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里，凯瑟琳养成了一个习惯，以她入狱之前之后来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那之前，”她会这么开始，“到那个人害我坐牢之前。”而我们其他人，也会遵循相似的时间点来划分历史；也就是说，在树屋之前，或之后。秋日的那几天是一个里程碑，一个标志杆。
法官再也没有回到他跟儿子媳妇一起住的那个家，只是去取走了自己的东西，他这一走，想必遂了儿子媳妇的心愿，反正，当他决定去贝尔小姐的公寓租个房间住时，他们并没有反对。那是一幢严肃的褐色房子，最近被一个殡葬业人士接手，变成了殡仪馆，因为他看中了这个房子只需极简单的装修，就可以呈现出必要的肃穆气氛。我不喜欢从那里路过，因为贝尔小姐的房客中，一群太太们，跟院子里长了满地却不开花的玫瑰树丛一样满身是刺，从早到晚待在门廊上，看得可紧了。其中一个死了两任丈夫的寡妇玛米·坎菲尔德尤其擅长发现孕妇（传说有个伙计曾经跟他老婆讲，说干吗浪费钱去看大夫呢？只要从贝尔小姐家门口走上一趟，玛米·坎菲尔德就能马上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到底是有了没有）。法官搬进去之前，阿莫斯·罗格朗是贝尔小姐的公寓里唯一的男房客。对其他房客来说，他简直是天赐的宝贝：对她们来说最神圣的时刻就是晚饭之后，阿莫斯坐在秋千椅上摇晃着，一双小短腿都够不着地面，舌头颤动着吹出闹钟似的哨音。她们互相比试着为他编织袜子毛衣，照顾他的口味：吃饭的时候，最好的东西都给他留在盘子里——贝尔小姐很难留住厨师，因为太太们永远都在厨房里碰碰弄弄，想弄点精美的吃食，能让她们的宝贝儿动心。也许她们会愿意这样对待法官，可法官根本不理会她们，从来都不，于是她们抱怨着停了手，自己混日子去了。
在树屋度过的最后那个夜晚淋得太湿，我染了重伤风，韦莱娜更糟糕；照顾我们的护士多莉也一直在打喷嚏。凯瑟琳不肯帮忙：“多莉心肝儿，你爱干吗就干吗吧——爱给那个人端屎端尿，累倒为止随便你。可别指望我动一根手指头。我是撂挑子了。”
多莉整夜里出出进进，帮我们拿来糖浆止咳，照顾着炉火为我们取暖。韦莱娜没有像往日那样，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些照顾。她对多莉许诺说，“春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出趟门吧。我们可以去大峡谷，看看瑁蒂·劳拉。也可以去佛罗里达：你都从来没见过大海。”但多莉哪儿都不想去，她就想待在家里：“我不会开心的，外面风景太美，会让我所熟悉的一切相形见绌。”
卡特医生定期来看我们，一天早上，多莉问他可否介意帮她量量体温；她觉得浑身发热，腿脚无力。医生立刻让她上床躺下了。医生说她得了非典型肺炎时，她还觉得很幽默。“非典型肺炎，”她对来探望的法官说，“这肯定是种新事物，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感觉就好像踩着高跷似的。真有趣，”说完，她沉沉睡去。
接连三四天，她都没有真正醒来。凯瑟琳陪在她身边，衣不解带地坐在一张藤椅上打个盹，每当我或者韦莱娜蹑手蹑脚地进来，她就低声咆哮。她还坚持用一张耶稣画像给多莉扇风，仿佛是夏天，需要降温；她完全不理会卡特医生的嘱咐，简直让人看不下去：她指着医生派人送来的药物，声称：“这种东西，喂猪也不吃。”最后卡特医生说除非病人去住院，否则他负不起责任。最近的医院在六十英里远的布鲁顿。韦莱娜从那里叫了辆救护车来。她真该省下这笔钱，因为凯瑟琳从里面锁上了多莉的房间，说谁敢第一个上来开门，就叫他坐救护车走。多莉不知道人们要带她去哪里；不管是哪里，她哀求不要去：“别闹醒我，”她说，“我不想看大海。”
到周末的时候，她总算可以在床上坐起来；几天过后，她又有了些力气，恢复了跟购买浮肿药水的客户通信往来。她很担心那些堆积如山等待处理的订单；凯瑟琳认为多莉康复自己居功最高，她说，“等着瞧吧，用不了几天，我们就能到外面炖上一锅。”
每天下午四点钟，法官准时出现在花园门口，吹口哨让我给他开门。他走花园的门，而不走正门，就减少了碰到韦莱娜的机会——倒不是她反对法官来访：事实上，她还特地准备了一瓶雪利酒，一盒雪茄烟来招待他。通常他会给多莉带件礼物，要么是凯蒂德面包房的蛋糕，要么是鲜花，金褐色气球状的菊花一拿来，立刻被凯瑟琳没收了，理由是它们会把空气中的营养全吸走。凯瑟琳始终不知道他曾跟多莉求过婚；但她本能地感觉到情形不尽如意，于是每次法官来访，她都坚持陪同，一边豪饮着为法官准备的雪利酒，一边高谈阔论，大半的话倒都是她说的。但是我疑心，法官也罢，多莉也罢，都没什么要背着人的话；他们不动声色地接受了彼此，人们心有所属，心意已定时，总是心平气和，不动声色。如果说他在别的方面被辜负了，失望了，那也不是因为多莉，因为我相信，多莉已经成了他想要的那个人，世上唯一的那个人——就像他描述的，那个可以尽情倾诉一切的人。但是，一切都可以讲，也许就没什么需要讲了。他坐在她的床边，心满意足，也不指望谁来招待他。多莉经常因为发烧而昏昏欲睡，终于睡去，如果她在睡梦中皱眉或者呜咽，他就唤醒她，用明朗的笑容欢迎她恢复知觉。
从前韦莱娜不许我们买收音机；她非要说那些下流小调会扰乱人心；再说，还得考虑花销。是卡特医生说服了她，让她相信多莉应该有个收音机；他预见到多莉会需要一个漫长的康复期，收音机会让她心情好些。韦莱娜买了收音机，无疑，付了很贵的价钱；但那个罩子形状的盒子实在是难看，抛光也粗糙。我把它拿到院子里，漆成了粉红色。即便如此，多莉还是不大愿意把它放在自己房间里；但后来，你就别想从她那儿把它拿走了。她跟凯瑟琳总是开着收音机，机器时常热得足够孵出小鸡来。她们喜欢听橄榄球比赛转播。当法官试图把比赛规则讲解给她听时，多莉阻止他说，“求你别讲。我喜欢保持神秘。大家都大喊大叫，都那么开心：如果我了解了是怎么回事，可能就不觉得那么热闹，那么开心了。”一开始法官很生气，因为他没办法说服多莉去支持任何一支球队。她认为两边都应该赢得比赛：“都是些很不错的小伙子，我敢肯定。”
因为收音机的事，有天下午我跟凯瑟琳口角了几句。就是莫德·赖尔登在州里参加广播比赛的那个下午。自然，我想听她演奏，凯瑟琳知道，但她却调频去听一场杜兰对佐治亚理工的球赛，还不许我靠近收音机。我说，“你是怎么了，凯瑟琳？自私自利，不知满足，固执任性，简直比韦莱娜一向还不如。”仿佛为了弥补她遭遇牢狱之灾损失的尊严，她就必须得在泰博家里加倍施威：我们至少得尊重她的印第安血统，接受她的暴政统治。多莉是愿意的，但在莫德·赖尔登这件事上，她跟我站在一边：“让柯林找他要听的频道。不听莫德演奏就太没有教友精神了。她是我们的朋友。”
每个听过莫德演奏的人都同意她应该拿第一名。结果她得了第二，这让她家人很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她可以拿半份奖学金，去大学里学音乐。可我们仍然觉得这不公平，因为她演奏得非常美，比赢得大奖的那个男孩子好太多了。她演奏了父亲的小夜曲，在我听来，就跟那天在林中听到的一样美。打那天往后，我浪费了好多个钟头，涂画她的名字，在脑袋里描绘她的魅力，她头发那香草冰淇淋般的颜色。法官来访，正好赶上听广播，我知道多莉很高兴，因为这一来仿佛我们又一次在林中聚首，音乐像蝴蝶般在身边翩翩飞舞。
几天之后，我在街上碰到了伊丽莎白·亨德森。她刚去过美容院，因为她的头发刚卷好，指甲也抹着蔻丹，她看起来完全像个大人了，我称赞她美。“是为派对打扮的。我希望你的道具服装准备好了。”突然我记起来了：她和莫德请我去装扮成算命巫师的那场万圣节派对。“你不会忘了吧？哎呀，柯林，”她说，“我们忙得像狗一样！赖尔登太太做了果子酒。要是有人撒酒疯什么的，我可不会奇怪。总归这是莫德的庆祝会，因为她得了奖嘛，还有，”伊丽莎白扫视街道，寂静的房屋和电话亭显得死气沉沉，“她要走了——去上大学，你知道的。”一种孤寂感袭来，我们俩都不想各走各路：于是我提出送她回家。
在路上我们在凯蒂德面包房停下来，伊丽莎白去店里订了个万圣节蛋糕，围裙上沾着糖霜的康蒂太太从烤炉房间迎出来，问候多莉的病情。“可想而知，还算正常吧，”她叹息道。“想象下，非典型肺炎。我有个妹妹，她得了普通的肺炎。至少我们得谢天谢地，好歹多莉是躺在自己家床上；我知道你们几个都回家去，就安心了。哈哈，现在我们大概可以嘲笑当初办的那些傻事。瞧，我刚烤好一盘甜甜圈；你带回去给多莉，就说我问她好。”我和伊丽莎白还没走到她家就把甜甜圈吃掉了一大半。她邀请我进去喝杯牛奶，把剩下的甜甜圈都吃完算了。
亨德森家的房子当初所在的地方，现在成了加油站。当初那里大约是十五间透风撒气的房间随随便便钉在一起，如果莱利干木工活没有那么在行，那地方很可能早被流浪动物们占据起来了。他在户外有个棚子，既是工作间，又是休息室，他会整个上午都待在那里，锯木头，刨木片。靠墙的架子上堆满了各种过去兴趣爱好的遗物：蛇，蜜蜂和蜘蛛，都用酒精密封着，有只蝙蝠在瓶子里慢慢腐烂；航船模型。他少年时对制作动物标本的热情留下了一座可怜的恶臭动物园：一只没有眼睛的兔子，身上的毛像生蛆一样，变成了绿色，耳朵像猎犬一样耷拉着——类似这样最好埋葬的东西。最近我去看过莱利几次；大个子艾迪·斯杜沃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肩膀，倒霉的是他得打上又重又痒的石膏，他说那玩意足有一百磅。他不能开车，连个钉子都砸不进去，他能做的，就只有闲逛，瞎琢磨。
“如果你想见莱利，”伊丽莎白说，“去棚子里就能找到他，我猜莫德大概跟他在一起。”
“莫德·赖尔登？”我有理由感到惊讶，因为从前我去探访莱利的时候，跟他坐在棚子里时，他曾讲过一番道理，说在这里不会有姑娘来烦我们，他吹牛说他这里的门槛没有女性获准踏进来过。
“念书给他听。诗歌，剧本。莫德真是可爱极了。虽然我哥哥过去待她一点都不好，但她还是既往不咎。我猜，像他那样，经历了一次差点没命的事，我猜这能改变一个人——让他变得更愿意接纳好的事物。他会整个钟头都让莫德替他读书。”
棚屋在后院里，无花果树荫下。几只母仪威严的芦花鸡在门外踱步，啄食夏天里向日葵落下的种子。门上早已泛白的字迹是他童年时的警告，“闲人勿进”。我突然有点胆怯。我能听到门内传来莫德的声音——她朗诵的声音，那单调起伏的调子，若给学校里的捣蛋鬼们听到，一定会很热衷模仿。随便跟谁说莱利·亨德森变成了这副样子，他一定会说莱利从树上摔下来，肯定是摔坏了脑子。我悄悄来到棚屋的窗下，看到一眼：他专心在研究一个拆散的钟表机芯，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他听到的内容，并不比苍蝇哼哼更加令人振奋；他举起手指去掏耳朵，仿佛是为了降低噪声刺激的干扰。然后，正当我决定要敲窗吓他们一跳的时候，他把机芯放到一边，绕到莫德身后，合上她手里正念着的书。他微笑着，将她一缕头发捏在手里——她就像小猫被捉住了后颈皮似的，温顺地站了起来。突然间，他们仿佛镶上了金边，周身的光芒刺痛了我的眼睛。显然，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接吻。
就在不到一周前，因为莱利对这种事经验丰富，所以我跟他吐露过心事，告诉他我对莫德的感情：求他指点迷津。我希望我是个巨人，那我就可以抓住棚屋，摇成一堆碎木片，砸烂大门，当面痛斥他们两个。可是——我能指责莫德什么呢？尽管她一直说莱利的坏话，可我早就知道她一颗心全在莱利身上。又不是说我们之间早有共识；我们最多算是好朋友罢了：最近几年，连好朋友都算不上。我穿过后院回去，那些骄傲的芦花鸡跟在我后面嘲弄地叽叽呱呱叫着。
伊丽莎白说，“这么快你就回来了。要不就是他们没在那儿？”
我告诉她说不方便打扰他们。“他们交流着那么美好的东西。”
但伊丽莎白听不出讽刺。虽然她内心如同外表那般精致玲珑，却是个太较真的人。“真妙，不是吗？”
“妙极了。”
“柯林——老天，你怎么哭了？”
“没什么。其实，我感冒了。”
“希望你还能来参加派对。但你必须得化妆。莱利要打扮成恶魔。”
“他挺适合。”
“当然我们希望你穿上一身骷髅装。我知道只剩最后一天了……”
我根本不想去那个派对。一回到家，我就坐下来给莱利写信。亲爱的莱利……亲爱的亨德森。我把亲爱的几个字划掉，单称亨德森足矣。亨德森，你的背叛逃不过世人的眼。接下来的几页纸都充满了我们友谊的起始，光荣的历史；后来渐渐地，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样一个绝好的朋友不可能对不起我。结果，快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疯了似的一个劲地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兄长。于是我把这些胡言乱语丢进壁炉里去了，五分钟之后，我跑到多莉的房间里，问她有什么办法能在第二天晚上之前，给我做身骷髅装。
多莉针线活不大擅长，要她把下摆缝短一点她也会觉得困难。凯瑟琳也是这样；但凯瑟琳总是假装各方面都是内行，尤其是那些她最不擅长的行当。她派我去韦莱娜的杂货店，拿七码质量最好的黑缎子。“有七码料子的话，应该会有富余，我和多莉可以做两件衬裙。”然后她拿软尺装模作样地帮我量高和宽，量体裁衣的程序没有错，但她根本不知道怎么把量得的数据落实到剪刀和布料上。“这一小块，”她说着，胡乱劈下一码，“可以给谁做条漂亮的灯笼裤。还有这块，”刷刷两剪刀下去，“……加个黑缎子领口肯定可以让我的旧花裙子增色不少。”剩下来给我用的那点料子，给侏儒做块遮羞布都不够。
“凯瑟琳，亲爱的，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需要，”多莉警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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