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十月一日星期三，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一开头是我被莱利踩到手指醒来。多莉已经醒了，坚持要我因为咒骂莱利向他道歉。她说，早晨的时候礼貌比一天中任何别的时间更重要：尤其是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狭窄空间里的时候。法官的怀表仍然挂着，像个金苹果压弯了树枝，显示的时间是六点过六分。我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我们早餐吃的橙子，动物饼干和冷的热狗。法官抱怨说喝不到一壶热咖啡，就浑身不得劲，感觉不像人样。我们一致同意最想念的是咖啡。莱利自告奋勇，要开车进城去弄点咖啡回来；他还可以趁机去探查一番，看看情况如何。他建议我跟他一起去：“谁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缩在车座上不露头。”尽管法官反对，说他认为这样做很蠢，但多莉看得出我想去：我曾那么渴望乘着莱利的车去兜风，现在机会终于来了，虽然明知没人会看到我，我还是兴致盎然，跃跃欲试。多莉说，“我觉得不会有事。但你得换件干净衬衫：你身上这件，领子上的泥土都能种萝卜了。”
草地寂静无声，没有愉快的沙沙声，也没有微妙的轻舞；草叶一根根立着，锋利，血红，仿佛一场屠杀之后，遍地的箭镞，我们爬坡上山去墓地，草叶在我们脚下根根脆断。俯瞰下方，景色真美：河边树林无尽地延绵，边缘波浪般起伏，五十英里犁过的农田铺展开来，间或点缀着风车，法庭高耸的尖塔之外，城中炊烟袅袅。我在父母的墓地停下了脚步。我不常来看他们，坟墓和冰凉的墓碑，这些会让我难过——跟我记忆中的父母相距太远，我记得他们活着的样子，当父亲离家去推销冰箱时，母亲总是哭泣，还有父亲赤身裸体跑到街上去的样子。我想采些鲜花来摆在墓前的陶瓶里，瓶子空荡荡地搁在斑驳泥污的大理石墓石上。莱利帮我采了些槐树的嫩芽，看着我摆到瓶子里放好，说道：“你妈人挺好的。绝大多数女人都是些贱货。”我疑心他是不是说自己的母亲，可怜的罗丝·亨德森，曾经逼着他一边背诵乘法口诀，一边在院子里单腿跳个不停。可是在我看来，他过的那些苦日子，已经得到了补偿。毕竟他有一辆理论上价值三千美元的汽车。二手车，提醒一句。是辆外国跑车，阿尔法-罗密欧（人们常开玩笑，说这车是罗密欧的阿尔法）。他是在新奥尔良从一个要进感化院的政客那里买来的。
我们一路呼啸，沿着沙土路朝镇上驶去，我总想着能有人做个见证：要是能让某几个人看到我坐在莱利·亨德森的车上，我一定会感觉相当不错。但天色太早，几乎还没人出门；这时早餐还在锅里煮着，路过的人家都炊烟袅袅。我们转过教堂拐角，绕广场一圈，在库珀驻马店和凯蒂德面包房中间的一条小沙土巷子里停下了车，莱利把我一个人留在车里，命我原地不动：他一小时内准回来。于是我在座位上摊开身子，听着驻马店草垛里那些贼家雀儿们叽叽喳喳叫，闻着面包房飘出的新鲜面包和蛋挞的阵阵芬芳。这家面包房的主人是一对夫妻，姓康蒂。康蒂先生和太太得凌晨三点就起来工作，为八点钟店开张做准备。这里地方干净生意兴旺，康蒂太太到韦莱娜的百货店里能买得起最贵的衣服。我正躺在那里闻着香味儿，突然面包房的后门开了，康蒂先生拿着扫帚出来，将面粉灰尘扫到巷子里。我猜想大概是他看到莱利的车有点吃惊，看到我在里面更是吃惊。
“你要干吗，柯林？”
“不干吗，康蒂先生，”我说，心里不禁想，不知他知不知道我们的麻烦事。
“真高兴，十月总算到了，”他说着，用手指触擦着空气，仿佛寒凉是织进布料里，他能摸得出。“我们夏天日子可难过了：烤炉什么的，热得人简直过不下去。瞧这里，孩子，有个姜饼人在等着你呢——快进来撵上他。”
我知道他不是那种人，不会叫我进去，然后打电话给警长。
他妻子迎我进了有烤炉的房间，那里的热气都弥漫着香气，看到我来她仿佛顶顶高兴。基本上大家都喜欢康蒂太太。她矮矮胖胖的，从不大惊小怪，她生得大象一样的脚踝，手臂壮实，面容刚毅，永远都被炉火映得红光满面；眼睛湛蓝，就像蛋糕上点缀的糖霜，头发花白，仿佛在面粉桶里扫过一圈，她系的围裙很长，一直到脚指头。她丈夫也系着围裙；有时候我会看到他下班后，不等把这难看的围裙摘掉，就跑到街对面菲尔咖啡馆去，跟其他男人一起，靠在墙边角落里喝啤酒：他就像油画上的小丑，拍拍打打，一身面粉，笨笨的，却很端庄。
康蒂太太将工作台腾出一块地方，给我端来一杯咖啡，还有一盘热烘烘的肉桂卷，正是多莉最心爱的那种。康蒂先生示意，我也可以要点别的来吃：“我跟他说的，我说什么来着？姜饼人。”他妻子使劲揉着面团，说道：“那是哄小孩的。他是个大人了；反正快了。柯林，你到底多大了？”
“十六岁。”
“跟塞缪尔一样，”她说，塞缪尔是她儿子，我们都叫他骡儿：他本就比骡子机灵不了多少。我问他们有没有儿子的新消息？因为去年秋天，骡儿连读三年八年级又被留级之后，去彭萨科拉参加了海军。“我们最近一次通信时，他在巴拿马，”她一边说，一边把面团擀平，做成馅饼皮。“我们不常收到他的信。我有次写信给他，我说塞缪尔，你最好常写信回家，不然我就给总统写信，把你的真实年龄告诉他。因为你知道的，他是假冒年龄参军的。我当时真是气疯了——一心记恨学校的汉德先生：所以塞缪尔才这么干的，就是因为受不了老被落在后面，老上八年级，他长那么高了，别的小孩都那么小。可我现在看明白了，汉德先生是对的，如果塞缪尔没有做好功课，他们仍然让他晋级的话，对你们其他孩子就不公平了。所以也许这样的结果最好。，给柯林看看照片。”
照片的背景是椰子树和真正的大海，四个水兵手牵手并排站着，面露傻笑，照片下面写着，上帝保佑妈妈爸爸，塞缪尔。这照片让我很难过，骡儿出去见识世界了，可我，唉，也许我该要个姜饼人。我把照片还给康蒂先生，他说：“我顶赞成男孩子报效国家去。可不利的一面在于，塞缪尔正好到了可以帮我们一把的年纪就走了。我可讨厌得依靠黑人帮忙。撒谎偷东西，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干吗。”
“老说这种话，我很不高兴，”他妻子说着，咬住嘴唇。“他知道这么说我听了难受。有色人种并不比白人更坏：有些时候还要好些。我有机会就跟镇上的人说这样的话。就比如说老凯瑟琳·克里克的事儿。真叫人恶心。她也许脾气不好，有点怪，可她是好女人，跟谁比都不赖。这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打算弄份晚餐装托盘里给她送到监牢里。我敢打赌警长才不会给她伺候餐桌呢。”
所以就是这样，当一切改变之后，就再也变不回从前了：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我们再也无法取暖了：我放弃了，眼前浮现出寒冬来临，风刀霜剑逼到树上的情景，于是哭啊，哭啊，像雨水泡烂的抹布，彻底崩溃了。自从我们离开家以来我就一直想哭。康蒂太太直道歉，怕是因为她说了什么引得我难过；她掀起粘着厨房污渍的围裙给我擦脸，然后我们俩都笑了，实在可笑，那花脸画的，面粉和眼泪混在一起，就像他们常说的，我立刻就感觉好多了，仿佛哭完就轻松了。康蒂先生被我的发作搞得很尴尬，于是退到前头店面那个房间去了，我理解他是觉得男人这样婆妈不合适，可我丝毫没觉得羞耻。
康蒂太太为自己倒了杯咖啡，坐下来。“我不想装模作样，假装发生的事我都知道，”她说。“我听说是这样，多莉小姐因为跟韦莱娜有争执，所以不再管家里的事了？”我想说情况比这要复杂，我试图理顺事件，但又疑心事情也许没那么复杂。“这个，”她若有所思地继续，“听起来可能我这么说是反对多莉：其实不是。可我认为是这样——你们几个应该回家，多莉应该跟韦莱娜和平相处：她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到了她这把年纪，再改弦更张办不到了。再说，这样在镇子上是坏榜样，两姐妹吵架，一个坐在树上：还有查理·库尔法官，我生平第一次替他那俩儿子感到难过。市民榜样应该行为规矩；不然整个地方都乱套了。比如，你看到广场上那辆大篷车没有？好嘛，最好去看看。一大家子牛仔。福音教派的。说的——我只知道他们吵吵嚷嚷的，跟多莉有点关系。”她气冲冲地吹开一个纸袋。“我要你回去传我的话给她：回家去。给你，柯林，带上些肉桂卷，我知道多莉爱吃这个。”
我离开面包店的时候，法庭的大钟敲响了八点，就是说正确时间是七点半。这个钟一直快半个小时。曾经请过一个专家来修理，他叮叮当当搞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后，提议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放根雷管炸掉它；镇议会投票决定按全额付他酬劳，证明这只钟无可救药，仿佛令大家感到莫名的自豪。广场周围，几家商店准备开张了；门廊上扫帚挥处尘雾起，垃圾筒滚动着，惊醒了冷寂的街巷。早起鸟是一家比韦莱娜开的五分店要好的杂货店，两个有色人种小男孩神往地望着橱窗里的夏威夷菠萝罐头。广场南侧的长椅上，常年不变地坐着一群老头，安静地待着等死。再往远处，我终于看到了康蒂太太说起的那辆大篷车——实际上是辆旧卡车，蒙了一顶油布罩子，混充历史上的西部大篷马车。车子看起来破旧不堪，傻兮兮的，孤单单立在空旷的广场上。一个制作简陋，大约四英尺高的牌子，像鲨鱼鱼翅一样，顶在驾驶室上方。“让小荷马·哈尼约束你的灵魂献给神。”另外一面起了泡泡的绿漆画出一张笑脸，上头还顶着个超大牛仔帽。我绝没想到这会是个真人的画像，但旁边一条注解说是的，这是：神童小荷马·哈尼。车子旁边没人，我也没什么可看，于是朝监牢方向走去，那是幢方方正正，盒子似的砖房，隔壁就是福特汽车公司。我进去过一次，是大个子艾迪·斯杜沃带我去的，跟我一道的还有十来个小孩和大人，都是男的。他走进药店说，你们要是想开开眼，就到监牢来。看点是个英俊瘦削的吉卜赛少年，他们从货运火车上捉下来的；大个子艾迪给了他二十五美分，让他把裤子褪下来；大家都无法相信那家伙居然有那么大，其中一个人说，“伙计，你有这么大一根撬棍，怎么还会被人锁起来的呢？”接下来好几个星期，你都能辨认出哪些姑娘听过这个笑话：每次路过牢房边上，她们都会咯咯笑上一阵。
牢房的一面外墙上有幅很不寻常的图案装饰。我问过多莉，她说记得她年轻的时候，那是张糖果广告画。若果真如此，那广告语早就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就只有一张泛白的模糊挂毯图案：两个火鸟一样艳粉色的天使，吹着喇叭，飘飘悠悠悬在一个巨大、装满水果的号角里，就像圣诞节的长袜；这画面如同绣在砖墙上，看起来就像褪色的壁画，或是模糊的文身，阳光闪烁中，被囚禁的天使仿佛羽翼拂动，如同窃贼的鬼魂一般。我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在外面晃，可我不管，兀自走过牢房，又兜回来，边吹着口哨，后来还轻声呼唤凯瑟琳，凯瑟琳，希望能把她唤到窗口来。我知道哪个是她的窗口：窗台上铁栏之内，我看到有个金鱼缸，后来我们知道，这是唯一一件她要求带在身边的东西。金鱼橙色的身影在珊瑚周围摇摆穿梭，我不由想起了我帮多莉找到珊瑚城堡和卵石的事情。那算是开始吧，一想到结局可能会怎样，我不禁心生寒意，凯瑟琳关在冷冰冰的阴影里，低头垂目。我祈祷她不要到窗口来：她谁也看不到，因为我转身跑掉了。
莱利让我在车里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总算出现了，可他脾气很坏，搞得我有火也不敢发作。看来他回到了家，发现他的两个妹妹，安妮和伊丽莎白，还有在他家过夜的莫德·赖尔登都还赖在床上：不但如此，门廊上还东倒西歪散落着好多可乐瓶子，落了一地的烟蒂。莫德主动招认，坦白是她叫了几个男孩子来，听听音乐跳跳舞；但受罚的是那对姊妹。他把她们从床上拖下来，抽了一顿。我问他抽了一顿什么意思？他说，扳到膝上，拿球鞋抽她们。我无法想象这场景：这与我印象中端庄的伊丽莎白形象不符。你对这几个姑娘太严厉了吧，我说完，又赌气地加了一句：莫德这下变成坏人了。他把我的话当了真，说没错，他确实打算抽莫德一顿，不说别的，单她骂他的那些脏话，谁说出口他都不能容忍，但还没等莱利捉到她，莫德已经从后门跑掉了。我心里说，终有一天轮到莫德狼狈了。
莱利蓬乱的头发上过发油，变得整齐伏贴，身上闻起来一股丁香水和滑石粉的气味。他完全不用说，我就知道他去了理发店，也知道他为什么去。
虽然此人如今已经退休，当初经营理发店的时候，可真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这位阿莫斯·罗格朗。警长，还有莱利·亨德森，哎，算起来所有人提到他都会说：那老姐们。但他们并没有恶意；大多数人挺喜欢阿莫斯，真心希望他平安。他身材小得简直像只猴子，只好踩在箱子上给人理发，他很容易激动，像一对响板那样，嘚吧嘚吧讲个不停。他管所有常客都叫宝贝儿，男女不论，反正在他眼里毫无区别。“宝贝儿，”他会说，“你该剪头发了，该买一包发卡了。”阿莫斯有个了不起的特长：他能东一句西一句闲扯，让大到生意人，小到十岁的女娃娃，都听得津津有味——他既能谈本·琼斯家的花生卖了多少钱，也能聊玛丽·辛普森的生日派对都请了谁，他能找到客人感兴趣的话题，说得头头是道。
自然，莱利会去找他打探消息。当然他马上就如实重复给我听，我立刻就想象出阿莫斯的样子，仿佛听到他嗡嗡的话音围绕在耳边：“你来了呀，宝贝儿，这有钱到处乱放就是没有好下场。别人不说，就这韦莱娜·泰博，我们都以为她赚一毛钱都要立马送银行里去。一万两千七百美元呢。可别以为这就是全部了。看来韦莱娜跟这位里茨博士是打算合伙做生意，所以她才买下了那个旧罐装厂。您可瞧好了：她给了里茨一万多美元去买设备，上帝才知道什么设备，结果发现他根本一分钱的货都没买回来。钱全都进了他的腰包。至于他本人，是踪影全无，连根毫毛都找不见；得去南美可能还能找到他。我这个人向来不去嚼舌根子，乱说人家闲话；可照我说这韦莱娜·泰博实在是太各别了：宝贝儿，那个犹太人哦，我这辈子没见过一个人头皮屑落得那么厉害的。可像她这么个聪明女人，难说，还真就着了他的道儿。加上她姐姐这一出，闹成这样，人仰马翻的。难怪卡特大夫要给她打针。可查理·库尔才真真吓死我，惊倒我了：你说他跑到那外面去找死算怎么回事儿？”
我们驱车很快就出了城，一路颠簸，小飞虫撞在挡风玻璃上。经过的天空啸声激昂，湛蓝脆爽，云彩全无。可我敢发誓，我的骨头里感觉到风暴即将来临。一般来说，老年人才会有这种不适，年轻人很少闹这毛病。这感觉就好像有雷霆夹着湿气，在你的关节里轰隆作响。我疼得那个程度，感觉简直是飓风就要朝我们袭来似的，我说给莱利听，他说，得了吧，你莫不是疯了，你看看这天色。我们俩正就这事儿打赌呢，刚好车子转过一个弯，就到墓地那片了，莱利倒吸一口气，踩住了刹车；我们滑行了很长一段才停下，其间详细回顾了一下人生的重要经历。
真不是莱利的错：占着大路中间，像瘸牛拖车一样挣扎前进的不是别人，正是那辆小荷马·哈尼大篷车。那车突突突突乱响一阵，最后彻底熄了火，骤然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司机爬了出来，是个女人。
她年纪不轻了，但臀部扭动的样子，很有些欢快的韵致，她的乳房那么诱惑地摩擦着桃红色的外衣。她穿着条带流苏的麂皮裙子，脚蹬一双及膝牛仔靴，她这么穿不对，因为你能感觉到，她的双腿，如果充分展露出来，一定是她最美的部分，她倚在车门上，眼帘低垂着，仿佛双睫倒有千斤重；她用舌尖沾湿了红润的嘴唇。“早上好啊，小伙子们，”她说，话音又慢又低沉，“请指教下方向可好？”
“见鬼了，你到底什么毛病？”莱利发飙了，“你差点害我们翻了车。”
“你这么说我真没想到，”那女人说着，友好地晃晃她的大脑袋；她的头发染成杏色，梳着精致的卷发，她摇头的时候，满头的发卷像无声的铃铛一样晃起来。“你超速了，亲爱的，”她自负地反驳道。“我想是有条法律禁止超速的吧，禁止什么的法律都有，特别是在这里。”
莱利说，“应该有条法律禁止这种卡车。这种报废的破烂，就不该上路。”
“我知道，亲爱的，”那女人笑道。“跟你交换好了。可我恐怕这么多人你这辆车里塞不下；我们这卡车都有点挤不过来。能给我根香烟吗？宝贝儿真乖，谢谢你。”她点着了烟，我留意到她的手特别糙，瘦骨嶙峋，指甲没涂油，有一个指甲是全黑的，仿佛被门挤到了。“我听说往这边走，我们能找到位姓泰博的小姐。多莉·泰博。好像说她住在树上。希望你能好心带我们去……”
她身后仿佛整整一间孤儿院的孩子从卡车里倾倒出来。几乎不会走路的罗圈腿小孩，黄头发鼻涕娃，到了该戴胸罩年纪的女孩子，还有大大小小一排男孩子，其中一些已经长足了身量，像大人了。我数了数，至少有十个，其中包括两个对眼儿双胞胎，还有一个裹着尿布的娃娃，被一个不足五岁的孩子很费劲地抱在身边。就像魔术师的兔子，孩子们仍在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直到马路上变得人口稠密。
“这些都是你的？”我真心焦虑地问道，又数了一遍，足足有十五个。其中一个男孩大约十二岁，戴着副钢边儿小眼镜，顶着个足有十加仑重的大帽子，像个蘑菇似的晃来晃去。他们中大多数人身上的装扮都有点牛仔的意思，或着靴，或系领巾。但这群人整体都垂头丧气，病病歪歪，仿佛多年以来只靠土豆和洋葱为生。他们在汽车旁围了一圈，寂静无声，鬼魅一般，只有最小的那个娃娃，砰砰地拍车灯，还往挡泥板上跳。
“没错，亲爱的：都是我的，”她回答道，一边举手拍打一个抱着她的腿跳舞的小不点姑娘。“有时大概也会捡到个把别人的娃，”她耸耸肩又说道，有几个孩子露出微笑。看起来大家都很爱她。“有些人的爸爸已经去世了；其余的大概都还活着——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死活都不关我们的事。看来你没来参加我们昨天晚上的聚会吧，我是艾达姐姐，是小荷马·哈尼的妈妈。”我问她哪个是小荷马。她眨眼四处瞅了一圈，指着那个戴眼镜的小孩，那孩子晃晃悠悠从帽子底下站起来，朝我们敬礼：“赞美耶稣。要来个哨子吗？”说着，鼓起腮帮子，吹响了一枚铁哨。
“有了这东西，”他妈妈一边把碎发捋到耳后，一边说道，“鬼也要被你吓一跳。而且还很实用。”
“两毛钱，”那孩子叫价道。他的小脸苍白，面有忧色。帽子一直压到眉毛。
如果我身上有钱，一定就买他个哨子了。看得出他们在挨饿。莱利跟我有同感，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掏出五毛钱买了两个哨子。“上帝保佑你，”小荷马说着，将硬币放进嘴里，使劲用牙咬了一下。“这年头假币太多了，”他妈妈有些抱歉地解释道。“干我们这个的，没想到还得担心这种麻烦，”她说着，叹了口气。“劳驾你们好心帮我们个忙——我们没法继续走了，没油了。”
莱利对她说这样是浪费时间。“那里已经没人了，”他说完，启动了车子。另一个被我们拦在后面的驾驶员，已经在鸣笛催促。
“她不在树上吗？”在汽车马达不耐烦的轰鸣声中，她的话音显得很哀怨。“那我们上哪儿才能找到她啊？”她伸手试图拦住我们的车。“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我们……”
莱利发动了车子。我回头，看到他们一群人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望着我们离去。我对莱利说，我为他们感到难过，说我们应该至少弄清楚他们想要什么。
他回答说：“也许我知道。”
他的确知道很多，阿莫斯·罗格朗详细给他讲了这位艾达姐姐的事迹。尽管她以前没来过我们这里，但阿莫斯时不时出去旅行，据他说，曾经在波特尔一处集市见到过她，波特尔县城离我们这里不远。显然巴斯特牧师对她也不陌生，她一到达，巴斯特牧师立刻把警长找来，要求他下禁止令，不许小荷马·哈尼团伙开展任何形式的集会。他说他们是些骗子，执意说这个所谓的艾达姐姐是闻名六大州，臭名昭著的妓女：想想吧，十五个孩子，却连个丈夫的影儿也没有！阿莫斯本人也颇拿得准，说她没结过婚；但在他看来，一个这么吃苦耐劳的女人值得尊重。警长说，难道我麻烦还嫌不够多吗？又说：也许那些傻瓜们倒是主意正得很：坐在树上，不管闲事——给他五分钱他就出门去加入上树团伙。老巴斯特对他说，要是这样，他就不配做警长，应该把警徽交出来。同时，艾达姐姐未受到执法人员干涉，在广场的老橡树底下召集了晚间祈祷会和游艺活动。我们这座镇子上，信仰复兴活动很受欢迎；有音乐，有机会唱歌，露天集会。艾达姐姐和她的一家人尤其轰动；连平常怪话颇多的阿莫斯都说，那个小荷马·哈尼，跳舞甩绳子的样子，实在是可爱得不得了。大家都玩得很尽兴，除了来砸场子的巴斯特牧师和夫人。惹毛了他们的不是别的，而是孩子们亮出“上帝的晾衣绳”时，这根绳子上有些衣服夹子，你可以把捐款夹在上面。好多人从来都不肯往巴斯特牧师的募捐箱里丢一毛钱，这次却大方地挂出了整块的美元钞票。这让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他跳起来离场，直奔泰博巷的大宅，跟韦莱娜进行了一番简短高明的交谈。他认识到，如果想采取行动，必须获得她的支持。据阿莫斯说，巴斯特牧师刺激韦莱娜，说有个信仰复兴运动的淫妇，说多莉是异教徒，是耶稣的敌人，要韦莱娜维护泰博家的名誉，务必将这个女人撵出城去。艾达姐姐那时候很可能根本都没听说过泰博这个姓氏。但韦莱娜还是强撑病体，立刻开始工作；她给警长打电话说，瞧啊，朱尼厄斯，我要这些流浪汉清除出我们县的边界。这是命令；老巴斯特主动请缨，监督此事实施。他陪同警长到了广场，当时活动结束了，艾达姐姐和她那帮孩子正在清理场地。最后打起来才收场，主要是因为巴斯特，他指控艾达姐姐非法赢利，坚持要没收“上帝的晾衣绳”募捐的钱款。他拿到了——还附带了几道抓痕。许多旁观者帮艾达姐姐说话，可根本没用：警长告诉他们说：第二天中午前，必须出城离开。听完这些之后，我问莱利，为什么，既然这些人受到这么不公平的对待，你不帮他们呢？你绝想不到他是怎么回答我的。他最最开诚布公地说道，像这样一个荡妇，不配跟多莉交往。
树下一堆篝火烧得嘶嘶作响；莱利收来了枯叶点火，法官被烟呛得双眼含泪，正着手准备我们的午饭。我和多莉两个懒在一旁。她一边摆纸牌游戏，一边说：“我恐怕，真的怕，韦莱娜是再也见不到她的钱了。你知道的，柯林，我疑心最让她难受的不是丢了这么多钱。不管怎么说，她信任那个人，里茨博士，我是说。我时常想起瑁蒂·劳拉·莫菲。就是在邮局工作的那个姑娘。她曾经跟韦莱娜非常亲近。上帝啊，瑁蒂跟那个卖威士忌酒的人私奔，结婚，对韦莱娜是个多大的打击啊。我不是批评瑁蒂；要是她爱那个男的，这么做是最合适的。但这其实都是一回事，瑁蒂·劳拉和里茨博士，也许韦莱娜平生只信任过这么两个人，可他们俩却都——唉，谁碰到这样的事都会心碎吧。”她心不在焉地摸弄着手里的纸牌。“你前面说了句什么——关于凯瑟琳的。”
“是说她的金鱼。我看到金鱼摆在窗台上。”
“没见到凯瑟琳？”
“没有，就只有金鱼。康蒂太太人真好：她说她要往牢房里送点饭菜。”
她掰开一块康蒂太太的肉桂面包卷，挑出里面的葡萄干。“柯林，假设我们答应他们呢，就是说我们妥协，那么：他们就会放了凯瑟琳，对不对？”她眼睛往上瞟，望着树的高处，仿佛在搜寻一条秘密的通道，沿着树叶直通树顶。“我该不该——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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