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下午，她们一直在工作。照例来访的法官也被迫学着穿针引线，这活儿凯瑟琳很看不上：“搞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就跟往钓鱼钩上装蚯蚓一样。”晚饭时间，她叫停，回到了她自己那豆子地里的家中。
但是多莉一心想把活干完；而且她有点兴奋，话很多。她双手不停地在缎子上飞针走线；她的话一句一句，正如缝出来的线条一样，也歪歪扭扭穿成一道。她说，“你认为韦莱娜会让我举办场派对吗？现在我有这么多朋友了。有莱利，有查理，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请康蒂太太，莫德和伊丽莎白？春天的时候，在花园里聚会——可以稍微放点烟花。我父亲干缝纫可擅长了。可惜我没遗传到他的本事。过去的时候，好多男人都会缝纫；爸爸曾经有个朋友，他缝的拼布被子，得过不知道多少奖。爸爸说做缝纫能让他放松，尤其是干完农场上那些又粗又重的活儿之后。柯林，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开始的时候我反对你来这里住，我一直觉得这样不对，一屋子全是女人的家里，抚养一个男孩子。老女人有很多偏见。但事情已经如此；再说现在我也不担心了：你会干出一番事业，你能过得不错。我想让你跟我保证的是：别对凯瑟琳不好，尽量别跟她渐渐疏远。有些夜晚，我想到她被抛弃遗忘，就难过得睡不着。给，”她拿起给我做的道具服装，“看看合身吗？”
两腿间太紧，屁股后面又太大，耷拉着，像老头子的内裤；两条裤腿宽大得好似水手的灯笼裤，一根袖子长度够不到手腕，另一只却直把手指头尖都盖住了。多莉承认做得不大时髦。“但我们把骨头画上去以后……”她说。“银色颜料。韦莱娜曾经买过一盒，用来刷一根旗杆——那是她反对政府以前的事。应该还在阁楼上某个地方，那一小罐漆。看看床底下，能找到我的拖鞋不？”
医生禁止她下床，凯瑟琳也不会允许。“要是你责怪，那就不好玩了，”她说着，自己找到了拖鞋。法庭的大钟敲了十一点，就是说现在是十点半，这座城里，体面人家的大门九点钟就上了锁，现在是夜深人静的时刻；感觉甚至更晚，因为隔壁的韦莱娜已经关上写字台上床睡觉了。我们从衣柜里拿了盏油灯，在颤巍巍的灯光里，蹑手蹑脚蹬着楼梯上了阁楼。那上面很冷；我们把灯放在一个桶上，把它当火炉似的，不舍得离开。塞满锯末的人头模型，曾经用于销售圣路易斯的帽子，如今却默默凝视着我们四处搜寻，我们手到之处，到处是翻倒凿穿的声音。一罐樟脑丸哗啦一声倒了一地。“天哪，天哪，”多莉叫道，一边咯咯地笑，“若是被韦莱娜听到，她准得打电话叫警长。”
我们发掘了无数把刷子，在一堆干透了的节日花环附近找到了那罐漆，结果不是银色，而是金色的。“当然这样更好，对不对，金色的，看起来好像价值连城。可你瞧我还发现了什么。”那是个鞋盒子，上面系着绳子。“我的宝贝，”她说着，在灯下打开了盒子。灯光下亮出一个空的蜂巢，一个马蜂窝，还有一个丁香橙，经年累月早没了香味。她还给我看了一个完好无损裹在棉花里的蓝色鸟蛋。
“我太讲道德，所以凯瑟琳帮我偷来了鸟蛋，这是她送我的圣诞节礼物，”她面露微笑，在我看来，她的脸像飞蛾一样飘浮在玻璃灯罩边上，也像飞蛾一般的勇敢，脆弱。“查理说爱情是一环接一环的。我希望你听进去，并且领会了他的话。因为当你能爱上一件东西，”她像法官当初拿着树叶那样，无比珍贵地握着那颗蓝色的鸟蛋，“你就能爱上别的东西，那你就拥有了它们，生命中有它做伴。你就可以原谅一切。哎，”她叹息道：“我们还没给你上颜色呢。我要让凯瑟琳大吃一惊；我们就跟她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小人儿来把你的衣服做完了。她肯定会吓一跳。”
法庭的钟声又一次传来，每一声钟响都像一面小旗，在这冰凉、沉睡的小城上空律动着。“我知道有点痒，”她一边说着，一边在我胸前画着一道道肋骨，“但是如果你不站稳，我会画坏掉的。”她蘸蘸刷子，又在袖子上划过，然后是裤子上。“你必须得记住人们的恭维话：肯定很多人要称赞你的造型，”她一边很不谦虚地欣赏自己的作品，一边说道。“哎呀，天哪……”她双臂环绕着自己，笑声绕梁不绝。“你难道看不出……”
我就像那个漆地板，结果把自己堵到墙角去的笨蛋。我身前身后都新涂了金色，哪里都动不得，这身衣服一时是脱不下来了：我固定在一个姿势，伸出一根手指责怪她。
“你得转圈，”她嘻笑道。“转圈干得快些。”她开心地展开双臂，穿过阁楼地板上的阴影，慢慢地、笨拙地转着圈，她的和式睡衣鼓了起来，拖鞋里的一双纤瘦的脚微微颤抖着。仿佛她跟另外一个舞蹈者撞车了似的：她踉跄几步，一手支额，一手扶着心口。
在遥远的声音的地平线上，一声火车汽笛声响过，将我惊醒，看见她迷乱皱缩的眼睛，抽搐颤抖的脸。我抱住她，漆的颜色粘了她一身，我喊韦莱娜；快来人，帮帮我！
多莉轻轻说，“安静，现在安静。”
夜间的房屋若突然灯光大亮，那就是宣告灾难的发生。凯瑟琳拖着脚，从一个个房间走过，将那些许多年没用过的灯一一打开。我身上仍穿着那身毁掉的道具，坐在光线大亮的前门厅里，浑身发抖，法官跟我坐在一张长椅上。他闻讯立刻赶来了，只在法兰绒睡衣外面披了件雨衣。每当韦莱娜走近，他总是很规矩地将两条光腿收好，像个年轻姑娘似的。邻居们被我们明亮的窗户召唤而来，悄悄询问发生了什么事。韦莱娜在门廊上跟他们讲：她的姐姐，多莉小姐，中风了。卡特大夫不允许任何人进她的房间，我们都听命，凯瑟琳也不例外，等她终于将所有的灯都点亮以后，凯瑟琳站到了多莉的门口，将头靠在门上。
大厅里有个衣帽架，上面有好多钩子，还有一面镜子。多莉的天鹅绒帽子挂在上面，日出的时候，清风吹过房间，镜子里浮现出帽子微微颤动的面纱。
于是我突然心里明镜一般，知道多莉离开了我们。不知多久之前，没人知道的时候，她就走了；在想象中，我跟随她去了。她穿过了广场，到了教堂，现在她到了山上。印度草在她身下闪着光，她只需走那么远。
第二年九月，我跟法官一起出了趟门。那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们不常碰到——有一次我们在广场遇见，他说我想去的时候，尽管去看他。我想去来着，但每次当路过贝尔小姐公寓，我都转过脸去，绕开走。
我曾读到过，过去和未来是螺旋的，一个环里面套着下一个，预示着未来的主题。也许这是真的，但在我看来，我自己的生活更像一系列封闭的圆，不能自由发展成螺旋的圈：对我来说，要从一个点到达下一个，就得通过跳跃，而不是自然而然地顺过去。中间的空白，就是那不知往何处跳的等待，让我变得很弱。多莉死了之后很长时间里，我都在晃荡。
我自己的想法是要好好玩一阵。
我待在菲尔咖啡馆，玩弹子机赢免费啤酒；卖给我啤酒是违法的，但菲尔心里有数，认为总有一天我会继承韦莱娜的钱，也许能帮他进入酒店行业。我往头发里抹上发蜡，跑到别的镇上去跳舞，深夜里用手电筒闪，用石子敲姑娘的窗口。我认识乡下有个黑人卖一种叫“黄鬼”的杜松子酒。谁有汽车我就跟谁好，对谁殷勤。
因为我醒着的时间，一刻也不想待在泰博大宅里。那里面的空气太厚重，不流动。厨房被陌生人占据了，那是个内八字脚的有色人种姑娘，整天在唱歌，就像小孩子到了晦气的地方，哼着歌给自己壮胆提气。她烧饭不好吃，任由厨房的天竺葵枯萎死去。当初韦莱娜雇她，我是赞同的。我以为这样能让凯瑟琳打起精神来工作。
相反，凯瑟琳一点想打垮这新来姑娘的兴趣都没有。她隐退回了自己在菜园里的家。她把收音机也带走了，过得很舒适。“我撂下挑子，就万事大吉了。我要享受休闲，”她说。休闲生活令她发胖，她两脚都肿了，只好把鞋子割开一条缝。她继承了多莉的习惯，并且愈演愈烈，比如爱吃甜食；她让杂货店给她送两大盒冰淇淋到家里，当晚餐吃。她坐着时，时常有糖纸落在腿上。她还想尽办法挤进多莉从前的衣服里，直到后来身材太走样，穿不进为止。仿佛这么做，她就可以把朋友留在身边。
我们俩的见面是一种煎熬，我去得心不甘情不愿，除了我没人陪伴她，所以我更加不愿意去。我逃掉一天不去看她，然后三天，有次整整一个礼拜都没见她。当我隔了许多时日再去时，她显得漫不经心，沉默以对，我自以为她这是埋怨我；事实上我因为良心有愧，自己心里有鬼，所以没看清真相，其实我来没来她根本不在乎。一天下午她证明了这点。她直接把嘴巴里支撑起下巴的棉花团拿掉了。没了那团棉花，她讲话我就完全听不懂了，跟其他人一样不明白她的意思。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找借口想早点离开。她掀开炉膛盖子，把棉花吐进了火里，她的脸立刻就瘪下去了，仿佛饿坏了。现在我想来，那不是泄愤的表示：她只是为了让我明白，我没义务去看她：她宁肯不跟我分享未来。
偶尔莱利会开车带我出去——但我不能指望他，或者他的车，因为他现在有正事要忙，不常有空。他雇了一个拖拉机车队，帮他清理城外新买的九十英亩土地；他计划在那里盖房子。当地几位士绅对他的另外一个计划也很赞叹：他认为镇上应该建一个缫丝厂，每个居民都是股东；除了可能带来利润之外，工业能增加我们的人口。关于这个提议，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社论，稿子还说当地出了亨德森这样的有为青年企业家，值得全城为之自豪。他留起了小胡子，租了间办公室，请妹妹伊丽莎白给他当秘书。莫德·赖尔登进了州立大学，他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开车带妹妹们去看望她，因为妹妹们太孤单，很想念莫德。莫德·赖尔登小姐跟莱利·亨德森先生订婚的消息，刊发在愚人节当天的《信使报》上。
他们六月里结婚，举行的是双方互换戒指的新式婚礼。我是婚礼的引座员之一，法官是莱利的伴郎。除了亨德森姊妹以外，其他所有的伴娘都是莫德在大学里认识的社交女孩；《信使报》用了个风雅的恭维词，称她们是美丽的新秀名媛。新娘拿着一束茉莉和丁香组成的捧花；新郎穿着鞋罩，抹顺了唇髭。他们收到了丰厚的礼物，摆满了桌子。我送了他们六盒香皂，还有一个烟灰缸。
婚礼结束之后，我跟韦莱娜一起，撑着她的黑伞回家。那天日头很毒，热浪袭来，劲头好比浸会庆祝钟声的声浪。我夏日里剩余的日子必如这正午的街道一般凝滞酷烈，简直越过越长。夏天，又一个夏天，又是冬天：不是螺旋，而是像阳伞的影子一样，一个封闭的圆形。如果我迟早要跳出去——我心一横，说了出来。“韦莱娜，我想出去。”
我们走到花园门口；“我知道。我也想，”她说着，合上伞。“我曾希望跟多莉一起去旅行，我想带她去看大海。”因为气宇轩昂的缘故，韦莱娜一直看起来身材很高大，现在她些须有点驼背，头也垂下了。我很奇怪，自己过去怎么会那么害怕她，因为她现在变得更女性化，畏首畏尾。她说有小偷，门闩好，屋顶还装了避雷针。过去她的习惯是每月一号，亲自去收各种欠款和租金；当她停止这么做时，镇上一时很不安；没了这种缺钱的紧巴日子，人们觉得不对劲。女人们说她没有家人，失去了姐姐她就迷失了自己；她们的丈夫责怪莫里斯·里茨博士：是他打垮了韦莱娜的精神，他们说；虽然他们经常跟韦莱娜吵架，但还是讨厌里茨。三年前，我回到这个镇上，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泰博产业的文书，在韦莱娜的私人物品中，她的钥匙，瑁蒂·劳拉·莫菲照片等等杂物中间，我发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的日期是多莉去世后的两个月，圣诞节收到的，来自巴拉圭：用我们南半球的话说，feliznavidad。你想念我吗？莫里斯。我看到这里，不禁想起她的眼睛是如何变得永远游移不安，目光内省而痛苦，我记得莱利结婚那天，酷烈的日光映得她眼睛流泪，却突然凝注了目光，暂时有希望升起：“旅行可能会很长。我考虑过卖掉几处——几处房产。我们可以坐船；你也从来没见过大海。”我从花园篱笆藤上采了一支忍冬的嫩芽，她眼看我把嫩芽扯碎，仿佛我撕碎了她的梦想，她为我们设计的旅程。“哎，”她摩挲着颊上一颗泪痣，“那好吧，”她用很务实的口吻说，“你有什么雄心壮志？”
于是直到九月份我才去拜访法官，跟他道别。箱子都收拾好了，阿莫斯·罗格朗替我剪了头发（“宝贝，你可别秃了头才回来。我说啊，外头人坏着呢，老想赚你便宜，雁过拔毛。”）；我穿着新套装、新鞋子，戴着灰色的软呢帽（“柯林·芬威克先生，你如今可是鸟枪换炮，出落得一表人才！”康蒂太太叹道。“你要当个律师吗？已经打扮得很有律师派头了嘛。不，孩子，我就不吻你了。我这一身面包房的灰，把你这身好衣裳弄脏了，那多过意不去。你写信回来，听见没？”）：当天晚上，一列火车将载着我一路北上，穿过广阔的大地，去往大城市，大展拳脚，建功立业。
在贝尔小姐公寓，她们告诉我说法官出去了。我在广场上找到了他，看到他让我心头一阵悸痛，他那么整洁挺拔，领子扣眼里缀着一朵金樱子花，混迹于一群闲聊，吐痰，混日头的老头子中间。他挽着我的胳膊，带我离开了他们；我们漫步经过了教堂，出城上了河边树林的小路，边走，他一边亲切地讲他当年在法学院读书的日子，给我提出各种建议和指导。就是这条路，就是这棵树：我闭上眼，让它们的形象固定在我心里，因为我不相信我会回来，我想不到未来我会踏遍千山无法释怀，直到这树魂牵梦绕，将我唤回来。
仿佛我们俩都不知道要往哪里走。我们静默着，惊异地从墓园山顶俯瞰下去，然后手挽手地下山，走进那片经过夏日炙烤，又被九月抛光的草地。干燥的草叶轻轻拂动，瀑布般的色彩倾泻而过；那一刻，我想让法官听到多莉告诉我的话：这是草竖琴，里面聚集了多少话音，讲着一个记忆中的故事。我们倾听。
将许多作为调味料食用的干燥丁香花蕾插在橙子表面，可以排列成任何图案或造型，就成了作为装饰用的“丁香橙”，这种饰品可以长时间保留丁香和橙子的香气。
西班牙语，“圣诞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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