哎！”萨特喃喃地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