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位置，才能捍卫它，这是基本原则。因此：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一起来的？是麻烦。多莉小姐和她的朋友们，他们惹上了麻烦。你，莱利，我们俩都有麻烦。我们属于这间树屋，不然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在法官信心十足的话音中，多莉渐渐平静下来；他说：“今天，当我跟着警长那一群人出发的时候，我是这样一个人，认定自己的生命会无声无息度过，无人交流，去无痕迹。现在我认为我不至于这么不幸。多莉小姐，有多久了？五十，六十年？我认识你已经这么多年了，当初你还是个拘谨害羞爱脸红的孩子，坐在父亲的车上进城——从来不从车上下来，因为你不想让我们城里的孩子看见你没有穿鞋。”
“她们有鞋穿，多莉和那个人，”凯瑟琳嘟囔着，“是我没有鞋穿。”
“这么多年来我认识你，却从来不了解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了解你是这样的人：你是个灵性的人，异教徒……”
“异教徒？”多莉显得有点警觉，却饶有兴趣等他说下去。
“总之，你是个有灵性的人，单凭眼睛看不透的人。灵性的人接受生活的安排，承认差异——结果就老是惹麻烦。至于我，我从来就不该当法官；我做法官，经常会站错立场：法律不认可差异。你们还记得老卡普尔吗？那个打鱼的，从前在河上有个船屋？他被赶出城去——因为想跟那个可怜的有色人种姑娘结婚，我想那姑娘现在是给鲍斯顿太太干活呢。你知道她爱卡普尔，我从前去钓鱼的时候常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很幸福；她对于卡普尔的意义，我生命中没有哪一个人可比。世上唯一的那个人——对他毫无保留的那个人。但是，如果他成功跟那个姑娘结了婚，警长就有责任去逮捕他，我的责任就是要审判他。有时我不禁想象，所有那些被我宣判有罪的人，把真正的罪恶感传给了我。我之所以想要在有生之年有一次可以站对立场，部分原因正是如此。”
“这次你就站对了。那个人和犹太人……”
“嘘，”多莉说。
“世上唯一的那个人，”莱利重复着法官的话，带着些疑问的语气。
“我是说，”法官解释道，“一个你可以无话不谈的人。我想往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很傻？但是啊，我们费尽心力，彼此隐瞒，怕暴露自己。可如今我们就在这里袒露无余，五个傻瓜，待在树上。如果我们懂得利用，那这就是个天赐的好运气：再也无须担忧我们表面的形象——尽管去探究我们到底是谁。如果我们知道，没人能令我们改变初衷；我们的朋友是出于对自己的不确定，才会合谋否认差异的存在。过去，我渐渐妥协，把自己交付给陌生人——萍水相逢，擦肩而过就消失不见的人们。这些人加在一起，也许就是世上唯一的那个人——只不过他有十几张不同的面孔，走在上百条不同的街道上。这是我的好机会，让我找到那个人——就是你，多莉小姐，莱利，你们大家。”
凯瑟琳说，“我可不是什么十几张面孔的人：告诉你，”多莉听了有点恼火，对她说，如果不能好好说话，客客气气的，还不如去睡觉。“可是，法官啊，”多莉说，“我不知道你是希望我们彼此倾诉些什么？秘密吗？”她怯怯地问。
“秘密，不，不。”法官划亮一根火柴，重新点燃了蜡烛；烛光映亮了他的脸，表情出人意外地十分悲切：我们得帮他，他在哀求。“说起这样的夜里，没有月亮。说些什么也都不要紧，只要说的人怀着信任感，听的人怀着同情心就行。我的妻子艾琳，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们本可以无话不说，可是，唉，我们毫无结合之处，没有可能相交。她在我怀中离世，最后我说，你幸福吗？艾琳？我有没有让你幸福？幸福，幸福，幸福，这就是她最后的话，模棱两可。我一直没明白，她到底是表示肯定，还是仅仅在重复我的话？如果我一向真的了解她，我就应该知道答案。我的儿子，我享受不到他们的尊重：我一直希望，与其说是作为父亲，不如说作为一个人，得到他们的尊重。不幸的是，他们认为他们掌握着我见不得人的秘密。我这就告诉你们是什么事。”他锐利的目光映照着烛火，一个一个扫过我们，仿佛察看我们是否专注，值得信赖。“五年，近六年以前，我坐在火车上，有个孩子将一本儿童杂志落在我的位子上，我拿起来翻看，无意中看到封底上有些孩子为了征集笔友公布的邮寄地址。有个阿拉斯加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叫海瑟·富尔斯。我给她寄了张明信片；看在上帝分上，这样做看起来没有坏作用，又很愉快。她立刻回信，那封信令我很惊讶。信里非常聪慧地讲述了阿拉斯加的生活——她对父亲的牧羊农场，还有北极光的描述引人入胜。她十三岁，还附带了一张本人照片给我——不漂亮，但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又好心的孩子。我从旧相册里翻出一张自己十五岁去钓鱼时拍的一张柯达快照——在户外，晒着太阳，手里拎着一条鳟鱼：照片看起来还比较新。我给她写信，假装自己就是那个男孩，跟她讲我圣诞节收到了一杆枪，说我家的狗生了宝宝，我们给小狗起了名字，还描述了一场来镇上表演的帐篷歌舞秀。再一次长大成人，有个心上人在阿拉斯加——对于我这么一个独坐家中听着钟表嘀嗒声的老人来说，很有趣。后来，她写信告诉我说她爱上了一个相熟的小伙子，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嫉妒，就像年轻人一样；但我们仍然是朋友：两年前，我告诉她说我在准备去读司法学校时，她给我寄来一个小金块——会给我带来好运，她说。”他从衣袋里掏出来，拿给我们看：那姑娘仿佛近在眼前，海瑟·富尔斯，仿佛他手心里捧着的这件温柔明亮的礼物，是她心灵的一部分。
“他们认为这很丢人吗？”多莉说，三分义愤七分恼火。“就因为你跟一个远在阿拉斯加的孤独小孩做朋友，陪伴她？那里总是下雪。”
库尔法官合上手，将金块握在掌心里。“他们倒也没跟我提过。但我听到过他们夜里讲话，我的儿子和媳妇们：讨论该拿我怎么办。当然，他们偷看过我的信。我信不过给抽屉上锁——一个人，在至少曾经属于自己的家里，没了钥匙都不能生活，我觉得很荒唐。他们认为这些说明……”他敲了敲自己的头部。
“我曾经收过一封信，柯林，宝贝儿，给我来一杯，”凯瑟琳伸手指指酒瓶，说道。“没错，我曾经收到过一封信，现在还收着呢，保存了二十年，一直捉摸到底是谁写的。信上说你好凯瑟琳，快来迈阿密跟我结婚吧，爱你的比尔。”
“凯瑟琳，有人跟你求婚——你竟然从来没跟我提过一个字？”
凯瑟琳耸耸肩。“哎，多莉心肝儿，法官怎么说来着？对谁也不可能说出一切。再说，我认识好几个叫比尔的——没一个我想嫁。我一直费劲捉摸的是，到底是哪一个比尔写的这封信？我很想知道，因为这是我唯一收到过的一封信。可能是给我家房子盖屋顶的那个比尔；当然，等到屋顶盖好的时候——我的老天啊，我都老了，很久不去想这些事儿啦。还有一个比尔来犁花园的土地，那是1913年春天；那家伙地犁得可直了。还有一个搭鸡窝的比尔：走了，去普尔曼工作了；可能就是他给我写的信。也许比尔——哎，不对，他名叫弗雷德——柯林，宝贝儿，这酒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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