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韦尔战俘营里，像滕根这种来得较早，且具有飞行员中士身份的战俘就像贵族一样少见。除了滕根外，战俘营里最初只关押着四名侦察机的飞行员——这些人当初在帝汶岛附近的海域漂流，随后被当作日本商人和水手抓了起来。此外还有在所罗门群岛附近发现的两名轰炸机飞行员。在这群人中间，滕根的表现最为孤傲，因为他隐瞒过去的渴望最为强烈，在众人面前赎罪的心情也最为迫切。对滕根而言，他的编号——42001——无疑是一种耻辱。这串数字不仅标志着他被俘的年份，更指明他是这里的第一名俘虏。
极少数能够忍受他这种孤傲的人，要数战俘议会里的两名成员。战俘议会是通过所有战俘选举形成的组织。艾博凯尔上校把它称作“三人组”。议会成员的年纪相对较大，性子更加沉稳，其中两名成员分别叫作青木和高达，两人都是各自军团中的高级军士，平日里寡言少语。青木个子很高，两条罗圈腿，腰背驼得十分厉害或许是由于先天残疾，或许是因为大腿中还埋着两颗子弹——见到他的人未必能猜到，这两颗子弹给他的步态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或许他的关节炎就是这样来的。自己的伤只有自己清楚。因为大腿中弹，他没法长时间站立，行动起来也颇为迟缓。不过在那些年轻人看来，青木这慢吞吞的架势却是睿智的表现。1930年，家乡发生灾荒，青木从那时起便参军入伍，服役期为三年。在他的眼里，参军只是婚姻和事业中的一段小插曲，一种用来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青木本以为自己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驻防，这样一来还可以经常回家探望，然而日本很快对中国的东三省发动侵略，他也被迫变成了一名长期士兵。
高达与青木的情况颇为相似，也是一名被派到中国的老兵，虽然看起来瘦弱不堪，却是个可靠而值得信任的伙伴。高达的年纪跟青木相仿，三十五六岁，也可能四十岁。他与这里的多数战俘一样，从来不谈论自己的家人，不过据青木猜测，这位战友应该是个儿女成群的大家长。有一次，高达无意中提到，他曾经做过保险顾问，但除此之外便没再说过什么。他没有像其他士兵一样，费尽周章地解释被俘的经过——如何身陷敌阵、势单力孤，如何在昏厥状态中被抓，等等。一般来说，绝大多数人无法打开他的心门。战争爆发之前，他那双睿智的眼睛便早已见惯了墙倒屋塌、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在青木看来，高达就像一个沉稳持重的舵手，既不像滕根那般极端冒进，又不似自己这般病弱迟缓，对于滕根的暴躁鲁莽，高达似乎一点都不在乎。相比之下，青木在内心里似乎隐隐地想要讨好那个年轻人。
青木被俘的经历是这样的：大约两年前，他乘坐的那艘船发生了爆炸，他像个炮弹一般被抛射出去，落在俾斯麦海里。所幸，他并没有被残片炸伤，落在海里时还跟爆炸前一样完好无损。敌机的火炮疯狂地扫射着救生艇，不少战友纷纷落水，就在他以为自己无可幸免时，有人将他拖上了一艘幸存的救生艇。就这样，十三个人坐在艇上，趁着夜色漫无目的地漂流，穿过一片岛礁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岛屿，漂到了斜斜的海岸上。
青木曾毫发无损地撤出惨烈的中国战场，如今又被这股汹涌的激流带到了岸上，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运气使然。他们在离岸边不远的地方凿沉了救生艇，然后便各自睡去。
第二天清晨，天光微露，众人还在休息时，突然看到一艘两栖战船开了过来。从这气势汹汹的架势来看，对方似乎做好了大开杀戒的准备，并不打算带几名俘虏回去。这些劫后余生的人本能地想要藏得更隐蔽些，无奈这个岛并不大，搜索起来十分容易，因此他们打算跟对方拼上一拼，至少还能死得英勇些。
对方士兵上岸后迅速做了分工，开始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朝宽阔的海岸搜索。青木和战友们埋伏在丛林边缘，一番耳语后，众人分作两队，其中一队由青木带领。被海浪抛到小岛上的战友们个个无比兴奋——对方的巡逻队为他们带来了展示英勇的绝佳机会。此时此刻，没有什么能比雪洗耻辱、避免被俘更加重要。众人数到十，两路人马冲出灌木丛，举着削尖的竹竿呼喊着冲了过去。作为领队的青木也高呼着向前冲去，心里激荡着一股崇高的使命感。他仿佛再次感受到了刚刚入伍时的那种兴奋。
毫无悬念，迎接他们的正是轻机枪和步枪。身旁的战友们纷纷倒下，刚从沉船中死里逃生的人瞬间没了声息。毫发无损的青木已经冲到了敌人面前，他甚至能清楚地看到一个年轻士兵的脸上挂着汗珠。年轻的士兵连开两枪，全都打在他的腿上。青木知道，对方是有意违背命令，留他一条性命，但这种仁慈却让他感到一丝可悲，甚至有些可鄙。青木身子一晃，半条腿跪在了地上。他希望那个年轻人能像其他人一样，下手麻利些。不料对方却连连喊着“医生！医院！”，仿佛在宽慰青木一般。对方看到他流下泪水、面目扭曲，还以为他忍受不住，终于求饶了。
“狗娘养的小杂种！”他泪眼模糊地冲那名士兵骂道。
之前在拉包尔时，他早已剪下头发和指甲，一旦自己战死沙场，这些东西就会寄回家，交到妻子手上，以此向家人证实，他已经阵亡。可他偏偏遇到个连多开一枪都不愿意的毛头小子。“该死的小杂种！”他嘶声骂了一句，便因失血过多再也喊不出声来。
受了致命伤的四名战友纷纷求死，而他们的对手则靠谱得多，二话不说便结果了几人的性命。为什么偏偏自己是例外？这些人算什么军人，怎么能这样反复无常？然而不论青木如何咆哮，他们始终无动于衷，仿佛是缺乏杀死他的勇气。这些人并不像拉包尔的那位指挥官所说，见人就杀，不留活口，而是有的一枪打死，有的只是打伤。他们缺乏军人的果敢和统一的精神意志。他们是可鄙的。
三名未受伤的战友全都做了俘虏，在敌人的命令下挖了十个埋尸坑。青木单腿跪在沙滩上，不论他和几名战友如何哀求或唾骂，敌人偏偏不给他们壮烈殉国的机会。他们草草地给他包扎了伤口，然后把他拖到两栖战船上，当作战利品带回去送给情报官。这种感觉就像是遭受了不死的诅咒一般：当初落在海里时，敌军的战机几乎射死了所有幸存者，只有跟他一道漂流的人活了下来，上了岛又重蹈覆辙，几番挣扎求死，却始终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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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坐着铁桶一般封闭的战船，被人带到了某个岛上。他虽然不断挣扎踢打，还是被敌人硬生生地拖进一个守卫森严的帐篷。浑身散发着汗臭味的士兵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按倒在床上。夜半时分，青木醒了过来，四下里蛙声响亮，虫鸣刺耳，他的伤口已经重新包扎好，此时正隐隐作痛。床边坐着一名情报官和一名翻译。青木突然感到胃里一阵翻搅，但强忍着没吐出来。他知道，面前的两人一定会询问自己的名字、出生地，以及部队番号。他把两个死去的朋友的名字拼凑在一起——一个做姓氏，一个做名字——以此搪塞了一番，这就是青木这个名字的由来。对方的情报官显然十分狡猾，他通过那名翻译，向他询问起家乡庄稼的生长周期，以及那里的人如何种植水稻。通过这些问题，他们便能判断出他来自哪个地区。“六月初开始种水稻。”青木诚实地答道，“插秧的时候，女人会站在没过脚踝的水田里，头上戴着草帽，身上穿着精美的和服，漂亮得像公主。”
“这么说，你的老家应该在广岛附近吧？”情报官十分有把握地说道。
青木强忍着伤痛，试图装出一副鄙视的神色。“你跟他说，我的家在江田岛，蠢货！”他故意让那名翻译把这番谎话说给对方听。
从那以后，情报官和那名翻译来找过他几次，渐渐地，青木对两人的态度变得稍稍恭敬起来。等他的伤势好些后，情报官甚至还跟他一起散步，两人也尽量试着跨过语言的障碍，谈论一些日常话题。情报官有个孩子，青木虽然没有这样的好福气，却依然谎称自己家里有两个孩子。久而久之，青木渐渐隐藏起自己的轻蔑，显露出本来的和善性情。对付这些人，没有必要始终摆出一副硬碰硬的架势，只管不卑不亢，似恭敬非恭敬地搪塞他们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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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青木被押上一列南下的火车，随行者还包括俾斯麦海沉船中的五十名幸存者。列车到达一座城市后，他们被带到一家守卫森严的医院，被锁在病房里。有一天照镜子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胡须已经落尽，脸上光溜得像只被阉割过的公猫。问题出在他们食用的面包上——这种面包里的淀粉与大米中的不同，吃了以后会让男人的肌肉变得松弛无力，让他们变得意志消沉，不再生事。
在南半球的初夏时节，这些人又一次被押上南下的火车。列车的窗子均已锁闭，车厢两端各有一个小水瓶，车厢的连接处分别由四名士兵把守，仿佛在保护那瓶水，防止被人抢走一般。一个名叫平野的水兵似乎中了暑，吐得满地都是——事后他曾一度为自己的软弱感到难堪。青木拿起水瓶，把水倒进一个小铁杯，四名警卫并没有阻拦。随后，他把铁杯端到平野面前，让他啜饮几口。一开始，年轻的水兵还有些不情愿，但考虑到青木的官职较高，只好放下了矜持。
等平野喝完后，青木走回到水瓶跟前，自己倒了一杯，润了润干渴的喉咙。
不一会儿，车里的战俘分化为两个阵营，一部分人是想要喝水的，另一部分则强忍着不喝，或是怕警卫在水里下了迷药，以便在途中更好地控制他们。尽管在一个小时之后，青木依然头脑清醒，那些强忍着不喝的人还是丝毫不为所动。他知道，对这些人来说，拒绝饮水体现着意志力，也是对敌人的一种反抗，至少他们心里是快活的。不论被带到哪里，战俘之间永远存在这种分歧——对于被俘后是否应该妥协，他们永远持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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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火车之后，一辆巴士将青木和战友们带到加韦尔战俘营。他们站在霏霏细雨中，听着一名敌军中士训话。那名中士的神色间流露着俄国人特有的热忱——一厢情愿的热忱。果然，他刚一开口，青木便从对方的日语中听出了轻微的俄国口音。中士说，他仔细看过所有人的名字，一眼就看出两个战俘的名字是伪造的，因为这两人使用的正是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羞辱过俄罗斯帝国的两名日本将军的名字。“之前也有人耍过这种把戏。”中士说道。
接着，他命令所有人齐步走到指挥官的办公室前，摆好立正姿势等待检阅。指挥官面相方正，年轻时应该比较帅气。他不住地打量着众人，看神色倒像是在检查卫生，根本不像检阅。
站在艾博凯尔上校的办公室前，那名军服极不合身且流落异乡的俄国中士告诉众人，指挥官有些绝妙的建议要对大家讲，他会翻译给众人听。
上校讲了一阵，停了下来。俄国中士并没有记笔记，或许这番讲话早已烂熟于心。趁上校暂停的工夫，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涅夫斯基中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