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战俘区之所以收到如此多的信件，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宗座代表sup/sup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所有意大利战俘写信，相比之下，c区的日本战俘并没有精神领袖，因而收到的信件数量很少。

c区收到的信件由涅夫斯基负责审阅。寄信人大多是日本战俘的父母、情人或妻子，信中内容大同小异——寄信人本以为儿子、爱人或丈夫战死疆场，但红十字会却说，他们的亲人或许正身处某个遥远的国家，此时还活着。信件中饱含着希望，写信人似乎认为——尽管这种观点会被军方所排斥——活下来远比奉献生命重要。此外，信中还提到些其他信息，比如家里的亲戚结婚、叔叔舅舅去世、庄稼的收成状况、空袭等等，主要目的是希望活着的亲人能收到这些信件。

这些信件会被送到c区的门口，由“三人组”代收，因为收信人的名字往往与官方登记的名字不符，许多战俘用的是假名。尽管红十字会也怀疑过名字的真实性，但仍然继续传递着信件。涅夫斯基先是列出收信人的名字，然后在暗中观察，看囚室的代表最终会把信件送到谁的手里，从而发现收信人的真实身份，以便红十字会与战俘家属取得联系。

回信上的名字，大多不是战俘营里的人的，正如涅夫斯基所料——他曾经提醒过艾博凯尔——收信人通常会把信件交给囚室代表，信件上的名字多数都是化名，这样一来，被俘的耻辱便不会暴露。多数人会在信中告诉父母或妻子，他们的儿子或丈夫曾英勇地反抗敌军，最终战死沙场。红十字会则会把这些不幸的假消息传递给家属。战俘受到战友的压力，通常认为不该把自己所在的位置透露给家人。

青木的囚室里住着几名激进的年轻人，大多是跟滕根臭味相投的人。在青木看来，这几个人似乎要比水兵平野更为极端。那个名叫大村的年轻人是个十足的虚无主义者。他本是侦察机上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在飞机迫降时被俘，若论起神情之严肃，平野恐怕远远不及。在青木看来，这种外在的深沉正是大村的一种姿态，或是一种尝试，企图通过故作清高来填补被俘生活的空虚。还有一个名叫多茫的年轻士兵，他的歌声里始终弥漫着一股撕心裂肺的哀伤。此外还有个年纪更小的孩子，名字叫町井。尽管四个极端的年轻人看着令人厌恶，青木仍然尽力跟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和高达都有一样的心思，只想在大限到来前，在c区过一段平静日子，可就连这最后的宁静还要遭到这群毛头小子的搅扰，又何谈在临死前保持一贯的形象呢。这些人幼稚的举动有可能引发战俘群体的内部冲突，甚至会导致一部分人被转移。

尽管青木年纪较长，在众人眼里更是老成持重，但他不可能丝毫不受这些年轻人的影响。他们坐在那里望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无比的敬畏，而青木则坐在牌桌跟前，回答众人的问题。尽管他象征性地提出建议，让他们各自取回家人寄来的信件，仔细阅读，并且珍藏在心里；可他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假慈悲，如果他们仍然活着的消息传出去，这些家属举办的葬礼，便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最终，他们活下来也没有任何价值。看到平野望着自己，目光里仿佛要透出火来，青木只想说：别瞪着我，大兵，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当他跟沉默寡言的高达提起这些时，对方也表示，他的囚室里也有类似的极端分子，而他在处理这些不受欢迎的信件时，也采用了跟青木相同的手段。最终，青木在回信中谎称他们已经阵亡，此举虽然打破了全家人的希望，但左思右想之下，“阵亡”算是最好的结局。

对于这一切，涅夫斯基并不感到奇怪。从一开始，c区的虚无主义氛围便十分明显。这些战俘刚刚来到加韦尔战俘营时，每个人都收到了红十字会发的明信片，根据《日内瓦公约》第36条，他们有权告知家人自己被俘的消息，而且可以勾选各个选项，告知家人自己的健康状况。去年冬季，涅夫斯基中士便提醒过萨特少校，说日本战俘填写的地名都是伪造的，比如，有的地址是“高墙里的猴子洞”以及“粪汤巷”等。

艾博凯尔曾问过总部，是否有必要让涅夫斯基给这些战俘的家属回信，并告知真相，但总部却表示，这样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战俘家属会以为那些信件被人做了手脚。

不过涅夫斯基和萨特注意到，有几名战俘的确保留了信件，并且进行了回复，其中一名战俘是基督教长老会的信徒，妻子早已去世。还有些战俘会偷偷写信，然后悄悄塞给警卫。在信中，他们向家人承认自己被俘，但种种“坦白”却让涅夫斯基感到十分可悲：我被敌人俘虏，现在还活着，被抓的时候我失去了意识，因为当时受了伤／得了脚气／患了疟疾／染上了恙虫病……

不过c区却很少传出秘密消息。青木等人伪造的信件，涅夫斯基并没有寄出去，而是全都堆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星期二这天，他要去镇里给流亡悉尼的一位朋友买生日礼物，顺便带上了这些信件。他来到一处农场，从拉着刺网的篱笆中间爬了进去，然后找个地方把那些信全都烧掉了。燃烧的信件冒出缕缕青烟，映着雾蒙蒙的天空，几乎分不清哪里是烟，哪里是雾。对于那些心存希望、仍在寻觅亲人的家属而言，眼前这堆纸灰至少能稍稍表达涅夫斯基的敬意。青木等人的谎言消失了，朴素而又未得到满足的信念得以在日本战俘家属的心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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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飞行员和战俘营里的首位俘虏，滕根心里充满一种莫名的权威感，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一股威严和霸气。然而不幸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威信正在渐渐淡去。为此，滕根想尽各种办法保持自己在c区战俘心中的形象。在青木看来，滕根并不是坏人，他本可以选择屈服，却偏偏要展示出绝不服输的一面。

战俘代表会谈时，滕根坚决表示应禁止战俘继续打棒球。他说自己并不反对这项运动本身，而是觉得c区的棒球运动背后隐藏着敌人恶毒的诡计。

“我打过羽毛球。”他对青木和高达说，似乎在证明自己也有热情奔放的一面，“当时我被囚禁在布里斯班。但我打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观察敌人。他们之所以鼓励打棒球，是为了麻痹我们，让我们安心待在这里。敌人一定会躲在暗处说‘看看，他们打得多开心，这下咱们可以放心了’。敌人巴不得我们乖乖配合他们呢。”

听了滕根的话，高达的脸色仍然和蔼，他的性格本来就随和。他以青木所熟悉的姿态，冷静而确信地指出，打棒球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可以让思维活跃起来。“总不能让这群孩子整日愁眉苦脸地等死吧。”高达不满地抱怨道。

滕根坚称自己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想让大家培养些别的爱好，比如说摔跤，这项运动就完全不同于棒球。“摔跤可以强健体魄，坚定意志。这是男人与男人之间、兄弟与兄弟之间的切磋。棒球就不一样，更像是一种精神鸦片。”

听到这番话，高达忍不住大声反驳起来。他认为滕根的看法在原则上不错，但禁止打棒球一定会引起众人的怨愤。让青木大感意外的是，高达居然会在乎众人怨愤与否——他真正在乎的，并不是能否保住战俘代表的头衔，而是怕禁止棒球比赛后，众人会更加消沉。滕根的声音突然变得刺耳起来，语气阴沉得可怕。高达继续指出，这件事必须由各囚室的代表投票决定，因为这样才更加符合民主精神。

高达和青木都明白，滕根的看法定会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一来因为他的看法确实有着清晰的逻辑，二来因为他是飞行员，在战友们心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来，那些极端的年轻人十分尊敬和崇拜他。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滕根曾驾驶战机在空中翱翔，为地面的步兵兄弟扫清障碍，在敌人弄清空军和陆军谁的地位更高之前，滕根就具备了受众人膜拜的资本，即便不幸坠落，他依然是大地上的折翼之神。

接到通知后，各囚室的代表聚集在滕根的屋子里，共同商议是否有必要让所有战俘参与投票。众人在牌桌旁或席子上分别落座，滕根开始发言，解释了为什么棒球会让人产生虚幻的满足感。他认为，打棒球就要分组，而分组则意味着破坏团结——比如，南半区对北半区——比赛结束必然造成一队欢呼雀跃，另一队沮丧失落，除了分裂和冲突，他们能得到什么？这是敌人用来麻醉他们、分散他们精力的手段，想让他们安心接受各自的状况。

他在提出这番看法时，口气稍稍放缓和了些，听起来更像是询问，而不是严厉的训斥。高达和青木并不想孤立他，而滕根也想保住自己战俘代表的位子，不想和囚室代表闹对立。他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便对众人说，他并不认为棒球本身是一项邪恶的运动，只是想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可他的话音还没落，人群里便传出一阵阵抱怨声。滕根早已习惯了这种反应，好在他的内心足够强大，并不在乎别人的抱怨。

讨论开始了。滕根阵营的精英大村表示，他理解滕根的看法：敌人之所以提供乐器，允许他们弹奏，无疑是为了麻痹大家。不过这种“优待”的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个原因——他们这些俘虏让敌人感到不安。大村认为，想让敌人继续感到不安，不一定非要靠拒绝棒球比赛。

大村（虽然十分敬重滕根，却不想丢掉囚室代表的位子）表面上对滕根的看法表示支持，实际上却断然否定了他的观点。滕根知道，自己的威信已经开始崩坍，速度要比预计的还快。他本以为反对自己的，会是那些头脑不灵光的陆军士兵，根本没料到一名空军士兵会挑战他的权威。

接着，一个名叫库里的囚室代表开口了。这人本来就不喜欢滕根，口气比别人强硬得多。他曾经在布纳指挥过敢死队的突击行动，因一颗手榴弹爆炸而受伤，并得了脑震荡。

“我们囚室的那群兄弟，他们没有错。被俘的事情怪不得他们。”库里说道，“他们都是些可怜的孩子，打一打棒球又怎么了！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放松放松，可以暂时忘掉眼前的现实。再说，”他继续说道，“比赛的输赢用不着当真，过一两个小时，什么比赛、分数，全都忘了。”

接下来的话更是一针见血。“我们步兵绝对信任自己的兄弟，”他不无尖刻地说道，“或许某人是习惯了待在驾驶舱里独来独往，跟我们这群兄弟的想法不同吧。”

会议结束了。囚室代表们很快便认识到棒球比赛有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的价值，除了两人投了否决票外，其余的人全都赞同让这项运动继续下去。滕根早就料到自己会失败，却没有料到会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为了保持自己的一贯形象，他大声宣布：“我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并不是个疯子，我让步。”

他知道，必须做些什么才能恢复往日的权威，或许参加摔跤比赛是个好办法，毕竟他是个摔跤冠军。至于这个叫库里的家伙，眼下根本没时间去和他争个高下。

罗马教宗向与梵蒂冈无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派驻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